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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标志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开始，欧洲国家之间权利角逐和分配变革对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历史研究方法的视角，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前后的欧洲历史简要概过程中寻觅这段历史背后的国际关系概念。
关键词：历史研究方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一、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过去在政治。历史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学科重要研究方法，其与哲学等研究方法被称为传统研究方法，以区别于科学行为主义等研究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中得出普遍性在结论，从而总结、引伸出国际政治学在一些基本法则和规律。”①历史反应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串联起事物之间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是现实主义者眼中权力关系的记录者，通过对重要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回顾可以为当代国际研究提供教科书般的实践和理论内容。
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前的欧洲
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欧洲的世俗权威代替宗教权威并确立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原则，确立了维系欧洲和平的维斯特法利亚体系，而在此之前中世纪的欧洲在罗马帝国瓦解后经历了漫长宗教统治下的宗教权力与世俗化权力之争和新航线时代的到来使欧洲进入了国际关系新的历史。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废区中建立了东南、中、西三个文明区。在西部的欧洲因罗马帝国衰败而演变成为缺乏中央权威的多地区，其历史也进入相对黑暗时期。在这里出现了类似霍布斯所描述的丛林地区，没有中央集权政府，但西欧没有出现霍布斯所说的对抗，因为此时的该地区出现了一个最高机构——教会。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土地上出现了两个权力机构，一个是宗教权力下的主教，另一个是封建领主。这些源于天主教的宗教权威集中于罗马，分散于遍布各地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是其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的权力大于了本应与其处于平行地位的各地领土分封主。教会拥有高于分封主的权力并努力追求普世的价值观，但是教会独大的权力也在面临各地分封主和各国皇帝的挑战，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法兰克人领袖查理曼大帝在权力斗争中得到教皇肯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大帝则以为教皇提供保护作为回报，这只是中世纪西欧在世俗化和宗教化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缩影。宗教追求的普世化的权力在地域国家众多和语言差异，特别是交通还尚不方便的欧洲很难实现，以至文艺复兴代表人但丁就曾在其《帝制论》中提出教会应该从其政治生活中严格区分出来。②商贸活动为西欧社会关系带来变革，伴随着水磨和风车坊等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这些有利的因素都推动了各地商贸的发展，原来不经常联系的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在商贸交往中产生了为保证商贸活动顺利开展的共同公约以及一些交往的外交惯例，甚至在一些贸易集中地出现类似大使馆常设机构，通过派遣的领事处理商贸纠纷等。值得一提的是跨地区商人团体的不仅在经贸活动中为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还促进了地区文化交流，是很多思想先进并不愿意受到基督教桎楛的文人开始寻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作为精神依托，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代表作《君主论》中突出国家利益的作用，指出不存在指导领导人行为的普世性道德，他们必须按照国家利益行事，不用对任何道德规则负责。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性和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性之间的分歧就这样得到了明确的划分③。欧洲商贸的发展推动资本家为寻求新市场和原材料进行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航海探险，从1492年哥伦布进开始航海发现美洲，欧洲的航海改变了发现地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权力冲突的阵痛，新的封建君主为巩固权力并战胜宗教权力扩充军队，增加了原有的赋税，人民怨声载道，而宗教内部的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使宗教权力进一步分散化。这些矛盾的酝酿最终在1648年的找到解决之道。
三、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后的欧洲
1618年到1648年的欧洲发生了三十年的战争，战争缘起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宗教分歧，战争的灾难性给交战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最终中西欧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在通过签署《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确立了国家的主权，并将宗教的权威成功从教会中转移到各国君主身上。合约对于主权的确立践行了法国政治家让布丹的“主权理论”，其认为主权是“属于共和国的绝对的、永久性的权力”，布丹的主权概念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主权的限制，领袖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受制于契约、对王国内人民作出承诺的约定以及其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条约，尽管并不存在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④。《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签署国都认同各公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国家可以决定其国内政治和不受外部压力限制，并在各自地理区域内拥有全面管辖权和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权力。合约确立的主权国家中，除普鲁士和俄国在政治上从新回归封建制度，但在经济上，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联邦都等国家或地区在资本主义庇护实现了经济复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思想上产生启蒙运动和社会契约理论很快被运用在西方政治革命中，18世纪末的西方文明在经历了北美大陆上1776年发生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反对专职的法国革命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进一步认识到限制专治的可能性以及强烈的爱国情感基础上产生的民族主义。英国政治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反驳了绝对权威和天赋神权，洛克认为国家的设立是为保护人民的自热权力，政治权力最终在人民，而不在领袖或民主。法国革命运动以及后来拿破仑战争给予人民为保卫民族和国家理想而不断斗争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民族主义的初始阶段。
19世纪初欧洲大陆因法国革命成功，使传统的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让世袭的君主感到恐慌和不可接受的观念——“政府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可”，为根除这种观念的影响和传播，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相继卷入反对和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而此时的法国虽因国家革命斗争变的相对虚弱，但因粮食存储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模式再加上法国的民族主义与拿破仑和其天才军官的帮助，重建和正规化的法军将铁骑席卷整个欧洲，即便如此，当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违背历史的车轮选择兼并其他民族国家组成帝国都是无法避免失败的结果，最终辉煌一时的拿破仑皇帝和军队在滑铁卢败给了英、普联军。滑铁卢的失败与其说是拿破仑的自负，倒不如说是违背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经历了战火洗礼后的欧洲在维也纳和会后开始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四、总结
纵观威斯特伐利亚前后的欧洲历史可知，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宗教、经济、技术的变革等都可能影响政治权力的角逐和最终结果。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更是现代国家关系研究的一面镜子，通过对国际事务的还原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主权、权力等核心概念的起源。历史研究方法作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在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研究方法面前有时会被边缘化，但是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它的基础性是不会改变的，以历史为鉴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国际关系的现实与未来。
参考文献：
[1]胡宗山， 《国际政治学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P27。
[2]Dante，”De Monarchia，” in The Portable Dante ， ed. Paolo Milano（New York； Penguin，1977）.
[3]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ed. And trans.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Jean Bodin，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J.Tooley （Oxford ，Eng.：Basil Blackwell，2003）.
注解：
①胡宗山， 《国际政治学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P27.
②Dante，”De Monarchia，” in The Portable Dante ， ed. Paolo Milano（New York； Penguin，1977）.
③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ed. And trans.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Jean Bodin，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J.Tooley （Oxford ，Eng.：Basil Blackwell，2003）
关键词：历史研究方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一、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过去在政治。历史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学科重要研究方法，其与哲学等研究方法被称为传统研究方法，以区别于科学行为主义等研究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中得出普遍性在结论，从而总结、引伸出国际政治学在一些基本法则和规律。”①历史反应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串联起事物之间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是现实主义者眼中权力关系的记录者，通过对重要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回顾可以为当代国际研究提供教科书般的实践和理论内容。
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前的欧洲
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合约》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欧洲的世俗权威代替宗教权威并确立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原则，确立了维系欧洲和平的维斯特法利亚体系，而在此之前中世纪的欧洲在罗马帝国瓦解后经历了漫长宗教统治下的宗教权力与世俗化权力之争和新航线时代的到来使欧洲进入了国际关系新的历史。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曾经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废区中建立了东南、中、西三个文明区。在西部的欧洲因罗马帝国衰败而演变成为缺乏中央权威的多地区，其历史也进入相对黑暗时期。在这里出现了类似霍布斯所描述的丛林地区，没有中央集权政府，但西欧没有出现霍布斯所说的对抗，因为此时的该地区出现了一个最高机构——教会。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土地上出现了两个权力机构，一个是宗教权力下的主教，另一个是封建领主。这些源于天主教的宗教权威集中于罗马，分散于遍布各地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是其代理人，这些代理人的权力大于了本应与其处于平行地位的各地领土分封主。教会拥有高于分封主的权力并努力追求普世的价值观，但是教会独大的权力也在面临各地分封主和各国皇帝的挑战，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法国的法兰克人领袖查理曼大帝在权力斗争中得到教皇肯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曼大帝则以为教皇提供保护作为回报，这只是中世纪西欧在世俗化和宗教化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缩影。宗教追求的普世化的权力在地域国家众多和语言差异，特别是交通还尚不方便的欧洲很难实现，以至文艺复兴代表人但丁就曾在其《帝制论》中提出教会应该从其政治生活中严格区分出来。②商贸活动为西欧社会关系带来变革，伴随着水磨和风车坊等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特别是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这些有利的因素都推动了各地商贸的发展，原来不经常联系的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在商贸交往中产生了为保证商贸活动顺利开展的共同公约以及一些交往的外交惯例，甚至在一些贸易集中地出现类似大使馆常设机构，通过派遣的领事处理商贸纠纷等。值得一提的是跨地区商人团体的不仅在经贸活动中为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还促进了地区文化交流，是很多思想先进并不愿意受到基督教桎楛的文人开始寻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作为精神依托，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代表作《君主论》中突出国家利益的作用，指出不存在指导领导人行为的普世性道德，他们必须按照国家利益行事，不用对任何道德规则负责。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性和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性之间的分歧就这样得到了明确的划分③。欧洲商贸的发展推动资本家为寻求新市场和原材料进行了改变世界格局的航海探险，从1492年哥伦布进开始航海发现美洲，欧洲的航海改变了发现地的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权力冲突的阵痛，新的封建君主为巩固权力并战胜宗教权力扩充军队，增加了原有的赋税，人民怨声载道，而宗教内部的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使宗教权力进一步分散化。这些矛盾的酝酿最终在1648年的找到解决之道。
三、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后的欧洲
1618年到1648年的欧洲发生了三十年的战争，战争缘起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宗教分歧，战争的灾难性给交战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最终中西欧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在通过签署《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确立了国家的主权，并将宗教的权威成功从教会中转移到各国君主身上。合约对于主权的确立践行了法国政治家让布丹的“主权理论”，其认为主权是“属于共和国的绝对的、永久性的权力”，布丹的主权概念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主权的限制，领袖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受制于契约、对王国内人民作出承诺的约定以及其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条约，尽管并不存在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④。《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签署国都认同各公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国家可以决定其国内政治和不受外部压力限制，并在各自地理区域内拥有全面管辖权和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权力。合约确立的主权国家中，除普鲁士和俄国在政治上从新回归封建制度，但在经济上，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尼德兰联邦都等国家或地区在资本主义庇护实现了经济复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思想上产生启蒙运动和社会契约理论很快被运用在西方政治革命中，18世纪末的西方文明在经历了北美大陆上1776年发生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反对专职的法国革命后，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进一步认识到限制专治的可能性以及强烈的爱国情感基础上产生的民族主义。英国政治学家洛克在《政府论》中反驳了绝对权威和天赋神权，洛克认为国家的设立是为保护人民的自热权力，政治权力最终在人民，而不在领袖或民主。法国革命运动以及后来拿破仑战争给予人民为保卫民族和国家理想而不断斗争的理由，这种理由就是民族主义的初始阶段。
19世纪初欧洲大陆因法国革命成功，使传统的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种让世袭的君主感到恐慌和不可接受的观念——“政府需要获得民众的认可”，为根除这种观念的影响和传播，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相继卷入反对和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而此时的法国虽因国家革命斗争变的相对虚弱，但因粮食存储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模式再加上法国的民族主义与拿破仑和其天才军官的帮助，重建和正规化的法军将铁骑席卷整个欧洲，即便如此，当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违背历史的车轮选择兼并其他民族国家组成帝国都是无法避免失败的结果，最终辉煌一时的拿破仑皇帝和军队在滑铁卢败给了英、普联军。滑铁卢的失败与其说是拿破仑的自负，倒不如说是违背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经历了战火洗礼后的欧洲在维也纳和会后开始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四、总结
纵观威斯特伐利亚前后的欧洲历史可知，一个国际体系的建立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宗教、经济、技术的变革等都可能影响政治权力的角逐和最终结果。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始更是现代国家关系研究的一面镜子，通过对国际事务的还原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主权、权力等核心概念的起源。历史研究方法作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在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研究方法面前有时会被边缘化，但是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它的基础性是不会改变的，以历史为鉴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国际关系的现实与未来。
参考文献：
[1]胡宗山， 《国际政治学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P27。
[2]Dante，”De Monarchia，” in The Portable Dante ， ed. Paolo Milano（New York； Penguin，1977）.
[3]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ed. And trans.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4]Jean Bodin，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J.Tooley （Oxford ，Eng.：Basil Blackwell，2003）.
注解：
①胡宗山， 《国际政治学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P27.
②Dante，”De Monarchia，” in The Portable Dante ， ed. Paolo Milano（New York； Penguin，1977）.
③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ed. And trans.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Jean Bodin，Six Books on the Commonwealth， trans， M.J.Tooley （Oxford ，Eng.：Basil Blackwel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