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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范珲想好了该如何劝说莫言的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旧居。作为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的管委会主任,范珲对说服莫言家人很有信心。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
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关。
高密的“腰杆”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言老师获奖干一杯”。这段日子,在他看来,早上高密人走在大街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的出租车司机,也喜欢和记者谈起莫言。一名出租车司机迅速地背出莫言家几门几号,得意地说“他和我同学的老婆是一个村的”。出租车上的电台不时有人询问莫言旧居怎么走。
在新华书店,莫言的小说专柜空了。小书店贴出了预订莫言书籍的牌子。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因为最后一页有莫言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架的显著位置。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地被提及。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挺直了,俺是高密的”。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说,以后描述高密的地理位置时,再也不用说是紧邻青岛,是青岛的后花园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莫言家的萝卜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老屋所在地平安庄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了金色。
莫言旧居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土胚屋,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排队照相。
莫言的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八歪。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站在一边,脸上看不出表情。院子的墙缺了一角。有人拿出相机合影,“这是历史”。等管谟欣离开,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拿着萝卜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2010年就被管委会纳入修复计划。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又不喜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这件事情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五十万元对旧居进行整修的规划。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来研究旅游线路。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政府的吧”。
分一杯羹
与萝卜相比,很多人在诺贝尔效应里想得到更多。
莫言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发布会所在酒店费尽心思,把会场上莫言身后的酒店标志放得尽量低,想让电视媒体在播放莫言采访时,能露出酒店标志。
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天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表示想被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研究会已有35个理事。毛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毛维杰还表示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建文学馆。
10月15日,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地。他向同行的人比划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挂不下了”。他还强调了一句,“迁走也不怕,牌子要跟着走”。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影响。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白棉花”等。冯涛还请来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他准备明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上200亩弯头高粱。
在高密,“只有我这里能看到成片的高粱”。
“万亩红高粱”计划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得多。
10月15日,管委会拿出了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范珲也担心收益,尤其是万亩红高粱。
在高密,农民不愿再种红高粱。现在要种一万亩的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方式,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但是,他还是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他认为莫言的家乡必然会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在建设定位甚至应该高于高密,“不能坏了中国的形象”。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0月11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山水,一马平川,很难吸引大量游客。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10月15日,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让网友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这些选中的场景会成为旅游局招商引资的资源。他希望有企业家投资,如果能建成影视城是最好的结果。
要想拍莫言的电影,肯定要到高密取景。而且,“莫言还在创作高峰期”,王剑智认为电影公司关注莫言,也是投资商的利好。
对于旅游线路,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察。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他想好了几个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他说,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了旅游两个字。在策划会上,潍坊市的一位领导提出,文化太静态了,加了旅游,让人流动起来,才会有经济收益。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认为,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莫言的文化产业。“借着热乎劲儿,引来世界级别的文化投资,突破几亿。”文化界的讨论会上,一个人说着,手在空中有力地画了一道弧线。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喧嚣下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莫言所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他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村里人都知道,莫言得的奖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奖了”。
《蛙》的主人公原型是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她也只是平静地坐在家里。她说作家不容易,她的故事是骨头,莫言还要写肉,虚构是难免的。她为侄子高兴,却不愿意去打扰他,一个电话也没打。“自己家人不给自己家人添麻烦”。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他好用”。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他很难拒绝。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要记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如果开车,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得了诺奖之后,莫言说自己压力很大,忧虑重重。他希望一切能尽早平息,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
范珲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在莫言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高密当地的农民已不种红高粱。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早已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莫言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珲说,“钱从哪里来?”
不过,他说自己丝毫不会犹豫,“赔本也要种”。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关。
高密的“腰杆”
高密酒桌上有了一条新规矩。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说,最近高密人在一起聚会。第一杯酒,肯定是“先为莫言老师获奖干一杯”。这段日子,在他看来,早上高密人走在大街上,精神头都不一样,“带劲”。
高密的出租车司机,也喜欢和记者谈起莫言。一名出租车司机迅速地背出莫言家几门几号,得意地说“他和我同学的老婆是一个村的”。出租车上的电台不时有人询问莫言旧居怎么走。
在新华书店,莫言的小说专柜空了。小书店贴出了预订莫言书籍的牌子。一本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因为最后一页有莫言的照片被放在了书架的显著位置。
高密大街上挂了很多祝贺莫言获奖的横幅,文化馆的一条横幅颇有意味,“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
在高密,“中国”和“世界”这两天不断地被提及。在莫言获奖的文化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淡化潍坊高密,多说“中国高密”。
以前出省不好意思说是高密的,“以后大大方方的,腰杆挺直了,俺是高密的”。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说,以后描述高密的地理位置时,再也不用说是紧邻青岛,是青岛的后花园了。
高密诗人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
莫言家的萝卜
“圣地”的中心是莫言家的老屋。
老屋所在地平安庄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了金色。
莫言旧居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土胚屋,五间房,狭小,逼仄,堆满了灰尘和杂物。一拨拨的人进来,转不开时会默契地排队照相。
莫言的院子里种了一行胡萝卜,被踩得七倒八歪。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站在一边,脸上看不出表情。院子的墙缺了一角。有人拿出相机合影,“这是历史”。等管谟欣离开,一个游客从地里挖出一根萝卜,塞在衣服里。出了门,拿着萝卜向村民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这个院落在2010年就被管委会纳入修复计划。莫言的父亲管贻范担心打扰村民,又不喜张扬,给莫言打了电话。这件事情就此搁置。
到如今,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
管委会提交了投资五十万元对旧居进行整修的规划。山东省旅游局派了专家来研究旅游线路。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说,“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管谟欣对于修缮的事不愿再表态,这几天他总是显得很疲惫,“听政府的吧”。
分一杯羹
与萝卜相比,很多人在诺贝尔效应里想得到更多。
莫言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发布会所在酒店费尽心思,把会场上莫言身后的酒店标志放得尽量低,想让电视媒体在播放莫言采访时,能露出酒店标志。
馆长毛维杰的手机这几天几乎被打爆。不断有人表示想被列为莫言研究会的理事。研究会已有35个理事。毛维杰显得很为难。“门槛一定要提高”。毛维杰还表示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建文学馆。
10月15日,东营一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来到莫言文学馆,要求建一个实习基地。他向同行的人比划着,“牌子要挂在这里,要快,不然以后就挂不下了”。他还强调了一句,“迁走也不怕,牌子要跟着走”。
高密当地的一些文化人士很担心外来者抢占莫言的资源。文化界人士李章合看到胶州电视台强调莫言是喝胶河水长大的,受胶河文化影响。他有些着急,“胶州都能把莫言往他们那里拉”,高密更不能落后。
商人在这方面总是能得风气之先。
高密最大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冯涛决定将农家乐改名为“红高粱庄园”。饭店里的包间名称均与莫言小说有关,比如“红高粱”、“白棉花”等。冯涛还请来了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指导如何种植高粱。他准备明年春天和周围的老百姓进行股份合作,种上200亩弯头高粱。
在高密,“只有我这里能看到成片的高粱”。
“万亩红高粱”计划
冯涛错了。
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委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他们的蓝图显得波澜壮阔得多。
10月15日,管委会拿出了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这是一个需要投资6.7亿元的项目,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会种植万亩红高粱。
他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项目,再加上社会资金的投入,“三年一定能建成”。范珲也担心收益,尤其是万亩红高粱。
在高密,农民不愿再种红高粱。现在要种一万亩的红高粱,只能采取每亩地补贴一千块钱的方式,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范珲也很明确地表示,“一时半会儿很难赚回来”。但是,他还是期待着政府同意这个项目。
他认为莫言的家乡必然会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中国对外形象的窗口。在建设定位甚至应该高于高密,“不能坏了中国的形象”。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10月11日,杨连才被街头的鞭炮声惊醒了。知道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经营旅行社的他激动得再也睡不着了。
高密不是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没有山水,一马平川,很难吸引大量游客。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说,现在高密旅行社都在跃跃欲试,只是不知道如何参与。“就等政府的消息了”。
10月15日,高密市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让网友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这些选中的场景会成为旅游局招商引资的资源。他希望有企业家投资,如果能建成影视城是最好的结果。
要想拍莫言的电影,肯定要到高密取景。而且,“莫言还在创作高峰期”,王剑智认为电影公司关注莫言,也是投资商的利好。
对于旅游线路,他说,已经有专家进行了考察。高密市旅游局也根据莫言的旧居在设计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
他想好了几个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他说,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下,“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在高密已举行过两次的红高粱文化节加上了旅游两个字。在策划会上,潍坊市的一位领导提出,文化太静态了,加了旅游,让人流动起来,才会有经济收益。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高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局长邵春生认为,从此文化旅游节将成为高密的文化品牌。有了莫言,邵春生说,这个县级文化节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他希望有投资商能来建设莫言的文化产业。“借着热乎劲儿,引来世界级别的文化投资,突破几亿。”文化界的讨论会上,一个人说着,手在空中有力地画了一道弧线。
莫言说,希望不要太张扬,“搞大了让人家笑话”。
喧嚣下的平静
相对于政府的兴奋,莫言所在的平安庄的村民要平静得多。
很少有人看过莫言的书。他们只知道莫言写了自己的村庄。村里人都知道,莫言得的奖是最大的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奖了”。
《蛙》的主人公原型是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她也只是平静地坐在家里。她说作家不容易,她的故事是骨头,莫言还要写肉,虚构是难免的。她为侄子高兴,却不愿意去打扰他,一个电话也没打。“自己家人不给自己家人添麻烦”。
莫言为人随和,有人甚至说,“他好用”。什么事情,只要求到他,他很难拒绝。莫言的家人也是如此。他们接待一批一批的记者,尽力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只要记者离开,他们一定会送到门口。如果开车,送出门的人一定会站在那里,不停地招手,直到车开走。
得了诺奖之后,莫言说自己压力很大,忧虑重重。他希望一切能尽早平息,可以尽快进入创作的状态。
莫言曾经对邵春生说,自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
他喜欢高密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