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的收贿、索贿风暴，不仅在国民党中央层面引发了党主席马英九的领导危机，在基层高雄还严重冲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政治结构，林益世身后的高雄“红派”势力更可能就此崩解。
　　
　　2007年11月，林益世骑着小绵羊机车，载着当时首度参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马英九沿街拜票。
　　地方势力划分
　　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推行地方自治，从县市至村里均实施开放性的自由竞选，也因此在台湾社会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派系的政治生态。这些派系参与地方选举，瓜分地方资源，从立法机构、县市、乡镇市到村里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结合成了一张绵密的利益共生的选举和政经网络。
　　林益世身后的“红派”即是高雄地方势力中重要的一股，另外两股是白派和黑派。从政治立场上来看，红派、白派同属于蓝营，但互相之间从来是竞争关系。由余氏家族领导的黑派则属于绿营。林益世落马前被认为是高雄“红派”少主，因为红派的前任掌门人是其父前省“议员”林仙保。
　　四十几年来，同属蓝营的红白两派在大小选举上互不相让，最终让立场渐渐转向绿营的黑派得了利。1985年起，以余登发家族为主的“黑派”持续执政，最后两届县长由民进党杨秋兴（当时是黑派候选人，现为无党籍）接棒，绿营稳坐高雄县执政版图。近10多年，民进党在大高雄（高雄县和高雄市，二者在2010年12月正式合并）执政，原来高雄市的国民党派系渐渐没落，昔日大家族多淡出政界，同乡会则部分向民进党倾斜。
　　白派现在的领袖是现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白派自前高雄县长林渊源（黑派创始人余登发的远亲）到现任“立法院长”王金平，精神与实质“派主”明确，派系凝聚力比各立山头的红派强。
　　林益世当选“立委”并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之际，原是红派最被看好的派主。在派系实力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林益世被其父寄予厚望。岛内传言林益世的扶摇直上，也得益于马英九制衡王金平的考虑，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今年“立委”选举林益世输给民进党新人邱志伟，仍被马英九重用，招揽至“行政院”做秘书长。高雄政坛人士说，林益世 虽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但从未放弃参政的打算，父亲林仙保还将林益世凤山的服务处重新装潢，广邀地方人士到服务处泡茶，颇有再战的味道。
　　现在林益世涉贪，马英九已经明确表态做出切割，过去拉拔红派青壮辈的国民党内高层，很可能自此离高雄地方派系更远。而对高雄白派来说，马英九眼下遭遇严重信任危机，民调支持度甚至比贪腐案爆发时的陈水扁还低，王金平领导的白派极有可能发展壮大。
　　诞生于首次县长选举
　　追溯过去，高雄的红派、白派和黑派势力诞生于1951年原高雄县的第一届县长的激烈选举竞争。当时，国民党提名的洪荣华支持者以洪的同音“红”为标志，助选员一律戴上红帽；非国民党的陈新安，戴白帽以区分双方阵营，由此形成高雄县红派与白派两个不同政治势力，洪荣华与陈新安分别成为红派与白派两个派系的创立者。在地方具有很高社会声望，当时高雄区水利会的主任委员余登发凝聚一批非国民党人士组成第三势力，被称为“黑派”。其实最初的候选人有四位，还有一位是吴崇雄。在第一次投票选举中，因四人得票数均未过半数，无人当选。第二次投票，由得票较高的国民党籍的洪荣华与非国民党的陈新安复选，洪荣华以2000多票的优势当选，揭开了红派在地方的发展史。
　　在第二届县长选举中，陈新安在竞争中当选，并形成一股势力，白派开始发展。在第三届县长选举中，国民党则提名诗人陈皆兴与在野的余登发竞争，并意外获得成功，但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有人将其归为红派。
　　白派第二任领导人为林渊源，曾任第六、第七届高雄县长，是地方政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在1994年宋楚瑜参选省长与1996年李登辉参选台湾领导人时，他均出任国民党高雄县竞选总部主任委员。在1997年开始的“冻省”与反“冻省”较量中，林渊源支持省长宋楚瑜，与国民党主流派的关系渐行渐远，后来成为亲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白派属于泛蓝阵营，内部并不是全部支持国民党。目前的领导者王金平与各政党势力均保持良好关系，在高雄县影响重大。
　　在第四届县长选举中，黑派的余登发当选县长，由此揭开了黑派余家的政治发展史。余氏家族自称“黑派只是一种选举符号，只是权力组织”。从第一代余登发到第二代余陈月瑛（余家儿媳），到第三代余政宪、余政道等，纵横台湾高雄县政坛几十年，成为一支庞大的地方势力。余登发步入政界，从事政治选举的经费主要就是靠出卖土地获取现金与支持。余登发还出钱支持朋友选举。在几十年间，余登发先后卖掉80多甲土地用于政治选举，从此也获得大批支持者。余登发虽是反国民党的势力，却主张统一，反对分裂。
　　除了余氏族人，黑派现在风头最劲的是有“黑派新教父”之称的李清福。在大高雄市长陈菊的鼎力支持下，曾经因贪腐渎职做过6年牢的李清福日前终于在民进党权力核心中常委改组中占据一个席位。李清福被许多高雄县民代称为“干爹”，地方人脉势力雄厚，是陈菊寻求连任大高雄市长必须借助的力量。陈菊原想推举的是余政宪，但因其去年由于南港案二审被重判2年6月徒刑而作罢。
　　总体而言，在14届高雄县长选举中，红派当选3届，白派当选4届，黑派当选7届。红派长期掌控水利会系统，但主掌的乡镇市与农会较少，白派在农会系统及乡镇市长、民意代表人数较具优势。黑派区域性独占经济主要是高雄县旗山镇农会，主要投资经营当地教育产业、牧场、旅馆及土地买卖等。
　　催生潜规则
　　马英九从2008年上任至今，一直试图弱化地方派系影响，但收效甚微，无论蓝绿，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在台湾政治舞台上，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现如今，虽然派系影响力不像李登辉时期那样登峰造极，仍有不少派系人物到“中央”做官，而派系势力就成为滋养成就他们的根基。而这些人与地方派系之间的“利益输送”，也几乎成为台湾政坛的“潜规则”。
　　因此，林益世案爆发后，岛内有一种声音，认为林的地方派系背景，或许是造成他涉贪的重要原因。有人说，没有与地方势力间的利益交换，林益世压根混不下去，更遑论替蓝营开疆拓土，直指岛内政治的潜规则。
　　身为“红派”的指标性人物，林益世不可避免地要为手下一票人马 “谋生计”。自从他选择成为 “红派少主”，似乎就注定了走上这样一条路。尽管王金平也有着“白派”的背景，但其政治资源已基本不从派系汲取，而来自于全台声望的累积。相比之下，林益世的历练远远不及王金平，尤其是今年“立委”连任失败之后，若非得到马英九赏识，可能就要面临“失业”。为了保住后路，林益世不可能舍弃他的派系背景。作为一名出身基层的官员，要养很多“抬轿的人”，林益世自然需要很多钱。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周志杰指出，这些贪污下的巨款，与其说是“自肥”，不如说是在投资自己未来的政治生命。只是林益世所选的方法太过拙劣，最后才会落得“吃相难看、狼狈下台”的下场。而“揭弊天王”邱毅说得更加直接，所谓经营地方，在高雄而言就是同流合污、利益交换。
　　林案缘于公营企业改制失败
　　林益世所涉及的索贿案源自于“中钢”庞大的“衍生性利益”。“中钢”是岛内唯一具有高炉炼钢厂和轧钢一贯作业的大厂，一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元（新台币，下同），而旗下20家子公司的年营业额，合计更高达4000多亿元。由于“中钢”亦公亦私、不公不私、时公时私的模糊定位，使得林益世以及传闻中的台当局高层及地方民代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
　　台当局自1989年起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中钢”在1995年4月份，将当局持股比率降至5成以下，目前，“经济部”加上劳保基金等持股比率约22%；因此，技术上来说，“中钢”已不算公营企业，目前经营团队具有专业背景，并非全然可说是政治酬庸。但的确有很多人认为，像“中钢”这种“带着公营性质”的所谓民营企业，存在着诸多管理上的灰色角落，以致有心人可以利用牟利。
　　为提升经营效率，台当局持续推动公营事业民营化，但公营事业不只是一般将本求利的企业，除了经营绩效，公营事业还兼具稳定社会、执行政策等任务；在考虑人民的利益的政策需求下，不计成本提供偏远地区油、水和电的便利，使之享有基本设施服务；此外，还须照顾特定消费者，例如对农渔业的补贴、军人及眷属的补贴、老人的补贴等等，也因此，部分公营事业很难“彻底”民营化；多年来，“中钢”在民营化的过程中，也招致“不可走台积电模式”的批评，意思是当局股份不可全数或者绝大部分卖出，如台积电一般，因为如此一来，当局完全管不到；而许多人也担心民营化可能变相成为财团化，因此不赞成当局全然放手。
　　矛盾的是，外界又常认为“公营”是这些事业效率不彰的主因，强烈要求将公营、公用事业民营化。例如在油电涨价引发民怨后，各界要求“中油”、台电民营化的声浪不断，台当局经济部门日前决定比照“中钢”与中华电信的模式，将“中油”民营化，并于2014年之前送“立法院”审议。
　　然而，中华电信在释股过程中的种种纷扰，外界应记忆犹新，而“中钢”因林益世弊案让这类事业体在人事任命与采购招标过程中，可能埋下的“官商勾结”地雷浮出台面；因此，公营事业到底要民营化到何种程度，诸多民营化之后的公营事业是否存在着“民营为皮、公营为骨”的现象，是目前台湾社会所高度关切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