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先生是我国电子技术学科的奠基人，是著名的电子学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一生中在业务上受教最多、受惠最大的恩师。2020年适逢童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一个跟随先生二十多年的学生，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先生的生平志业，以表纪念。
　　童先生的一生都和书有关：读书、教书、写书。童先生本人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充满学问和正气的书，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智慧、灵感和力量。

一

　　1946年童先生结束了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涯，开始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教书。两年后又远涉重洋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再次读书，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局严格限制旅美中国科技人员回国。童先生的博士论文涉及军工机密，而且他了解贝尔实验室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他的回返更是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先生满腔家国情怀，心意已决。他放弃种种优厚待遇，拒绝加入美国国籍，拒绝美国空军基地有关导弹研究的聘请。他不理睬校方的训斥，不顾忌移民局的威胁，不在乎联邦调查局不止一次的谈话和要求定期到有关部门报告行踪的监管措施。先生的一身浩然之气、铮铮铁骨，日月可鉴。所幸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留美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开展了大量外交工作，先生终于获得机会，于1955年6月踏上了日夜思念的故土，重返清华教书。

　　中國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亟待打开通向先进科技的大门。童先生深感科教兴国的紧迫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一回来，便在清华-中科院联合举办的我国最早的自动控制讲学班大显身手，同时立即着手创建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此后整整五十年，先生心无旁骛地在电子信息与自动化领域辛勤耕耘，担负起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之责。
　　童先生对全国电子技术课程的引领作用首先是通过写书实现的。先生认为，教材是课程内容的载体，课程内容体系的确立和改革最终都要由教材来体现，因此教材是课程之本。一定要把教材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课程体系改革的抓手、动力和标志。
　　先生写的书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掌控教学改革节奏。每当电子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先生总是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求新的进取精神，迅速写出新教材，反映前沿知识，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四种配套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结束了当时只有苏联教材的历史，并且建立了整流-放大-振荡-脉冲的新课程体系。70年代初，面对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重大变化，他和几位老师一起编著了《晶体管电路》及《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解决了我国电子工业起步时面临的燃眉之急。当集成电路兴起，分立的晶体管器件被淘汰，他又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及时主编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组织编写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为国内高校领路。当集成电路从小规模上升到大规模/超大规模的新台阶时，他又于1987年和2000年两次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启发性。童先生这些不断问世的新书，携带了电子科技发展的印记，留下了先生学术创新的足迹，也记录了我国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历史。
　　记得童先生说：“‘文革’结束了，我们不能把书架上的书拿下来掸掸土接着用，要赶紧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给学生最新的教材、最好的课程。”先生“掸掸土”的形象说法，让我们理解了他的思想，也感受到了他行胜于言、勤勉敬业的作风。那些年，我们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四楼阅览室看到先生的身影，他广泛阅读国外最新期刊，孜孜不倦地研究技术发展动向，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潜心推进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即使在年过八旬且视力衰退之时，他仍凭借娴熟自如的英语，高度关注着发达国家的最新资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系统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电子技术发展史，高屋建瓴地思考和总结其内在规律。和童先生相比，我们这些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教学的后人，无论是学术高度还是科学精神都难以望其项背。童先生是一座至今还没有被同领域后来者逾越的高峰。
　　先生写的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类多，数量大。先生亲自主编的教材达12套，19本，800余万字。先生还组织指导其他教师编写教材、专著和翻译国外教材十余套，编写校内讲义十余种。由于这些教材都是国内最高水平，而且每每填补空白，满足急需，故犹如雪中之炭、久旱之雨，深受各高校和广大读者欢迎，因此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先生有多本教材的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其中《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还创下了国内同类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种教材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在先生统一的顶层设计之下互相配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它们中有关于基础理论的，也有关于实验技术的，还有关于课程设计的；有基本的教科书，也有对应的习题解答，还有全国试题汇编；有本科层次的各类教材，也有适用于研究生的《现代电子学及应用》和《电子电路故障诊断理论基础》等。如果没有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如果没有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构建这样的一个教材体系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都夸赞先生是高产作家，其实我更愿意称颂先生是一位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艺术大师。他写书从不粗制滥造，而是精益求精，极为严谨。每个章节，每个段落，每句话语，每个用词，他都反复推敲，力求准确，一丝不苟。就像在不断“迭代”，直到满足条件、逼近理想目标为止。先生常说：“写书写文章难免有错漏，检查改错就像‘捉虱子’。查改了一次两次以为不会有错了，可是实际上会发现还有问题，所以要不厌其烦，严谨仔细。”我想，这不就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传世名句“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中道出的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刻苦用心的经验之谈吗？先生的精心，造就了著作的精致，也就使之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 　　童先生不仅对我如此，对教研组其他中青年老师也都是尽力扶持，帮助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先生指导别人写了论文或完成了科研课题，常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甚至干脆不署名；先生写书时会拆分章节让年轻人上阵，让大家都得到锻炼，大家都有功劳。但为确保书稿质量和文风统一，他最后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全部稿件，甚至几乎重写。他就是这样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子，甘当小字辈的坚强后盾，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奇峰突起。

四

　　童先生的为人为学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他自身真的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教科书。这次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我们重读先生这本书，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和认识：
　　我们读懂了，“童诗白”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代表着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着一种高尚的精神情操和道德风范。我们读到先生的言行举止，看到的是恢弘的清华精神和中华文化的根脉。我们读到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做法，看到的是教育的根本和未来的方向。先生是大师，是脊梁，是表率，先生的著述与思想都将作为宝贵财富而载入史册。
　　我们读懂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要想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就要像童先生那样自强不息。先生做事，目标明确，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先生的精神还表现在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又“无问西东”，虚心学习别国长处。
　　我们读懂了，在团队中要学会与人相处，做人要像童先生那样厚德载物。先生谦逊良善，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助人为乐，处处以身作则。在先生的团队里，长者提携后辈，青年尊敬前辈。事实告诉我们，教学科研工作要想健康发展，一靠领军人物，二靠和谐团队。
　　我们读懂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教育教学的热爱、忠诚与坚守，是对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脚踏实地，无怨无悔。用内心宁静抵御外界喧嚣，用聪明才智把握教育规律，用辛勤汗水收获桃李满园。
　　我们读懂了，从事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要做好讀书、教书、写书三件大事。读书是终身的，停止了阅读就停止了进步。教书是一门艺术，在讲台上达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引人入胜的三个境界需要台下的扎实功夫。教书有一件要务，即必须和科研融合，这是“核心价值”，需要加倍努力和付出。写书是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与提炼，它基于历史的积淀，反映当今的水平，培养未来的栋梁。写书就要学习童先生，尊重科学，坚持思考，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及时跟进新科技，永不止步求完美。

　　在纪念童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健在的童师母——郑敏老师，2020年7月18日她也过了100周岁生日。郑老师集诗人、哲学家、教授、歌唱家于一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闻名于诗坛，是“九叶派”诗人中如今唯一在世的一叶，被誉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常青树”。郑老师的成就斐然可观，同时她扶助了童先生一生。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童先生的“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多年来，郑老师对我们这些童先生身边的学生和教师一直十分关爱。每次和郑老师聊天，我们总能增长知识。有一次她聊起结构和解构的关系，既有诗人的激情和独特视角，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和逻辑思辨，令我这个理工学子茅塞顿开。郑老师现在身体很好，头脑清晰，她的女儿童蔚告诉我，她如今完全活在诗意的境界里。她时常会大声呼唤“诗白”，问“诗白哪儿去了”，并不显得烦躁，而是流露出一种对最亲近、最理解的人的惦念。日前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高秀芹副院长发文说，“郑敏先生百岁，声音还那么好听”，“诗人生命之树长青”！我不由得想起郑老师那首广为流传的诗作——《金黄的稻束》，耳边传来了她仍然年轻却发人深思的声音：“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愿童先生和郑老师的坚实厚重的金色稻穗也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延续在和他们有过接触以及无数没有接触过的人中间而得以永恒。
　　最后，我谨用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词句敬献给童先生以作纪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想说，童先生的品格和修养像云山一样高耸，令人景仰；童先生的学问和智慧如江水一般涌流，恩泽久长。童先生的英名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心房。（本文为《童诗白先生纪念文选》序言，发表时有删改）
　　（摘自2020年9月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