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出于对东方财富、制度、器物和文化的向往，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亚洲为书写对象的游记、访谈和回忆录。当然，由于种种限制，这些作品的作者多为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由于创作主体的非专业性，其缺少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意味，加之创作主体因行迹和视野的受限，这些作品也未能如实反映东方世界的真实，对东方俗世生活的描写多停留在“西洋镜里看中国”的程度。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窥探神秘东方的窗口，让被中世纪宗教权威浸润过的西方大众得以了解东方世界的丰富多彩，从而成功开启了西方知识界历史悠久的“东方叙事”。在这些“东方叙事”中，“中国叙事”是一个占据了大量篇幅且耐人寻味的重要单元，这种叙事从地理大发现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形成了以作家、记者为核心的创作群体，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视角创作了种类繁多的“中国形象”，从不同角度拓展了“中国形象”的描写方法，丰富了“中国形象”的复合内涵，构建了蕴藉深厚也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
　　按照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点，异国形象虽然是创作主体的个人艺术创造，但本质上是被社会集体想象物规训下的艺术置换，体现着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文化想象。异国形象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考察“写什么”，也要对创作意识加以分析，即“怎么写”，更在于对制约创作主体的社会总体文化的分析，即“为什么写”。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抗战时期来华人士创作的“中国形象”为样本，分析外来人士自身的文化认同对其跨文化书写立场的影响，探究个体跨文化书写背后的总体社会文化心理对创作的影响。
　　一、跨文化叙事的立场选择
　　异国形象是创作主体基于跨文化书写的结果，基于创作主体文化身份的影响，异国形象的书写往往能够反映潜藏于创作主体内心深层的文化认同。从这个角度看，对创作主体叙事立场的分析，能够更好理解跨文化身份对创作主体的叙事观念的影响以及在这种立场的影响下创作主体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从而揭示异国形象所蕴含的真实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文学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的艺术化呈现。因此，“中国形象”必然兼具个体和集体的双重性，从个体来看，创作主体必然结合自身经验、趣味、喜好展开其“中国形象”的文学实践，从集体来看，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必然成为影响其叙事立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人们从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考察不难发现这点。从14世纪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叙事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按照周宁教授的观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史大致可以为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个主要阶段。如果按照西方的启蒙立场，中国形象又可以分为美好中国和野蛮中国两个大的类型。前者以时间为序，后者以国民性为基点划分，从本质上看，两种划分属于同一类，都是基于跨文化视角下的价值判断。异国形象虽然以话语蕴藉的方式存在，但从来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更多体现为一种涉及文化立场的话语策略，是创作主体结合文化传统、现实环境而做出的自我选择，导致中国形象在美好和野蛮之间游移不定，最终呈现出多彩互补也相互龃龉的形态。
　　最初的中国形象出现在中世纪的末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作为物产富饶的他者形象出现。启蒙时代的中国形象是荣耀光彩的，由于西方知识分子自我启蒙和大众启蒙的双重现实需求，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被放大化和理想化，一度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推动社会改革、实现自我阶层跨越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更多扮演着激励西方自我启蒙、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导师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9世纪，完成精神启蒙的西方知识界开始从绝对自我出发对世界进行了非此即彼的刻板划分，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思维支配下，世界文化的类型被简单分为两类。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仅仅是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现代性。在西方话语主导的社会发展观和时间观中，东方悠久的历史经验不仅不是财富，相反是阻碍东方社会变革的历史包袱。从此以后，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世界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美好形象，东方的理想化、浪漫化、神秘化等因素一一被剥夺，失去了乌托邦的想象性美感，开始成为西方现代叙事中的落后他者和西方自由叙事中的野蛮他者。
　　从赞美到批判，西方的“中国叙事”的文化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基于利益考虑的必然结果。从启蒙开始，西方启蒙思想家逐步通过批判古代文艺去树立现代文艺的合法性，进而确立了现代生活优于古代生活的理念。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观念，达尔文通过考察生物的进化环节，强调了优胜劣汰的进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是线性发展的，落后的事物必然消失在历史中，强者才拥有在未来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这些观念确立了一种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认为古代世界代表着落后陈旧，现代生活蕴含着希望和可能。根据这种时间观念，每一个文化类型或国家都可以，也必须通过时间坐标来自我定位，方可在历史长河中实现自我确认，进而评判自身和异质文化的价值。显然，西方知识界只将现代性赋予了西方国家。黑格尔就认为东方国家不仅由于缺少绝对精神导致社会发展缓慢，还因为这种东方色彩浓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先天保守性而丧失了“真正的历史”。马嘎尔尼也强调了晚清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欧洲的格格不入。作为现代秩序他者的东方形象虽然被冠以“神秘”的称谓，但依然是作为西方审美的他者而存在的。况且，从进步史观看来，神秘往往源自费解和误解，和主流世界的疏远恰恰是产生神秘感的必要条件。
　　时间观念催生了空间观念。当西方知识界以现代性去确立自身文化的优先性，停滞、古老等词汇便成为东方国家的文化标签，空间也就具有了文化身份的意义。于是，在欧洲主导的启蒙叙事中，欧洲成为进步文明的同义词，野蛮的东方便成为西方式进步的对立面。孟德斯鸠强调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帝国，中国的原则是恐怖，既无君主制的荣誉，也无民主制的道德。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指出，亚洲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保守的经济方式禁锢了东方人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理性尚未成熟，专制主义必不可少”，他还强调中国人慣于用整洁的外表去掩饰内心的杂乱，圆滑世故、狡猾钻研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随着启蒙叙事的全球化，这种空间观念也被东方民族接受，成为东方民族“自我东方化”的重要诱因。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于是，即便没有东方行旅体验的西方作家，也毫不迟疑认为东方是野蛮人的国度。这种思维模式还是一种话语霸权，它在对不同民族进行文化区分的同时，也进行着西方优于东方的等级划分，这种划分为欧洲的殖民扩张做好了意识形态的准备。这样一来，西方和东方的矛盾被置换为文明和野蛮的矛盾，殖民活动的民族性和暴力性被刻意淡化，欧洲主导文化入侵也因此具有了合理性，一度被视为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文化改造。 　　二、抗战时期“中国叙事”的叙事立场变化
　　抗战时期，大量西方作家前往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布中国各地，这些作家最初停留在城市，之后将行迹拓展到乡村，对中国人情风物的深切体会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对中国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又促使他们视角下沉，选取平民立场切入中国底层社会，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去还原中国民众的真实生活，挖掘出了平凡生活的价值，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长期存在的对中国的想象性书写，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叙事”的创作模式，拓展了“中国形象”的深度和广度。
　　抗战时期的“中国叙事”的创新意义在于文化立场的变化。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充满着对中国诸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想象，这种立场决定了西方盛行的“中国叙事”注定难以表述中国的真相。由于西方知识界以启蒙视角展开“中国叙事”，因此这种文化立场一开始就是精英意识的直接表达。无论是孟德斯鸠还是黑格尔，他们对中国哲学、历史、道德的分析都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们还试图通过一种文化模式来界定中国文化类型。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西方知识界一味赞美东方的开明君主制度，却无视“孔教乌托邦”的虚幻。在审美现代性的语境中，中国又成为东方情调的象征，英国湖畔诗人柯尔律治在迷狂状态中创作的长诗《忽必烈汗》是此类作品的典范。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忽必烈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他们赞美启蒙思想，却难以抵御启蒙思想带来的革命浪潮。由于对现实革命感到厌倦及失望，他们不约而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或放逐肉身于乡村，或神游于东方文化，歌德的《一个西方人的东方诗集》正是有感于拿破仑时代的动荡而创作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叙事”是全新的。这种新首先体现在人员构成和立场选择方面。和18世纪、19世纪相比，20世纪初期来华的作家群体更为年轻化，因访问陕甘宁边区而名重一时的记者斯诺也刚满30岁。这些来自美国的记者受旧大陆文化影响较小，美国具有的拓荒文化让他们对未知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作为大航海时代的结果，拓荒探险似乎已经成为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对农耕文明的认同，又让他们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怀有好奇和善意，赛珍珠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除此之外，不少外國作家都有在中国长期定居漫游的经历，这为他们展开跨文化叙事提供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作家的创作生涯和现代西方的文化工业发展基本同步。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工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电影、广播、报纸为载体的文化工业为这些年轻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重要平台，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文化消费成为消费潮流的新趋势，创刊于1923年的《时代周刊》的读者定位就是为“忙人”提供周末的深度阅读。“忙人”指具有阅读深度报道能力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产生于城市，具有较好的消费能力和阅读能力。为了满足这些“忙人”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众多西方报社开始在世界各地派出签约记者，斯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起步的。借助外国人这一独特身份，外国记者获得了比中国本土记者更多的采访机会，政府高官、商业巨子、文化名人都成为他们采访的对象，新闻摄影的图像叙事也展示了更为丰富的中国，这无疑加速了双方的理解过程，《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便是这种沟通活动的最佳注脚。而急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正面形象的民国政府也对这些外国记者礼遇有加。加之对日态度的一致性，这些以欧美作家为主体的创作群体受到了民国政府的欢迎，中国社会各界给予他们的种种礼遇是这些外国记者在本国难以想象的。
　　当行旅体验替代文化想象，外国作家表述中国的立场终于开始转变，虽然这个转变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但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和现实中的中国形象终于同步，中国形象现代的一面被逐步发掘出来，成为了一种在场。现实的中国形象也得以借助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被世界了解。
　　（湖北文理学院文传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文理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培育基金“抗战来华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郑艳林（1981-），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