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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上旬,我应邀赴芬兰TURKU音乐学院讲学，并在该院的大提琴大师班上指导了八位大提琴专业学生。从专业角度来讲，这些欧洲学生在大提琴的音准、发音、揉弦以及对音乐的理解这四个方面的出色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就以弦乐演奏中最为关键的音准问题为例，在我所指导的近11个小时的大师班公开课中，仅有一次，当某个学生在演奏博克里尼《降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时，我听到她有些音拉得不太准，随即提醒了她，她仔细听了听，点点头，很快便纠正了。而在其它授课的整个过程中，我不记得有对其他任何学生提到过音准问题。回想起来颇感诧异，因为根据我这几年的教学经历，在通常情况下，我不仅要不断地提醒学生纠正音准问题，并时常还要帮助学生建立精确音准的概念，总之，为音准问题所耗费的时间，要占去我上课时间的30%左右！而对于有些一年级新生，则比率还要高得多! 这件事让我明显地察觉到了国内学生在音准方面跟这些欧洲学生的差距，而且距离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音准是优良发音的大前提，从物理振动学的角度来讲，一旦音高频率的精确度出了偏差，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从大提琴上得到最佳、最美声音的可能性！
对于欧洲大提琴学生在音准方面的出色表现，我认为这大部分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一种观念和良好的习惯，正如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也是后天培养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们对于学习大提琴的琴童和学生在学琴伊始就给他们灌输精确音准的观念，并且在这方面持之以恒地给予要求和帮助，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也同样是可以获得精确的音准，从而为进一步获得最美、最佳的声音打下良好的基础！
谈及大提琴的发音，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正确的声音概念，就如驾车上路首先要知道方向和目的地一样，失去了方向，就很难论及具体的操作技术。 可能是由于音乐大环境的原因，建立正确的大提琴声音概念似乎是国内大提琴学生最难把握的问题之一。我这次在TURKU音乐学院所听到的大部分学生，对大提琴的声音概念似乎都很明确，她们的基本发音听上去都很不错。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提醒她们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好演奏的姿势以及上半弓的用力方式，注意变换弓子的接触点、力度和速度，以求得更多的音色变化和变换，将音响力度及不同的音色发挥到最佳状态。
另外，现代的大提琴演奏因为音乐情绪的表现以及美化声音的需要，必须大量地运用“揉弦”技术。但是，不恰当的揉弦效果非但起不了上述的作用，反而“丑化”了声音。我经常听到一些大提琴学生无目的、机械地运用一种幅度很窄、速度极快、类似“痉挛”（声乐上称之为“羊声”）的揉弦，或是在激动的时候运用某种幅度极大、速度极快、类似“马叫”的揉弦。而这些不正确的揉弦效果，我无论是在芬兰的TURKU音乐学院，或是2005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音乐学院讲学时都不曾听到过。这些国外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有一个共性现象，即无论他们的程度深浅如何，对揉弦的基本概念都是对的。因而当我在国外讲学时，我会建议他们在保持一个正常的、声乐化的揉弦同时，还要学会根据音乐所表现出的不同情绪，尝试着去变换揉弦的幅度和速度。揉弦不是一成不变的，演奏者要用心去感悟音乐，将揉弦的效果与所演奏的音乐贴切地“揉为一体”！
此外，我发现或许是得益于欧洲的音乐大环境和文化传统，我这次听到的这些大提琴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领悟基本上都比较到位。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学生需要的只是较为高层面的“点拨”。例如本文照片中正在演奏的女生，她来自德国，是一年级研究生。她在大师班上为我演奏了舒伯特《a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我听了一会儿就意识到她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而且左右手的技术、乐感都很不错。但是，她看上去似乎对自己的演奏缺乏信心，尤其是对左手很不放心，两眼不停地盯住自己的左手看。另外，她在整个演奏过程中都是采用了一种被我称之为“封闭式”或是“埋头苦干”的姿势在拉琴。凭我的经验，这两个缺点就足以妨碍她获得最佳的声音，妨碍她进入一种有把握、有自信的演奏状态。所以我针对她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要求她用我称之为“开放式”的姿势演奏，并放弃视觉上的干扰。这位德国学生领悟得非常快，立刻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相应的调整，当她再次演奏时，整体变化是那么的明显，以至全体旁观的师生都点头微笑了，我也为她的提高感到非常的高兴！
回到中国后，TURKU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Erkki Lahesmaa在2007年12月17日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道: “非常感谢你出色的大师班课！我们的学生对你的讲课都非常地满意，其效应立刻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我的那位德国学生在上了你的课后现在演奏得比以前好多了，你的确是给她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建议，对其他的学生也是如此”。
我为Lahesmaa教授的来信所感动。我知道他本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耶鲁大学的硕士。从他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国外大提琴同仁的真诚和友善。
这次芬兰之行让我再一次意识到了我们国内跟欧洲国家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不同之处。我们音乐学院的现行教育体系更多的是沿袭前苏联的音乐教育模式，比较注重个人技术的训练，注重独奏曲目的掌握和学习。因此我们的学生相对而言，在左手技巧上，在大型作品如协奏曲或是高难度乐曲的掌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欧美大部分学习音乐的学生，因为从小完全是凭兴趣和爱好学习，整个学习过程中，乐队、室内乐、奏鸣曲的学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当他们涉及到高难度的大型作品时，技巧上往往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音乐演奏的完整性会受到来自技术方面的干扰和影响。反思这两种不同的音乐教育方式，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多加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必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我在这次讲学期间，向TURKU音乐学院的大提琴老师和学生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学科以及我本人在技术方面是如何训练我们的学生，具体使用哪些教材和技巧难度比较高的音乐作品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对此，他们非常感兴趣，并表示愿意进行相应的尝试。
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说对双方都有不小的收获。我们交流了在大提琴演奏和教学方面的看法和建议，意识到了双方在音乐教育思维、方式及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都认识到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顺便将最近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优秀大提琴作品精选》CD专辑赠送给了国外同行，以便促进国外同行对我们中国大提琴音乐作品的了解，并希望将来能看到西方国家的音乐家也开始将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纳入他们的演奏曲目！
曹敏 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
首先，就以弦乐演奏中最为关键的音准问题为例，在我所指导的近11个小时的大师班公开课中，仅有一次，当某个学生在演奏博克里尼《降B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时，我听到她有些音拉得不太准，随即提醒了她，她仔细听了听，点点头，很快便纠正了。而在其它授课的整个过程中，我不记得有对其他任何学生提到过音准问题。回想起来颇感诧异，因为根据我这几年的教学经历，在通常情况下，我不仅要不断地提醒学生纠正音准问题，并时常还要帮助学生建立精确音准的概念，总之，为音准问题所耗费的时间，要占去我上课时间的30%左右！而对于有些一年级新生，则比率还要高得多! 这件事让我明显地察觉到了国内学生在音准方面跟这些欧洲学生的差距，而且距离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音准是优良发音的大前提，从物理振动学的角度来讲，一旦音高频率的精确度出了偏差，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从大提琴上得到最佳、最美声音的可能性！
对于欧洲大提琴学生在音准方面的出色表现，我认为这大部分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一种观念和良好的习惯，正如保持个人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也是后天培养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们对于学习大提琴的琴童和学生在学琴伊始就给他们灌输精确音准的观念，并且在这方面持之以恒地给予要求和帮助，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学生也同样是可以获得精确的音准，从而为进一步获得最美、最佳的声音打下良好的基础！
谈及大提琴的发音，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正确的声音概念，就如驾车上路首先要知道方向和目的地一样，失去了方向，就很难论及具体的操作技术。 可能是由于音乐大环境的原因，建立正确的大提琴声音概念似乎是国内大提琴学生最难把握的问题之一。我这次在TURKU音乐学院所听到的大部分学生，对大提琴的声音概念似乎都很明确，她们的基本发音听上去都很不错。我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提醒她们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好演奏的姿势以及上半弓的用力方式，注意变换弓子的接触点、力度和速度，以求得更多的音色变化和变换，将音响力度及不同的音色发挥到最佳状态。
另外，现代的大提琴演奏因为音乐情绪的表现以及美化声音的需要，必须大量地运用“揉弦”技术。但是，不恰当的揉弦效果非但起不了上述的作用，反而“丑化”了声音。我经常听到一些大提琴学生无目的、机械地运用一种幅度很窄、速度极快、类似“痉挛”（声乐上称之为“羊声”）的揉弦，或是在激动的时候运用某种幅度极大、速度极快、类似“马叫”的揉弦。而这些不正确的揉弦效果，我无论是在芬兰的TURKU音乐学院，或是2005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音乐学院讲学时都不曾听到过。这些国外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学生有一个共性现象，即无论他们的程度深浅如何，对揉弦的基本概念都是对的。因而当我在国外讲学时，我会建议他们在保持一个正常的、声乐化的揉弦同时，还要学会根据音乐所表现出的不同情绪，尝试着去变换揉弦的幅度和速度。揉弦不是一成不变的，演奏者要用心去感悟音乐，将揉弦的效果与所演奏的音乐贴切地“揉为一体”！
此外，我发现或许是得益于欧洲的音乐大环境和文化传统，我这次听到的这些大提琴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领悟基本上都比较到位。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学生需要的只是较为高层面的“点拨”。例如本文照片中正在演奏的女生，她来自德国，是一年级研究生。她在大师班上为我演奏了舒伯特《a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我听了一会儿就意识到她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而且左右手的技术、乐感都很不错。但是，她看上去似乎对自己的演奏缺乏信心，尤其是对左手很不放心，两眼不停地盯住自己的左手看。另外，她在整个演奏过程中都是采用了一种被我称之为“封闭式”或是“埋头苦干”的姿势在拉琴。凭我的经验，这两个缺点就足以妨碍她获得最佳的声音，妨碍她进入一种有把握、有自信的演奏状态。所以我针对她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要求她用我称之为“开放式”的姿势演奏，并放弃视觉上的干扰。这位德国学生领悟得非常快，立刻按照我的要求做了相应的调整，当她再次演奏时，整体变化是那么的明显，以至全体旁观的师生都点头微笑了，我也为她的提高感到非常的高兴！
回到中国后，TURKU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Erkki Lahesmaa在2007年12月17日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道: “非常感谢你出色的大师班课！我们的学生对你的讲课都非常地满意，其效应立刻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我的那位德国学生在上了你的课后现在演奏得比以前好多了，你的确是给她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建议，对其他的学生也是如此”。
我为Lahesmaa教授的来信所感动。我知道他本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耶鲁大学的硕士。从他的来信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国外大提琴同仁的真诚和友善。
这次芬兰之行让我再一次意识到了我们国内跟欧洲国家在音乐教育方面的不同之处。我们音乐学院的现行教育体系更多的是沿袭前苏联的音乐教育模式，比较注重个人技术的训练，注重独奏曲目的掌握和学习。因此我们的学生相对而言，在左手技巧上，在大型作品如协奏曲或是高难度乐曲的掌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欧美大部分学习音乐的学生，因为从小完全是凭兴趣和爱好学习，整个学习过程中，乐队、室内乐、奏鸣曲的学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当他们涉及到高难度的大型作品时，技巧上往往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音乐演奏的完整性会受到来自技术方面的干扰和影响。反思这两种不同的音乐教育方式，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多加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必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我在这次讲学期间，向TURKU音乐学院的大提琴老师和学生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学科以及我本人在技术方面是如何训练我们的学生，具体使用哪些教材和技巧难度比较高的音乐作品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对此，他们非常感兴趣，并表示愿意进行相应的尝试。
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说对双方都有不小的收获。我们交流了在大提琴演奏和教学方面的看法和建议，意识到了双方在音乐教育思维、方式及文化传统上的差别，都认识到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顺便将最近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优秀大提琴作品精选》CD专辑赠送给了国外同行，以便促进国外同行对我们中国大提琴音乐作品的了解，并希望将来能看到西方国家的音乐家也开始将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纳入他们的演奏曲目！
曹敏 上海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