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传媒人之一。4月，当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休闲西装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室的会客室时，气场并不十分强大，这或许是因为身形的消瘦，一年半前他开始了减肥计划，3个月内就减掉了三四十斤。他的脸上挂着天然形成的微笑，好像能同时用目光打量相邻而坐的两个人。走廊里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时，他停止了说话，迅速浮现出走神的表情，“我出去一下。”然后他抱着自己的小外孙从会客厅走过，他们在一堵电视墙前停了一会儿，那里的4个屏幕按顺时针依次播放着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CNN和央视新闻频道。
　　他的3个手机在沙发扶手上依次排开，如果算上iPad，他随身携带着4个移动终端。在香港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固定读一份日报，查收公关部发给他的海外和内地媒体资讯，近几个月的新变化是刷微博，他关注了六十多人，除了凤凰的员工外，还有他的朋友和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账户，因为他一个字也没写过。看微博时他经常有冲动想说点什么——最近的一次是香港某家报纸报道凤凰卫视台庆宴客时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中毒”——但每次都忍了下来。看得最多的还是资讯台，“他随时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要求汇报记者的安排，”凤凰咨询台执行台长董嘉耀说。
　　“卡扎菲北京时间12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凌晨1点的新闻没体现出来，老板不干了，1点半打电话来，敦促两点的新闻要上。两点的新闻上了，看了，打电话来说不错3点的要跟进……然后看7点的早班车，又问：为什么早班车没放头条?你都不知道他的時间是怎么分配的。”董嘉耀家里有4台电视，洗手间里都有。在央视新闻评论部1990年代掀起的风潮渐趋沉寂后，凤凰以鲜明的商业电视台的姿态接手了改革，刘长乐正是背后的操盘手。
　　“一般人认为刘老板是个文化人，但我经常跟他开会，从管理的角度觉得他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董嘉耀说，做记者出身的人_般是纯内容思考，有新闻就去报道，不太会去考虑资源最大化、挖潜、与别人合作如何利润最大化等等问题，“以我的了解，他没读过MBA，有时就很诧异，他怎么会这些东西?”
　　“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啊。”窦文涛玩笑着说，一分钟前他还在赞美刘长乐总惦记着夸人。听起来这两点是“对立统一”的：“他平时和你闲聊，知道你有个什么长处，都记着呢，随时要拿来用的。私下知道了你的个人兴趣、生活规律什么的，也都记着，要是有了合适的题，一下子就会找到你。”
　　“老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2007年，刘长乐的特别助理段敏陪同他和王纪言赴朝鲜观看建军75周年阅兵式，本来朝方不允许报道，刘长乐下飞机就直奔书店找历次阅兵的录像带，又向朝方争取现场报道权，说可以通过报道展示人民军的强大，终获同意。因为没有记者，段敏临时上阵，和香港做了电话连线的直播，“在羊角岛酒店里租了个套间，为了省钱，只租了半天。”
　　相比之下，国内报道更加困难。非典时卫生部长换人，凤凰接到通知不让直播，刘长乐指示记者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去‘磕头’，我们的记者和赵启正主任跟着新部长高强，从6楼跟到1楼，他就在电梯里做了同意直播的决定。”
　　“在一个旧的体系中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不要出事，按部就班是最好的，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障碍，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刘长乐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在游说、Push(推动)透明。“我认为透明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不光对受众有好处，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