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潘先生的学生，是我此生最幸运之事。
　　潘先生家学深厚，童年时就梦想成为作家，拥有上佳文笔，对我在学术研究中的写作能力也提出极高要求，让我很头疼。毕业前，我将精心写作且颇为自得的博士论文初稿呈给先生审阅，两周后拿回的文稿已面目全非，几乎每一页都有修改或标注，用铅笔书写，字体隽秀工整，以示对作者的尊重。这对我不啻一堂科技论文写作课，我受益终身。
　　在我心中，潘先生是一位和善而严谨的师长，他一生从事水利水电事业，虽朝夕钻研宏大工程，做事为人却处处留意细节。他安静、低调，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又不限于科技著作，经史子集、人文社科均有涉猎。这一切皆源于他特殊的家庭和成长环境。
　　潘家铮先生原籍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1927年。他小学未毕业时因抗战爆发随家人避祸浙东山区。逃难间，在父亲督促下，潘先生大量阅读旧学典籍，读到“巫山神女”的典故，很感兴趣，千方百计找来《高唐赋》研读。后又读过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古人笔下的三峡风物万分神往，遐想绵绵。他没料到，自己从此与三峡结下不解之缘。
　　潘先生为三峡工程倾注大量心血，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建设。连我的博士论文都是结合三峡工程科研进行。我依然记得，当时要做一个大比尺的模型实验，需在武汉长江科学院大实验室中进行。潘先生百忙之中前来武汉，亲自检查实验数据，分析成果。
　　因为战乱，他所受教育断断续续，抗战后决定报考浙江大学中文系，以实现文学梦。但尝尽乱世文人之无奈的父亲，对此严加阻挠，迫其考进航空工程专业。后听说土木工程易求职，潘先生再次转系。尽管选择曲折，水利水电却成为他钟爱一生的事业。
　　1950年，潘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燃料工业部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工作。当时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一片萧条，全国能派上用场的水电站寥寥无几，重要的有日本人在东北修的丰满大坝和水电站，以及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面对窘迫形势，潘先生油然而生使命感，决意在水利发电领域创建一番功业。
　　经多年钻研、实践与著述，潘先生在水电行业小有名气。1957年，他出任新安江水电站设计副总工程师，后领导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工作，耗时三年乃成，单位千瓦投资不过690元人民币。他又先后出版《水工结构计算》《重力坝的弹性理论分析》《水工结构应力分析丛书》《重力坝的设计和计算》等学术著作，步入设计生涯的黄金年代。
　　但“文革”中断了他的事业，他被打入牛棚，受尽折磨。因为常接触泥水匠，且不知牛棚里的日子何年到头，甚至产生学泥水匠以谋生的想法，并在暗地里练就一手好功夫。
　　有一次被指派设计厕所，潘先生二话没说就到附近的厕所调研，考察布置、构造、通风等细节。这番“怪异”举动引起掏粪农民警觉，以为他想偷粪。
　　1970年，潘先生意外得到“立功赎罪”的机会，被派往雅砻江磨房沟水电站工地做设计工作。到工地之时，他百感交集，跪倒亲吻土地——开发水电已成为他的寄托。仅过了一年半，原本满目疮痍的电站竣工发电，令所有人惊叹。
　　1978年3月，潘先生在平反后正式调入北京，出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后晋升总工程师和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1985年出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成为水电系统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他参与规划、论证、设计以及主持研究、审查、决策许多大中型水电工程，如安康、东江、葛洲坝、二滩、龙羊峡，等等，还参与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工作，担任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
　　潘先生为人大度，不因意见分歧而耿耿于怀。当年围绕三峡工程的争议十分激烈，他没有充耳不闻，后来还曾表示：“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我们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
　　1980年，潘先生当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作为科学工作者，潘先生此时的影响力虽已很大，地位越高，能亲手做的事情反而越少。可他内心深处对科研的情感、对创新的追求从未止息，需要另寻出口。
　　他找到了这个出口，那就是科幻文学，他为此投入许多心力，先后创作了《一千年前的谋杀案》《偷脑的贼》，还出版有《潘家铮院士科幻作品集》。因潘先生身份特殊，他投身科幻界，竟不知不觉间为科幻文学争取到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
　　潘先生是一位聆听者，没有架子。他乐见新事物，不仅常上网浏览新闻，在80多岁时，还和我们短信交流，逢年过节互致问候。于我而言，潘老师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更是我永远的导师。
　　作者为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