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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的直接回应，随后魏纪中、黄健翔等人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各路媒体热议的“杨殷争辩”，这场辩论的焦点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份重视学术品位，追踪学术前沿，反映体育动态的刊物，我们邀约了6位老中青嘉宾参与《“杨殷争辩”的思考：中国体育该往何处走》的笔谈。诸位嘉宾对“杨殷争辩”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究竟未来中国体育的走向如何，相信读者在品读6篇精妙的笔谈后，自然能得到答案。
亚洲人的骄傲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61)
记得刘翔在他获得110米栏奥运冠军时说过一句激动人心的话：“谁说黄种人不能拿奥运会田径冠军，我就要证明，我是奥运会冠军!”这句话大长了我们亚洲人的志气。从这个角度讲，广州亚运会的每一块奖牌是亚洲运动员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亚洲各国、各地区政府和体育组织长期培养的成绩，同时也要看到这是我们亚洲人意气风发，急起直追的成就。我一直认为，亚运会是亚洲运动员显示实力的平台，是亚洲运动员的盛大体育节日。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亚运会是亚洲人的亚运会。所有运动员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属于亚洲的。我们只有运用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来衡量，才能清楚地理解举办亚运会的意义。《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所谓“没有歧视”和“公平比赛”就是各国、各地区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派出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否则就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我们也非常熟悉国际奥委会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的口号。这两句格言和口号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们是辩证的统一。前者是要求运动员以不断向上的精神来攀登高峰，而后者是鼓励所有运动员踊跃参加，因为没有参加就谈不上取胜，取胜者是极少数。但所有参加者都会有收获，而不是仅仅盯住奖牌。事实上参加就会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这比奖牌更珍贵。过去北京市体委主任林炎志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得奖的荣誉和欢乐是浅层次的，不用多久就淡忘了。而运动员受到的教育和鼓舞是永恒的。”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正确理解，我很赞同。相反，北京亚运会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看到一本当地出版的杂志封面上有个标题：“不要陪太子读书”，是说香港运动员水平不高，参加亚运会干什么。我只能说这位作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竞技体育，特别是高水平竞技体育是以竞赛取胜为目的的体育活动，这是普世的共识。可以设想，如果背离这一目的，竞技体育就缺少动力和失去魅力。大家可曾记得，在“文革”期间出现过一个响亮的体育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时非常盛行。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我国乒乓球水平较高，为了贯彻所谓“革命外交路线”，在和亚非国家比赛时要让球。当时还提出一个原则，要求运动员“胜之不武，让之有德”，也就是说让球还要掌握分寸，不能被对方识破，这简直是太勉为其难了。可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央下令只能拿团体冠军，单打冠军要让给朝鲜，不料这个指示没有传达到位，结果单打决赛郗恩庭赢了朴信一，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不仅国家体委要检讨，而且还派了一位副主任到朝鲜去负荆请罪。现在看起来十分荒唐，文革期间这类荒唐的事情还少吗?我1988年在香港参加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时，英国学者罗宾·琼斯在他报告的论文中批判了中国实行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他认为这是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口号，不符合Fair play的精神。他还引用了卡宁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想利用体育在国际政治上的一种欺世盗名的做法。”在北京亚运会前夕，一次偶然的机会，国家体委领导问我这个口号和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有何区别，能不能继续宣传和引用。我经过查考档案，发现这的确是文革的产物。同时我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讲的政治与体育的关系；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是讲的体育与体育的关系。既然我们对文革要拨乱反正，国际上又有很不好的反映，当然应该废除。虽然后来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正式文件中就不用了。
还有一层意思也需要说明，体育竞赛是人类对自然的挑战，所谓破纪录，实际上就是向人类极限一步步迈进。人体应该说是有生理极限的。但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善，极限不是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运动成绩看成是人类共同向极限冲击。古代奥运会就非常尊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优胜者给予橄榄枝的桂冠，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和待遇，视他们为精英。奖牌是现代奥运会的产物，其目的也是对精英的崇拜，给予很高荣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强化或淡化奖牌，因为这既是中国人的荣誉也是亚洲人的荣誉。可以回忆一下，建国之初我们体育是什么水平，1952年仅仅是象征性地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当时认为五星红旗在会场升起就是胜利，那也仅仅是政治上的胜利，成绩一无所获。但经过半个世纪，我们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程，取得了北京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榜首，这是个值得我们亚洲人自豪的奇迹。但也不要以为拿了最多的奖牌就自以为是什么“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了。我们的社会体育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运动成绩也很局限，有些含金量并不太高。我们的任务是应该尽我们所能，提高我国和亚洲的竞技水平，在友谊团结的竞赛中和大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稍有点体育常识的人都懂得，在竞技场上没有强劲的对手是提不高比赛成绩的。由于体制不同，亚运会参加的运动员中，不少是业余选手，水平不高，但如果我们也是业余选手参加，那就不是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亚运会了，也就不属于亚奥理事会的管辖范围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广州亚运会取得的成绩和奖牌，应该看做是中国人的光荣，亚洲人的骄傲。
体育的误识与新知
张洪潭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
广州亚运，一骑绝尘，万众鼎沸，杨明惊魂。作为记者，率直地问究盛事中的败点，是权责，是本分，是职业操守，是文化自觉，也是在填弥一项时代奇缺。奇缺什么?批评之声。批评什么?当然是行政主导下一切被追捧的事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通观之：举国倾注、高额投入、百业让路；其结果：外观祥和喜庆，主述圆满成功，谁觉隐患几重?此间彼刻，杨明一马当先，揭开事端，我辈学者，正可趁势跟进，充任制衡权力的中坚。制衡的方式，不是诅咒谩骂，不是以力抵力，而是透彻说理，提振民气，进而形成强大势能，严格校准官方言行。在这个意义 上，杨明的檄文可谓真金千两，权重无双，殊可珍藏。不过，杨明在以文揭弊的同时却顾不及，他的文章本身也有严重问题。问题何在?一些体育官员和学者已有所辩驳，但均不得要领。问题的根源，竟还是杨明自己悟出来的。广州亚运结束后杨明即在微博上盘点：“这场争论使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思考体育到底应该是什么的话题。真可笑，干了27年的体育报道，如今，居然还不清楚体育是什么!”
可笑吗?过谦啦!干了一辈子体育工作直至退休仍不清楚体育是什么的人真是何其多，他杨明毕竟已有所自责并愿意去求索。体育是什么?有没有广泛一致的认知共识，是一回事；当事人有没有自己信奉的认知结论，又是一回事。别人不认可，没关系，只要自己有一个明确认定，就可以心明眼亮地从事体育工作，即便有错，也错得明白，且不难更改。怕只怕先是推说没有公认的体育定义，然后就不惧羞耻地随大流、赶时髦，贻误多少事，楞说没看着。
杨明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对体育的无知，他对体育的有知进程便真正起始。可此间还有问题：杨明该向何处谁人去求取体育真知?他会翻阅专业书刊、浏览相关网页，可又能看到什么呢?除了早已熟悉的体育保健学说之外，他能从学界边缘觅得点滴异样说法吗?即便侥幸有此发现，他能理解其意吗?即便理解了，他敢弃旧从新，以个人的力量去砥砺社会顽石吗?他也会找一些体育理论专家咨询，还会深入硕博生群体探寻，可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会发现，许多体育学教授不仅和他一样讲不清体育是什么，而且对此类问题都懒得提及；至于那研究生的多数，甚至连这一问题意识还没萌生呢。到最后，很可能，杨明力竭了、厌倦了、失望了、放弃了，充其量，对现成学说稍做字词改动，然后便聊以自慰，养老告终，几代有志体育人不都是这样走进历史的吗?曾记否，20年前北京亚运期间就有人提出今天的杨明之问，20年来此问被不断重提，相信几年、几十年后还会有类同的热议，谁能跳出这一历史轨迹?
1990年我在《体育科学》第1期发表了一篇论文，从那时起体育概念及本质即已被清晰点明；遗憾的是，这一独立思考成果至今仍属弱音稀声。20年间我又发表了百多篇论文，持续运用这一理论对各种体育事态做出分析点评；不无遗憾的是，体育学界总是在印证“人类理性的进步总是极其缓慢的”那个哲学论断的真切性。
进展缓慢，属于公案；我所能把握的，只是不断提纯体育概念的内涵。简要地说，体育的属性是人的肢体活动，区别于人的静态所为(如棋牌对弈)和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体育的第一特点是强化体能，区别于养生修身、医疗保健等延年益寿活动；体育的第二特点是非生产性，区别于体力劳动、产业经营等创造物质财富活动。两个特点即是两项种差，体育的定义，只在于种差加属性的整合表达：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明确了定义，本质的表述便可以从中抽取：强化体能的所指是过程，从初级到高级，从一般健身到专项竞技，层层推进，没有限定，体育的本质就在于体能的强化进程永无止境。
杨明之问反映的是竞技体育与保健养生的矛盾，其症结是体育概念含混。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本质理当是强化体能，尽管其活动过程也会有保健效应。具有保健效应的事物还有劳动，可劳动亦另为创造财富而严格设定。强化体能作为特定目标唯现代体育所持有，现代体育与传统养生分属两大社会系统。是体育活动就一定要使体能水平有所提升，养生保健则完全意在维持生理机能均衡。广大民众深受体育赛事激励，但其实际参与的轻量操练却多属保健活动。体育需要追求而保健需要退守，保健与体育分明是异质事物却总是被等价混同。最能代表体育的是刘翔和姚明，可谁不知他俩都是在运动中罹患了伤病。运动伤病有时正是体能升级、实现突破的代价和征兆，强化体能的意义远比锦标承载的荣耀更为恢弘。体育精英是探索人类体能极限的尖兵，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几率有时就取决于其所能达到的体能水平。社会在进化，体能在发展，普通民众也需要强化自己的体能。体能强化的初期是健身体育阶段，高端的竞技体育也是以此为起点。精英选手的体能水平不断地向上跃迁，普通民众的体能强化之路则走不到那么远。但在强化体能这条运作主线上，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指向一致且原本就是同根同源；前者为后者做出铺垫，后者则是撬动前者的杠杆。切莫说这一概念解析过于简单，其所展示的恰是现代体育前后左右上下通透的整体观。
一旦有此新知，杨明之问是不是就该释然休止?而体育本质之广泛研讨是不是应当迅即起始?
日本真的后悔了吗?
金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101)
在广州亚运会期间，赛场外最大的新闻就是新华社记者杨明与亚运代表团官员殷宝林的争论。杨明抒发的是中国军团狂夺金牌背景下的盛世危言；殷宝林怒火中烧的是凭什么你来动我们的蛋糕。其实这是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个始终没有得到治疗的痼疾。做为强势一方一般是得了便宜不卖乖，默默地保持举国体制的强势和多喊喊全民健身就足以应付了。而殷宝林却把这一切撕破，明火执仗地为当今不合理的体育格局做气势汹汹的辩护，可以说是个很不讨好的发言。整个亚运代表团都保持沉默，说明他的上级也未必认为他的发言是得体的。
殷宝林有个重要的论点是“日本开始反思当年的决策，他们开始后悔了，他们又重新开始重视金牌了。你看他们很多项目上的投入，比我们还大。”这让人感到迷惑，首先日本哪个重要的体育官员讲过后悔?其次中国竞技体育的投入是日本的多少倍?再者日本对竞技体育的投资是否像我们这样随意?这些问题不搞清，说人家后悔只能是殷宝林个人的看法。
在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中，日本的体育战略发展应该给我们启示和借鉴。日本的东京奥运会比中国北京奥运会早了44年，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选手的金牌数从过去最高时候的4块，猛然提升到16块，并将自己的名次也拉升到第3位，这曾被视为亚洲人的奇迹。但日本没有在竞技体育这条路上执意前行，相反，他们的体育战略在悄然调整。在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就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重新审视。此后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兴起：体育人口大大增加，其比率远远高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快速稳定发展，公共体育设施和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十多年前就已达37万个；还有学校体育纳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在10多年前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当然，其代价是不小的，曾经牢牢占据着亚洲竞技体育头把交椅的日本每况愈下。到90年代以后，日本在亚运会上金牌数能达到中国的一半都很困难。这种反差固然与中国的巨大投入和良好的训练体制有关，也与日本对竞技体育态度的转变有关。但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大幅度反弹，获得16枚金牌，位居世界第5，这已经引起亚洲老大中国的关注。日本普及国民体育的方向终于度过阵痛，走向了 全民健身基础上的“金牌战略”。这在足球方面体现得更明显，上世纪中国足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让日本足球蒙受了失败的痛楚。但是今天日本的足球基础雄厚，全国足球小选手达到100万名。日本把28212支登记在册的球队分成成人、18岁、15岁、12岁以下4个档次管理，小学、初中、高中队的年度、每周训练计划表是由日本足协制定后下达到市、道足协。这种高度的普及使得日本足球已经明显超越了我们。日本曾经悉心研究中国竞技体育的体制，现在也该我们更多研究日本的全民体育了。
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也曾经让人感叹，东德金牌数骤然位居世界第3，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惊人的37块金牌超越美国的36块，人们统计，如果东西德(联邦德国当届获金牌11块)联手，将是未来的世界第一。但是两德统一后，德国牢牢把握住群众健身重于金牌的走向，德国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自几岁的孩子都愿意亲自参加锻炼。德国体育联合会由83000多个体育协会组成，拥有会员2500万人。平均每三四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是体育协会的会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体育运动的全民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日本和德国都在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各国健康寿命做过调查，位居第一的是日本，中国位列第81。当然这不能都怪罪于全民健身的差距，这里有环境、医疗条件、饮食习惯等多方面因素，但如果全民健身做好了，排位升至41、31是完全可能的。北京市的全民健身工作在全国属于好的，但北京市已经认识到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是一个短板，青少年的学校体育尤为严峻。近3年来，征兵的标准逐年下降，2007年北京市征兵报名者中仅有46％符合标准。就全国来讲，我国有5亿人处于亚健康，中国人均体育消费全年不到百元……如果要说后悔，我们自身值得后悔的应该很多，只是我们的金牌意识过于强烈，以至于没地方去后悔。
通过2008年奥运会，会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金牌并不是体育的主要标志，让更多的民众参与体育才应该是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遗产。
体育主管部门高唱“举国体制”也可以理解，只有“举国体制”可以使国家投入更多资金，从而保持更多的金牌，也保证了他们的“政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举国体制”未必是最合理的体制，所谓“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也未必真实，学习和效仿的可能有，但毕竟没有成为主要潮流。同时，“金牌战略”也要讲究成本。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前苏联得了55块金牌，而且有足球、男女篮、女排这样重要的集体项目；仅1670万人口的民主德国居然取得102块奖牌，其中金牌达到37枚。而中国才得到5枚金牌，但投入不知是它们的多少倍。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举国体制不能说是完美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地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投入也要增大。在特定历史时期，体育曾经担负了过多的职能，尽管金牌让国人兴奋和鼓舞，但也占据了惊人的财政资源，影响了民众体育。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国家，有更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至少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强化大众体育建设，让体育更多地造福于民。
从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杨殷争辩”
刘波
(清华大学体育部，北京100084)
杨明与总局之间的争论体现出的是对我们国家体育体制的不同认识和体育事业发展现状的不同看法。杨明文中的提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作者说出了不能回避的现实：在我们获得越来越多金牌的同时，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的体质在近20年里反倒有些下降，甚至，老百姓对于金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怎么认识这种现象?
竞技体育的价值包括它的精神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其中精神价值又包括突出为国争光、振奋民族精神的激励价值、提倡发扬竞争精神的竞争价值和宣扬公平、公开、公正精神的伦理道德价值。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些价值所起的作用和应该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可能没有人记得29年前，中国男排曾经在先输两局的逆境中奋起直追，连扳3局战胜韩国队而获得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号。而这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正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收音机旁听到中国队战胜韩国队的消息后，自发上街游行欢呼庆祝，进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声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o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确实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包括后来的女排、女足等队伍的优异表现，使竞技体育的激励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29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竞技体育的激励价值还存在多少?2008年奥运会上的51枚金牌尽管令国人兴奋，但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可能还不如29年前那场亚洲赛场上的男排比赛。因此没有多少人关注广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数(199枚1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和我们一样重视竞技体育的精神价值，原东德的竞技体育体制是名副其实的“举国体制”，即以政党主管、国家投入、统一选材、重视科研和集中训练为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东德政府和执政党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这种指导思想甚至写入宪法，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体育运动通过宪法规定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将竞技体育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对巩固政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体制下东德的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上的成绩堪称辉煌。而德国的另一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体育管理体制，原西德以大众体育俱乐部为基础、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相结合、重视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发展模式，虽然没有为西德在奥运会上带来更多的金牌，但他们有1／3的人口是各类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还有1／3的人口通过其它方式自觉锻炼，同时他们的足球、曲棍球、手球、网球等项目在欧洲影响力较大，球类项目和马术、自行车等传统项目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奥运会上的成绩落后于东德并没有妨碍西德一直处于“体育强国”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东德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的成绩远好于西德，在东西德合并之后，原东德的体育管理体制却完全被西德所取代，统一后的德国实行的是以各类体育协会和大众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典型的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德国统一后2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德国体育真正实现了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是“体育大国”，至少是“竞技体育大国”，目标是向“体育强国”迈进。要成为“体育强国”，必须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或者说要实现体育事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有总局官员认为：“我们竞技体育发展了，参加锻炼的人口和体育设施的递增速度也非常快。目前很多人都自觉锻炼，提高生活质量。国家体育总局是把这 一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投入也是竞技体育所无法比拟的。地方政府投入也很巨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只能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但目前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要实现这个目标，德国统一前后体育体制发展变化的例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换句话说，如果体制不改变，无论是总局还是地方主管部门都不可能把群众体育“放在首位”。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体制上去改变，只有竞技体育不再是政府部门的政绩、只有国家将群众体育变成公益事业来发展，才有可能把发展群众体育和增强人民体质放在首位，才有可能实现体育事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在那个时候，“体育强国”的虚名已不再那么重要，就像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亚运会的金牌已不那么重要一样。
日本的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
王水泉
(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研究科)
有“磁娃娃”美誉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很小的时候被父母“强迫”打球，边打边抹眼泪的画面，曾被日本电视台反复播放。受这一煽情画面的感染，模仿福原爱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积极投身到打造“小小健将”行列中的日本的年轻父母越来越多。然而，福原爱本人或许并不赞同这股有些过头的效仿。福原爱在决定去早稻田大学读书之后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求学的动机时，她说：“我不想成为乒乓白痴(巴嘎)。”(朝日新闻，2007年4月6日)福原爱想得到的只不过是普通人的应该具备的基本教养。这虽然是一个极其常识性的愿望，然而我铭记在心，事隔几年，仍记忆犹新。
另外，日本NHK电视台几天前的体育新闻，曾播出对现任日本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扎切罗尼的简短采访，他说的一句话也让我感触颇深。接手日本队时间不长的扎切罗尼在被问到对现在这支日本队的印象时，他例行公事地对日本队的技战术能力表扬之后，有些动情地说，他此前从未遇到过有如此团队精神的球队。扎切罗尼只不过是对集体项目中每个成员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的肯定。集体项目当然需要队员之间的合作，这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然而很容易找到的无数事例又告诫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
为何福原爱会萌生那样的想法，为何日本球员的团队意识能够感染来自意大利的扎切罗尼?答案我们只能从其背后去寻找。从表面看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下说的两句话的确没有什么关联，不过从日本运动员的培养机制思索时，或许很容易找到能够说出这两句话的共同缘由。即日本在什么体制下，具体如何培养；运动训练、比赛与学校教育如何协调。
1)体育行政机构与民间体育协会(团体)的关系。
行政机构方面。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相似我国的“教育部”）下设部门之一，这是日本最高级别的体育行政机构。主抓“竞技体育”的则是“体育(sports)·青少年局”里面的“竞技体育科”。地方主抓竞技体育的则是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相关部门。国家及地方竞技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是相关政策的策划、立案及推行。
民间体育协会(团体)方面。全国性质、最高级别的体育协会是“日本体育协会(JASA)”与“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JOC)”然后就是分布在各都道府县、市镇(町)村及社区与学校的竞技体育协会、团体、俱乐部。各级(类）民间体育协会、团体、俱乐部的职责包括各种水平的训练、比赛，运动员的选拔、输送，资金的筹备，科学研究等具体工作。
日本民间体育协会与体育行政机构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具体运作”与“周边服务·监督”的关系。
2)日本有没有体校、体工队?
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在举国体制之下，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的选材、训练体制采用从下到上的梯队形式，即各地市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在日本，开展基础训练、选材是学校的各种体育俱乐部、地方(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少年团”及各职业俱乐部后备性质的俱乐部。需要强调的是参与这些校内、校外俱乐部(社团)的必须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规上课之外，这是没得商量的硬性规定，前面提到的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监督权。并且，选拔后备人才只是这些俱乐部(社团)的捎带的职责(职业俱乐部除外)。这类俱乐部(社团)充当的是教育一个环节的角色，属于公益性质。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集体意识、组织能力、意志力等。面对的是每个适龄的普通青少年，而非个别运动天才。
或许正是在这种相对健全、健康的培养体制之下，福原爱才会意识到要去读书，因为她想要的是普通人应该具备的修养；才有可能让扎切罗尼强烈感受到了日本的团队意识。
3)普通日本人的体育。
如果您看过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您或许还记得有一集叫“运动会”的画面。正如该集画面中播放的那样，日本的中小学、幼儿园开运动会时的确是全体参与、全家总动员。当日本的家长在被问及孩子的兴趣爱好时，毫不犹豫、眉飞色舞地回答是某个体育项目的绝对不占少数。周末，在公园会看到好多家长与孩子一起踢球、投球的画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包括乡村)，步行10分钟以内，绝对能够找到一个公园，几乎所有公园中都有低单杠、秋千、滑梯等基本设施。市、区、镇、村的非盈利性体育场馆也比比皆是。
根据我亲眼所见，从整体上看，青少年的运动能力方面，我们与日本的差距绝对不小。我女儿还不到两岁时就开始有双臂挂在单杠上荡的活动，在公园看到4岁左右的小朋友熟练、花样繁多地玩儿“猴儿翻杠子”时，长时间生活在日本之后绝对不会再惊奇。进入夏天不久，从幼儿园跑出来的是一个个“黑孩子”。我现在住所的旁边是一所中学，平日早晨6点半左右就可以看到操场上、校园周围零星打球、踢球、跑步的身影。7点到8点，用“盛况”形容操场、学校周围运动的画面，绝对没有夸大其词。周六一般也是各项俱乐部的训练日。胖墩儿、豆芽菜不能说没有，但日本中学生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黝黑、结实，尤其是日本女中学生。非体育专业的日本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绝大多数都已具有一项运动特长，这主要归功于中学的俱乐部活动。他们的身体条件可能极为一般，但动作标准绝对叹为观止，自行组织的训练也绝对一板一眼。这些普通学生的体育俱乐部参加各种校际、区域、全国比赛，同样可望取得好成绩。但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们选择参加俱乐部的集体活动，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希望得到的是让运动成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在集体活动中，与队友及对手交流、交往。体质及意志力的提高或许只是水到渠成。
体育是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无论多么优秀、多么职业的运动员，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运动员。
体育与“体育”的价值观错位
周济光
(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045)
近日，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发表后，引起中国亚运代表团官员殷宝林的强烈反应。作为曾经的体育理论学者、体育记者，我对杨明先生的观点并不陌生。其实，这种争论由来已久。 我的恩师林笑峰教授于1979年9月17日在《体育报》发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一文，指出：“我们可以不削弱sport来解决中华民族身体发展问题，再建一栋科学体育的研究大楼是值得的。”随后也因提出对体育概念、体育本质等问题的看法，受到当时的国家体委的严厉抨击。但这种几近人身攻击式的所谓“讨论”，并没有压制住中国体育学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的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两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这场争论调和的产物。
如果说30年前的争论只是所谓“概念之争”，那么今天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和认识程度逐步提高，在价值观念上“以人为本”正取代“政治挂帅”；人民的利益正高过各级领导的政绩；“每个单个的个人”(恩格斯语)切实的身体健康追求，正高过任何—个团体在官场、赛场上的虚名!那么中国体育历史过程中的分形、分叉、拐点的来临已是必然。
现在要说的“体育”必须加引号了，因为她既不是竞技运动的本质，也不是大众的、全民的体育本质，她被权力、世俗绑架，成了各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手段了。原本追求金牌价值的竞技运动是人类展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大舞台，也是昭示和平、进步等美好社会景象的窗口。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争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展现国家的形象，提升新中国的地位，竞技运动通过国际交流成为政治外交的手段，在当时的特殊历史阶段为树立国际形象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地方政府的政绩不仅与经济、贸易、文化等挂钩；在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全运会、城运会、大运会、省运会、市运会等各级运动比赛中拿金牌，也成为考核体育部门领导甚至考核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末山西作家赵瑜的一篇报告文学《强国梦》，通过写实的手法把“金牌当成图腾来崇拜”的“体育”界针砭得体无完肤。
体育的实质是通过运动的手段使人的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保持健康、增进活力和抵御疾病，使人通过运动得到体质的增强、精神的愉悦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体育因为体育部门只重视“体育”(竞技运动)而使体育变得有名无实。
体育和“体育”在价值观上长期以来“被错位”，民族的、大众的体育“被举国(体制)”，本来的体育经费“被瓜分”，体育精神和价值“被政绩”。中国体育处在十字路口，体育(全民的大众的增强体质的教育，phvsical education)和“体育”(竞技运动，sport)该回其本源，体现其应有意义了。附：
“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
杨明
中国军团在广州亚运会上飙出“开门红”，首日狂扫19金，显出一骑绝尘的强大实力。由于是主场作战，估计这次中国军团的金牌总数会超过20年前北京亚运会183枚的纪录。若此，我们是该大力赞颂，还是冷静思考呢?
个人认为，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
亚运会的口号是团结、友谊、和谐、发展，是亚洲人民的一场盛大快乐节日，不能只重金牌，不顾其他。
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者感到成为陪衬。举个通俗的例子：本来是请大家做客的，结果鱼翅和熊掌都让主人抢吃了，剩点汤汤水水给人家分，咱好意思吗?生物界和自然界法则告诉我们：只有共存才能共荣。让一个“巨人”和一群“常人”按照相同规则玩角力游戏，场面未必有趣。
另外，这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端。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体育等同于金牌，把体育当做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毛主席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属于大众的运动，是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方式，不幸的是，这个属性被漠视了，精英体育一度成为主导。
国内媒体不应一边倒地对中国军团的金牌风暴歌功颂德，金牌拿太多并非好事，会带来副作用，这一点，有关方面需要早作判断。
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后，胡主席已经英明地给中国体育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应该立刻转型和转轨，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下面是一组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然而。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难道这不令我们汗颜吗?
亚运会上的金牌垄断是历史形成的，和畸形的机制与导向有关，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在新的体育观念指导下，相信这种现象会有所改观。
最后，提个建议：为了改变亚洲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会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国家专业队和职业选手，加大非奥项目比例，这样就可以和多数亚洲国家选手处于同一选拔背景，在相近的水平上，实现真正的公平参赛，同时，也能避免延续巨无霸现象。
亚洲人的骄傲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61)
记得刘翔在他获得110米栏奥运冠军时说过一句激动人心的话：“谁说黄种人不能拿奥运会田径冠军，我就要证明，我是奥运会冠军!”这句话大长了我们亚洲人的志气。从这个角度讲，广州亚运会的每一块奖牌是亚洲运动员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亚洲各国、各地区政府和体育组织长期培养的成绩，同时也要看到这是我们亚洲人意气风发，急起直追的成就。我一直认为，亚运会是亚洲运动员显示实力的平台，是亚洲运动员的盛大体育节日。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亚运会是亚洲人的亚运会。所有运动员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属于亚洲的。我们只有运用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来衡量，才能清楚地理解举办亚运会的意义。《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所谓“没有歧视”和“公平比赛”就是各国、各地区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派出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否则就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我们也非常熟悉国际奥委会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的口号。这两句格言和口号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们是辩证的统一。前者是要求运动员以不断向上的精神来攀登高峰，而后者是鼓励所有运动员踊跃参加，因为没有参加就谈不上取胜，取胜者是极少数。但所有参加者都会有收获，而不是仅仅盯住奖牌。事实上参加就会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这比奖牌更珍贵。过去北京市体委主任林炎志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得奖的荣誉和欢乐是浅层次的，不用多久就淡忘了。而运动员受到的教育和鼓舞是永恒的。”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正确理解，我很赞同。相反，北京亚运会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看到一本当地出版的杂志封面上有个标题：“不要陪太子读书”，是说香港运动员水平不高，参加亚运会干什么。我只能说这位作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竞技体育，特别是高水平竞技体育是以竞赛取胜为目的的体育活动，这是普世的共识。可以设想，如果背离这一目的，竞技体育就缺少动力和失去魅力。大家可曾记得，在“文革”期间出现过一个响亮的体育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时非常盛行。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我国乒乓球水平较高，为了贯彻所谓“革命外交路线”，在和亚非国家比赛时要让球。当时还提出一个原则，要求运动员“胜之不武，让之有德”，也就是说让球还要掌握分寸，不能被对方识破，这简直是太勉为其难了。可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央下令只能拿团体冠军，单打冠军要让给朝鲜，不料这个指示没有传达到位，结果单打决赛郗恩庭赢了朴信一，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不仅国家体委要检讨，而且还派了一位副主任到朝鲜去负荆请罪。现在看起来十分荒唐，文革期间这类荒唐的事情还少吗?我1988年在香港参加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时，英国学者罗宾·琼斯在他报告的论文中批判了中国实行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他认为这是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口号，不符合Fair play的精神。他还引用了卡宁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想利用体育在国际政治上的一种欺世盗名的做法。”在北京亚运会前夕，一次偶然的机会，国家体委领导问我这个口号和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有何区别，能不能继续宣传和引用。我经过查考档案，发现这的确是文革的产物。同时我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讲的政治与体育的关系；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是讲的体育与体育的关系。既然我们对文革要拨乱反正，国际上又有很不好的反映，当然应该废除。虽然后来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正式文件中就不用了。
还有一层意思也需要说明，体育竞赛是人类对自然的挑战，所谓破纪录，实际上就是向人类极限一步步迈进。人体应该说是有生理极限的。但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善，极限不是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运动成绩看成是人类共同向极限冲击。古代奥运会就非常尊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优胜者给予橄榄枝的桂冠，并给予很高的荣誉和待遇，视他们为精英。奖牌是现代奥运会的产物，其目的也是对精英的崇拜，给予很高荣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去强化或淡化奖牌，因为这既是中国人的荣誉也是亚洲人的荣誉。可以回忆一下，建国之初我们体育是什么水平，1952年仅仅是象征性地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当时认为五星红旗在会场升起就是胜利，那也仅仅是政治上的胜利，成绩一无所获。但经过半个世纪，我们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程，取得了北京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榜首，这是个值得我们亚洲人自豪的奇迹。但也不要以为拿了最多的奖牌就自以为是什么“体育大国”、“体育强国”了。我们的社会体育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的运动成绩也很局限，有些含金量并不太高。我们的任务是应该尽我们所能，提高我国和亚洲的竞技水平，在友谊团结的竞赛中和大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稍有点体育常识的人都懂得，在竞技场上没有强劲的对手是提不高比赛成绩的。由于体制不同，亚运会参加的运动员中，不少是业余选手，水平不高，但如果我们也是业余选手参加，那就不是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亚运会了，也就不属于亚奥理事会的管辖范围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广州亚运会取得的成绩和奖牌，应该看做是中国人的光荣，亚洲人的骄傲。
体育的误识与新知
张洪潭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
广州亚运，一骑绝尘，万众鼎沸，杨明惊魂。作为记者，率直地问究盛事中的败点，是权责，是本分，是职业操守，是文化自觉，也是在填弥一项时代奇缺。奇缺什么?批评之声。批评什么?当然是行政主导下一切被追捧的事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通观之：举国倾注、高额投入、百业让路；其结果：外观祥和喜庆，主述圆满成功，谁觉隐患几重?此间彼刻，杨明一马当先，揭开事端，我辈学者，正可趁势跟进，充任制衡权力的中坚。制衡的方式，不是诅咒谩骂，不是以力抵力，而是透彻说理，提振民气，进而形成强大势能，严格校准官方言行。在这个意义 上，杨明的檄文可谓真金千两，权重无双，殊可珍藏。不过，杨明在以文揭弊的同时却顾不及，他的文章本身也有严重问题。问题何在?一些体育官员和学者已有所辩驳，但均不得要领。问题的根源，竟还是杨明自己悟出来的。广州亚运结束后杨明即在微博上盘点：“这场争论使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思考体育到底应该是什么的话题。真可笑，干了27年的体育报道，如今，居然还不清楚体育是什么!”
可笑吗?过谦啦!干了一辈子体育工作直至退休仍不清楚体育是什么的人真是何其多，他杨明毕竟已有所自责并愿意去求索。体育是什么?有没有广泛一致的认知共识，是一回事；当事人有没有自己信奉的认知结论，又是一回事。别人不认可，没关系，只要自己有一个明确认定，就可以心明眼亮地从事体育工作，即便有错，也错得明白，且不难更改。怕只怕先是推说没有公认的体育定义，然后就不惧羞耻地随大流、赶时髦，贻误多少事，楞说没看着。
杨明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对体育的无知，他对体育的有知进程便真正起始。可此间还有问题：杨明该向何处谁人去求取体育真知?他会翻阅专业书刊、浏览相关网页，可又能看到什么呢?除了早已熟悉的体育保健学说之外，他能从学界边缘觅得点滴异样说法吗?即便侥幸有此发现，他能理解其意吗?即便理解了，他敢弃旧从新，以个人的力量去砥砺社会顽石吗?他也会找一些体育理论专家咨询，还会深入硕博生群体探寻，可又能得到什么呢?他会发现，许多体育学教授不仅和他一样讲不清体育是什么，而且对此类问题都懒得提及；至于那研究生的多数，甚至连这一问题意识还没萌生呢。到最后，很可能，杨明力竭了、厌倦了、失望了、放弃了，充其量，对现成学说稍做字词改动，然后便聊以自慰，养老告终，几代有志体育人不都是这样走进历史的吗?曾记否，20年前北京亚运期间就有人提出今天的杨明之问，20年来此问被不断重提，相信几年、几十年后还会有类同的热议，谁能跳出这一历史轨迹?
1990年我在《体育科学》第1期发表了一篇论文，从那时起体育概念及本质即已被清晰点明；遗憾的是，这一独立思考成果至今仍属弱音稀声。20年间我又发表了百多篇论文，持续运用这一理论对各种体育事态做出分析点评；不无遗憾的是，体育学界总是在印证“人类理性的进步总是极其缓慢的”那个哲学论断的真切性。
进展缓慢，属于公案；我所能把握的，只是不断提纯体育概念的内涵。简要地说，体育的属性是人的肢体活动，区别于人的静态所为(如棋牌对弈)和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体育的第一特点是强化体能，区别于养生修身、医疗保健等延年益寿活动；体育的第二特点是非生产性，区别于体力劳动、产业经营等创造物质财富活动。两个特点即是两项种差，体育的定义，只在于种差加属性的整合表达：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明确了定义，本质的表述便可以从中抽取：强化体能的所指是过程，从初级到高级，从一般健身到专项竞技，层层推进，没有限定，体育的本质就在于体能的强化进程永无止境。
杨明之问反映的是竞技体育与保健养生的矛盾，其症结是体育概念含混。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本质理当是强化体能，尽管其活动过程也会有保健效应。具有保健效应的事物还有劳动，可劳动亦另为创造财富而严格设定。强化体能作为特定目标唯现代体育所持有，现代体育与传统养生分属两大社会系统。是体育活动就一定要使体能水平有所提升，养生保健则完全意在维持生理机能均衡。广大民众深受体育赛事激励，但其实际参与的轻量操练却多属保健活动。体育需要追求而保健需要退守，保健与体育分明是异质事物却总是被等价混同。最能代表体育的是刘翔和姚明，可谁不知他俩都是在运动中罹患了伤病。运动伤病有时正是体能升级、实现突破的代价和征兆，强化体能的意义远比锦标承载的荣耀更为恢弘。体育精英是探索人类体能极限的尖兵，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几率有时就取决于其所能达到的体能水平。社会在进化，体能在发展，普通民众也需要强化自己的体能。体能强化的初期是健身体育阶段，高端的竞技体育也是以此为起点。精英选手的体能水平不断地向上跃迁，普通民众的体能强化之路则走不到那么远。但在强化体能这条运作主线上，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指向一致且原本就是同根同源；前者为后者做出铺垫，后者则是撬动前者的杠杆。切莫说这一概念解析过于简单，其所展示的恰是现代体育前后左右上下通透的整体观。
一旦有此新知，杨明之问是不是就该释然休止?而体育本质之广泛研讨是不是应当迅即起始?
日本真的后悔了吗?
金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北京100101)
在广州亚运会期间，赛场外最大的新闻就是新华社记者杨明与亚运代表团官员殷宝林的争论。杨明抒发的是中国军团狂夺金牌背景下的盛世危言；殷宝林怒火中烧的是凭什么你来动我们的蛋糕。其实这是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个始终没有得到治疗的痼疾。做为强势一方一般是得了便宜不卖乖，默默地保持举国体制的强势和多喊喊全民健身就足以应付了。而殷宝林却把这一切撕破，明火执仗地为当今不合理的体育格局做气势汹汹的辩护，可以说是个很不讨好的发言。整个亚运代表团都保持沉默，说明他的上级也未必认为他的发言是得体的。
殷宝林有个重要的论点是“日本开始反思当年的决策，他们开始后悔了，他们又重新开始重视金牌了。你看他们很多项目上的投入，比我们还大。”这让人感到迷惑，首先日本哪个重要的体育官员讲过后悔?其次中国竞技体育的投入是日本的多少倍?再者日本对竞技体育的投资是否像我们这样随意?这些问题不搞清，说人家后悔只能是殷宝林个人的看法。
在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中，日本的体育战略发展应该给我们启示和借鉴。日本的东京奥运会比中国北京奥运会早了44年，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选手的金牌数从过去最高时候的4块，猛然提升到16块，并将自己的名次也拉升到第3位，这曾被视为亚洲人的奇迹。但日本没有在竞技体育这条路上执意前行，相反，他们的体育战略在悄然调整。在东京奥运会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就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重新审视。此后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兴起：体育人口大大增加，其比率远远高于我国；体育俱乐部快速稳定发展，公共体育设施和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十多年前就已达37万个；还有学校体育纳入制度，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在10多年前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当然，其代价是不小的，曾经牢牢占据着亚洲竞技体育头把交椅的日本每况愈下。到90年代以后，日本在亚运会上金牌数能达到中国的一半都很困难。这种反差固然与中国的巨大投入和良好的训练体制有关，也与日本对竞技体育态度的转变有关。但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日本大幅度反弹，获得16枚金牌，位居世界第5，这已经引起亚洲老大中国的关注。日本普及国民体育的方向终于度过阵痛，走向了 全民健身基础上的“金牌战略”。这在足球方面体现得更明显，上世纪中国足球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让日本足球蒙受了失败的痛楚。但是今天日本的足球基础雄厚，全国足球小选手达到100万名。日本把28212支登记在册的球队分成成人、18岁、15岁、12岁以下4个档次管理，小学、初中、高中队的年度、每周训练计划表是由日本足协制定后下达到市、道足协。这种高度的普及使得日本足球已经明显超越了我们。日本曾经悉心研究中国竞技体育的体制，现在也该我们更多研究日本的全民体育了。
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也曾经让人感叹，东德金牌数骤然位居世界第3，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以惊人的37块金牌超越美国的36块，人们统计，如果东西德(联邦德国当届获金牌11块)联手，将是未来的世界第一。但是两德统一后，德国牢牢把握住群众健身重于金牌的走向，德国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自几岁的孩子都愿意亲自参加锻炼。德国体育联合会由83000多个体育协会组成，拥有会员2500万人。平均每三四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是体育协会的会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体育运动的全民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日本和德国都在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列，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各国健康寿命做过调查，位居第一的是日本，中国位列第81。当然这不能都怪罪于全民健身的差距，这里有环境、医疗条件、饮食习惯等多方面因素，但如果全民健身做好了，排位升至41、31是完全可能的。北京市的全民健身工作在全国属于好的，但北京市已经认识到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是一个短板，青少年的学校体育尤为严峻。近3年来，征兵的标准逐年下降，2007年北京市征兵报名者中仅有46％符合标准。就全国来讲，我国有5亿人处于亚健康，中国人均体育消费全年不到百元……如果要说后悔，我们自身值得后悔的应该很多，只是我们的金牌意识过于强烈，以至于没地方去后悔。
通过2008年奥运会，会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金牌并不是体育的主要标志，让更多的民众参与体育才应该是北京奥运会的重要遗产。
体育主管部门高唱“举国体制”也可以理解，只有“举国体制”可以使国家投入更多资金，从而保持更多的金牌，也保证了他们的“政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举国体制”未必是最合理的体制，所谓“为其他国家所学习和效仿”也未必真实，学习和效仿的可能有，但毕竟没有成为主要潮流。同时，“金牌战略”也要讲究成本。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前苏联得了55块金牌，而且有足球、男女篮、女排这样重要的集体项目；仅1670万人口的民主德国居然取得102块奖牌，其中金牌达到37枚。而中国才得到5枚金牌，但投入不知是它们的多少倍。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举国体制不能说是完美的。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地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投入也要增大。在特定历史时期，体育曾经担负了过多的职能，尽管金牌让国人兴奋和鼓舞，但也占据了惊人的财政资源，影响了民众体育。对于一个追求和谐的国家，有更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至少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强化大众体育建设，让体育更多地造福于民。
从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杨殷争辩”
刘波
(清华大学体育部，北京100084)
杨明与总局之间的争论体现出的是对我们国家体育体制的不同认识和体育事业发展现状的不同看法。杨明文中的提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作者说出了不能回避的现实：在我们获得越来越多金牌的同时，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的体质在近20年里反倒有些下降，甚至，老百姓对于金牌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怎么认识这种现象?
竞技体育的价值包括它的精神价值、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其中精神价值又包括突出为国争光、振奋民族精神的激励价值、提倡发扬竞争精神的竞争价值和宣扬公平、公开、公正精神的伦理道德价值。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些价值所起的作用和应该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可能没有人记得29年前，中国男排曾经在先输两局的逆境中奋起直追，连扳3局战胜韩国队而获得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号。而这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正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收音机旁听到中国队战胜韩国队的消息后，自发上街游行欢呼庆祝，进发出了发自内心的声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o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确实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包括后来的女排、女足等队伍的优异表现，使竞技体育的激励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29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竞技体育的激励价值还存在多少?2008年奥运会上的51枚金牌尽管令国人兴奋，但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可能还不如29年前那场亚洲赛场上的男排比赛。因此没有多少人关注广州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数(199枚1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国家和我们一样重视竞技体育的精神价值，原东德的竞技体育体制是名副其实的“举国体制”，即以政党主管、国家投入、统一选材、重视科研和集中训练为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东德政府和执政党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这种指导思想甚至写入宪法，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体育运动通过宪法规定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将竞技体育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对巩固政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种体制下东德的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会上的成绩堪称辉煌。而德国的另一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体育管理体制，原西德以大众体育俱乐部为基础、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相结合、重视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发展模式，虽然没有为西德在奥运会上带来更多的金牌，但他们有1／3的人口是各类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还有1／3的人口通过其它方式自觉锻炼，同时他们的足球、曲棍球、手球、网球等项目在欧洲影响力较大，球类项目和马术、自行车等传统项目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奥运会上的成绩落后于东德并没有妨碍西德一直处于“体育强国”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东德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的成绩远好于西德，在东西德合并之后，原东德的体育管理体制却完全被西德所取代，统一后的德国实行的是以各类体育协会和大众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典型的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德国统一后2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德国体育真正实现了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是“体育大国”，至少是“竞技体育大国”，目标是向“体育强国”迈进。要成为“体育强国”，必须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或者说要实现体育事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有总局官员认为：“我们竞技体育发展了，参加锻炼的人口和体育设施的递增速度也非常快。目前很多人都自觉锻炼，提高生活质量。国家体育总局是把这 一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投入也是竞技体育所无法比拟的。地方政府投入也很巨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只能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但目前还远远没有成为现实。要实现这个目标，德国统一前后体育体制发展变化的例子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换句话说，如果体制不改变，无论是总局还是地方主管部门都不可能把群众体育“放在首位”。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体制上去改变，只有竞技体育不再是政府部门的政绩、只有国家将群众体育变成公益事业来发展，才有可能把发展群众体育和增强人民体质放在首位，才有可能实现体育事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在那个时候，“体育强国”的虚名已不再那么重要，就像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亚运会的金牌已不那么重要一样。
日本的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
王水泉
(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研究科)
有“磁娃娃”美誉的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很小的时候被父母“强迫”打球，边打边抹眼泪的画面，曾被日本电视台反复播放。受这一煽情画面的感染，模仿福原爱父母培养子女的方式，积极投身到打造“小小健将”行列中的日本的年轻父母越来越多。然而，福原爱本人或许并不赞同这股有些过头的效仿。福原爱在决定去早稻田大学读书之后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求学的动机时，她说：“我不想成为乒乓白痴(巴嘎)。”(朝日新闻，2007年4月6日)福原爱想得到的只不过是普通人的应该具备的基本教养。这虽然是一个极其常识性的愿望，然而我铭记在心，事隔几年，仍记忆犹新。
另外，日本NHK电视台几天前的体育新闻，曾播出对现任日本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扎切罗尼的简短采访，他说的一句话也让我感触颇深。接手日本队时间不长的扎切罗尼在被问到对现在这支日本队的印象时，他例行公事地对日本队的技战术能力表扬之后，有些动情地说，他此前从未遇到过有如此团队精神的球队。扎切罗尼只不过是对集体项目中每个成员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的肯定。集体项目当然需要队员之间的合作，这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然而很容易找到的无数事例又告诫我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
为何福原爱会萌生那样的想法，为何日本球员的团队意识能够感染来自意大利的扎切罗尼?答案我们只能从其背后去寻找。从表面看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下说的两句话的确没有什么关联，不过从日本运动员的培养机制思索时，或许很容易找到能够说出这两句话的共同缘由。即日本在什么体制下，具体如何培养；运动训练、比赛与学校教育如何协调。
1)体育行政机构与民间体育协会(团体)的关系。
行政机构方面。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相似我国的“教育部”）下设部门之一，这是日本最高级别的体育行政机构。主抓“竞技体育”的则是“体育(sports)·青少年局”里面的“竞技体育科”。地方主抓竞技体育的则是各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相关部门。国家及地方竞技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是相关政策的策划、立案及推行。
民间体育协会(团体)方面。全国性质、最高级别的体育协会是“日本体育协会(JASA)”与“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JOC)”然后就是分布在各都道府县、市镇(町)村及社区与学校的竞技体育协会、团体、俱乐部。各级(类）民间体育协会、团体、俱乐部的职责包括各种水平的训练、比赛，运动员的选拔、输送，资金的筹备，科学研究等具体工作。
日本民间体育协会与体育行政机构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具体运作”与“周边服务·监督”的关系。
2)日本有没有体校、体工队?
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在举国体制之下，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的选材、训练体制采用从下到上的梯队形式，即各地市体校——省体工队——国家队。在日本，开展基础训练、选材是学校的各种体育俱乐部、地方(社区)体育俱乐部、“体育少年团”及各职业俱乐部后备性质的俱乐部。需要强调的是参与这些校内、校外俱乐部(社团)的必须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规上课之外，这是没得商量的硬性规定，前面提到的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在这个方面有监督权。并且，选拔后备人才只是这些俱乐部(社团)的捎带的职责(职业俱乐部除外)。这类俱乐部(社团)充当的是教育一个环节的角色，属于公益性质。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集体意识、组织能力、意志力等。面对的是每个适龄的普通青少年，而非个别运动天才。
或许正是在这种相对健全、健康的培养体制之下，福原爱才会意识到要去读书，因为她想要的是普通人应该具备的修养；才有可能让扎切罗尼强烈感受到了日本的团队意识。
3)普通日本人的体育。
如果您看过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您或许还记得有一集叫“运动会”的画面。正如该集画面中播放的那样，日本的中小学、幼儿园开运动会时的确是全体参与、全家总动员。当日本的家长在被问及孩子的兴趣爱好时，毫不犹豫、眉飞色舞地回答是某个体育项目的绝对不占少数。周末，在公园会看到好多家长与孩子一起踢球、投球的画面。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包括乡村)，步行10分钟以内，绝对能够找到一个公园，几乎所有公园中都有低单杠、秋千、滑梯等基本设施。市、区、镇、村的非盈利性体育场馆也比比皆是。
根据我亲眼所见，从整体上看，青少年的运动能力方面，我们与日本的差距绝对不小。我女儿还不到两岁时就开始有双臂挂在单杠上荡的活动，在公园看到4岁左右的小朋友熟练、花样繁多地玩儿“猴儿翻杠子”时，长时间生活在日本之后绝对不会再惊奇。进入夏天不久，从幼儿园跑出来的是一个个“黑孩子”。我现在住所的旁边是一所中学，平日早晨6点半左右就可以看到操场上、校园周围零星打球、踢球、跑步的身影。7点到8点，用“盛况”形容操场、学校周围运动的画面，绝对没有夸大其词。周六一般也是各项俱乐部的训练日。胖墩儿、豆芽菜不能说没有，但日本中学生给我的印象更多的是黝黑、结实，尤其是日本女中学生。非体育专业的日本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绝大多数都已具有一项运动特长，这主要归功于中学的俱乐部活动。他们的身体条件可能极为一般，但动作标准绝对叹为观止，自行组织的训练也绝对一板一眼。这些普通学生的体育俱乐部参加各种校际、区域、全国比赛，同样可望取得好成绩。但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们选择参加俱乐部的集体活动，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希望得到的是让运动成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在集体活动中，与队友及对手交流、交往。体质及意志力的提高或许只是水到渠成。
体育是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无论多么优秀、多么职业的运动员，他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运动员。
体育与“体育”的价值观错位
周济光
(广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045)
近日，新华社记者杨明的《“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发表后，引起中国亚运代表团官员殷宝林的强烈反应。作为曾经的体育理论学者、体育记者，我对杨明先生的观点并不陌生。其实，这种争论由来已久。 我的恩师林笑峰教授于1979年9月17日在《体育报》发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一文，指出：“我们可以不削弱sport来解决中华民族身体发展问题，再建一栋科学体育的研究大楼是值得的。”随后也因提出对体育概念、体育本质等问题的看法，受到当时的国家体委的严厉抨击。但这种几近人身攻击式的所谓“讨论”，并没有压制住中国体育学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的全民健身和奥运争光“两个战略”，实际上就是这场争论调和的产物。
如果说30年前的争论只是所谓“概念之争”，那么今天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和认识程度逐步提高，在价值观念上“以人为本”正取代“政治挂帅”；人民的利益正高过各级领导的政绩；“每个单个的个人”(恩格斯语)切实的身体健康追求，正高过任何—个团体在官场、赛场上的虚名!那么中国体育历史过程中的分形、分叉、拐点的来临已是必然。
现在要说的“体育”必须加引号了，因为她既不是竞技运动的本质，也不是大众的、全民的体育本质，她被权力、世俗绑架，成了各级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工具、手段了。原本追求金牌价值的竞技运动是人类展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大舞台，也是昭示和平、进步等美好社会景象的窗口。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争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展现国家的形象，提升新中国的地位，竞技运动通过国际交流成为政治外交的手段，在当时的特殊历史阶段为树立国际形象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地方政府的政绩不仅与经济、贸易、文化等挂钩；在奥运会、亚运会、世锦赛、全运会、城运会、大运会、省运会、市运会等各级运动比赛中拿金牌，也成为考核体育部门领导甚至考核地方政府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末山西作家赵瑜的一篇报告文学《强国梦》，通过写实的手法把“金牌当成图腾来崇拜”的“体育”界针砭得体无完肤。
体育的实质是通过运动的手段使人的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保持健康、增进活力和抵御疾病，使人通过运动得到体质的增强、精神的愉悦和社会关系的和谐。中国体育因为体育部门只重视“体育”(竞技运动)而使体育变得有名无实。
体育和“体育”在价值观上长期以来“被错位”，民族的、大众的体育“被举国(体制)”，本来的体育经费“被瓜分”，体育精神和价值“被政绩”。中国体育处在十字路口，体育(全民的大众的增强体质的教育，phvsical education)和“体育”(竞技运动，sport)该回其本源，体现其应有意义了。附：
“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
杨明
中国军团在广州亚运会上飙出“开门红”，首日狂扫19金，显出一骑绝尘的强大实力。由于是主场作战，估计这次中国军团的金牌总数会超过20年前北京亚运会183枚的纪录。若此，我们是该大力赞颂，还是冷静思考呢?
个人认为，一家独大并非好事，会带来不少隐忧。
亚运会的口号是团结、友谊、和谐、发展，是亚洲人民的一场盛大快乐节日，不能只重金牌，不顾其他。
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者感到成为陪衬。举个通俗的例子：本来是请大家做客的，结果鱼翅和熊掌都让主人抢吃了，剩点汤汤水水给人家分，咱好意思吗?生物界和自然界法则告诉我们：只有共存才能共荣。让一个“巨人”和一群“常人”按照相同规则玩角力游戏，场面未必有趣。
另外，这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端。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体育等同于金牌，把体育当做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毛主席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属于大众的运动，是老百姓的健康生活方式，不幸的是，这个属性被漠视了，精英体育一度成为主导。
国内媒体不应一边倒地对中国军团的金牌风暴歌功颂德，金牌拿太多并非好事，会带来副作用，这一点，有关方面需要早作判断。
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后，胡主席已经英明地给中国体育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应该立刻转型和转轨，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下面是一组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然而。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难道这不令我们汗颜吗?
亚运会上的金牌垄断是历史形成的，和畸形的机制与导向有关，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在新的体育观念指导下，相信这种现象会有所改观。
最后，提个建议：为了改变亚洲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会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国家专业队和职业选手，加大非奥项目比例，这样就可以和多数亚洲国家选手处于同一选拔背景，在相近的水平上，实现真正的公平参赛，同时，也能避免延续巨无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