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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古晚期,西欧部分地区初显出资本主义萌芽。商人阶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各国仍无法摆脱封建社会中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影响。因此,教俗权力对英国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使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别,最终使英国成为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却逐渐滞缓,本文就其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 英国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基督教会
一
中世纪西欧意大利地区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一方面,教皇势利在意大利地区的中部,形成了国中之国——教皇国。另一方面,由于中世纪西欧的采邑分封制导致德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各封建主们注重扩张自己的领地把意大利地区作为征服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就成为教皇势力与德皇势力互相争夺的目标。这一背景也影响到了佛罗伦萨的政治格局即亲教皇的圭尔夫派(Guelf)和支持德皇势力的吉贝林派(Ghibellini)相互对峙的局面,并最终以圭尔夫派战胜吉贝林派而告终。对佛罗伦萨的商人而言,圭尔夫派的胜利关系到他们的命运。
首先,圭尔夫派的胜利使佛罗伦萨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西欧中世纪是与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同一种宗教信仰所联系,并且形成了兄弟姐妹般的一种“看不见”的关系。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A·罗斯所言:“一种彼此接近的纯洁的宗教感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能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同情是某种深信宗教的结果,它和深信是同情的产物一样的真实。伙伴之情的激荡总是暗示着某种‘我’和‘你’之间隐蔽的体谅情绪的约定。满腔的社会感情必然会克制我们的分离,并且能暗示我们之间看不见的关系。”[1]这种“看不见”的关系成为佛罗伦萨社会凝聚力的支柱,使佛罗伦萨在没有王权作为支持的前提下,为佛罗伦萨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精神支持。
其次,圭尔夫派的胜利使教皇势力成为佛罗伦萨王权的代替品。公元十世纪时期仍处于托斯卡纳农村经济的佛罗伦萨,封建贵族的势利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贯有的从土地上获取一切利益的经济形式,这无疑造成封建贵族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冲突。佛罗伦萨的商人最终把贵族全部赶出了执政团,实际政权掌握在行会手中,不再受到封建贵族势利干扰。商人阶层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佛罗伦萨置于德皇的统治之下,那么佛罗伦萨势必成为德皇的附庸,且会失去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相反,寻求教会作为强大王权的替代品,其结果就会不同。教会势力不仅使其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阶层的“保护伞”,更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如坚尼·布鲁克尔提及的:“他们(商人阶层)从西埃那城的对手里夺来了教廷银钱业务的垄断经营,成为教廷在拉丁基督教各国(即西欧各国)税款的征收包办。这些商人还利用了他们受保护特权地位垄断了西欧各地的国际银行业务和国际贸易。”[2]圭尔夫派的胜利对佛罗伦萨金融资本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圭尔夫派的胜利不仅使基督教会成为佛罗伦萨商人的后盾,更为其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基督教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斥富的观点,尤其认为高利贷者的灵魂早已无法拯救。然而对于商人来说,在商业往来中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这就造成佛罗伦萨商人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使商人处于世俗诱惑与宗教信仰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中,就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信仰与现实物质的刺激下,不断徘徊的例子:格利高里奥·达蒂作为一名商人,一方面“在他的‘秘事录’中为自己未能严尊宗教信念行事而痛惜。他忏悔说在他一生中曾不断地违背上帝的戒律”。[3]另一方面,“他正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应做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承诺和义务总规定个限度,为求在世俗和精神要求之间找左右逢源的出路”。[4]这样就使得商人阶层在信仰与物质财富的刺激中徘徊。在宗教信仰的消极影响下,商人阶层对商业经济的热情逐渐的减弱,最终导致佛罗伦萨的商业经济发展逐渐的滞缓。
与佛罗伦萨商人阶层依附教皇势力不同,英国商人阶层发展经济所依靠的是王权强大的势力。都铎王朝伊始,亨利七世不仅遏制了约克家族篡位的阴谋,而且通过外交婚姻得到西班牙对其王位继承权的认可。同时,他也促成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埃普塔尔条约”,使英国处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中,为英国商人在海外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爱德华六世时期,欲收回汉萨商人在英国的特权,并在1552年宣布:“汉撒商人所具有的自由和特权无效,限制他们做中介贸易;不允许他们损害英国的利益;鉴于英商实际上未在汉撒的城市取得同样的优惠,甚至屦受限制,汉撒商人的自由和特权应被剥夺,仅保留与别国商人相同的贸易权利。”[5]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行使中央集权措施,宗教改革政策,使英国避免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宗教信仰不一所造成的动荡。其不仅成为英国商人强有力的保护者,更成为英国在海外贸易往来中强有力的后盾。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聚集力量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主的地位并且取而代之。英国商人被海上贸易中所含有的巨大利润所吸引,开始了试图发现新航路以及黄金的冒险,并且分别在1555年成立了“莫斯科公司”,1581年组建了“土耳其公司”,1579年组建了“大陆公司”专门从事贸易。这使英国商人阶层从各种商业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纵观佛罗伦萨与英国的政治环境不难看出,在中世纪西欧无论是教会的势力还是世俗王权的势力,都有效地为商人阶层发展经济提供了巨大的保护。但是,世俗的王权与教会的势力对商人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至于决定了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结果。商人阶层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群体,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方向,更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结局。然而,基督教教会作为统治精神世界的领袖,确保了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在国内外的商业经济利益。但基督教教会斥富的观点以及对高利贷者的无情鞭笞,最终导致商业中的巨额利润对佛罗伦萨商人逐渐失去吸引力,使佛罗伦萨经济发展逐渐消弭。相反,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拥有强大的王权,使教会势利置于世俗君主的统治之下。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支持和鼓励本国商人阶层的发展,不断在新的行业领域中开拓市场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二
佛罗伦萨与英国的社会环境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了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都铎王朝时期君主们一直都在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他们将反叛视为社会乃至对王朝统治最严重的威胁。“良好的秩序被认为是维持稳定统治的基础。”[6]亨利七世时期恢复了治安法官的职位,并且授权治安法官可以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判叛乱和违法拥兵的人,为了防止大贵族地方势力的强大,“颁布了《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以及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将被告定罪”。[7]到了亨利八世时期,实行宗教改革政策,英国议会于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确立了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从而使英国君主拥有了教、俗双方面的最高权力。随后在1547年,肯特郡的农民爆发反圈地的起义和1549年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和康华尔郡,以及东部的诺福克郡先后爆发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由英国政府出面进行了平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局面。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对宗教采取了包容政策,在确立了新教为英国国教的同时,又对天主教徒采取了包容政策,避免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英国都铎王朝君主们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放在了首位,遏制了封建地方贵族势力的扩张,调整宗教改革政策,镇压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些有效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不仅为英国商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而且促使英国商人阶层在各个行业中不断发明新的技术。
与英国相比,基督教会虽然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但没有给它带来安定的社会环境,并且使其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受到打击,这也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消极的影响。例如,在爆发梳毛工人起义之后,呢绒市场在1380年的毛呢产量下降到只有二万匹(1338年则是九万匹)。[8]随后在米兰的两次战争中,佛罗伦萨商人也受到了重创。在米兰的战争中,“米兰的统治者安加里来佐·威斯孔第(Giangaleazzo Visconti)采取禁止出口专用于制造梳毛工具的铁丝等办法,使佛罗伦萨毛织工业蒙受严重损失”。[9]与那不勒斯国王拉狄斯劳的冲突更严重地破坏了佛罗伦萨的经济,“里纳耳多·隆迪涅尼(Rinaldo Roninelli)在这次战争中最为暗淡的一个时刻(1410年10月至11月)曾断言:‘我们的人民已经筋疲力尽,资源全告枯竭,谁也赚不到一个钱、生意完全停顿。’”[10]佛罗伦萨社会环境的严重不稳定,导致其商人阶层对发展商业经济逐渐生产了消极的心理,使商人阶层的人们开始向往一种安定、平稳的生活。“对坐收利息和乡绅地主生活的向往;对法律和人文学术训练的热衷,以及对官吏生涯的追求”,[11]最终使佛罗伦萨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
三
中世纪西欧离不开王权与教权的影响,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强大的王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促进商人阶层不断发展的催化剂。商人阶层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商人阶层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强大的王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英国商人阶层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使英国商人阶层不断在新的行业领域进行探索,商人阶层对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也使英国成为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对于缺少世俗王权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宗教信仰的力量要远远超过世俗君主的影响。但基督教教会中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使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在宗教虔诚与物质财富之间徘徊,更使其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佛罗伦萨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没有继续前进,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美]E·A·罗斯著.秦志勇,毛永政译.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160.
[2][意]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出版,1985:64.
[3][4][意]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出版,1985:64.
[5]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164.
[6][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3.
[7]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94.
[8]同[3],1985:101.
[9]同[3],1985:103.
[10]同[3],1985:105.
[11]同[3],1985:115.
关键词: 英国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基督教会
一
中世纪西欧意大利地区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一方面,教皇势利在意大利地区的中部,形成了国中之国——教皇国。另一方面,由于中世纪西欧的采邑分封制导致德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各封建主们注重扩张自己的领地把意大利地区作为征服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就成为教皇势力与德皇势力互相争夺的目标。这一背景也影响到了佛罗伦萨的政治格局即亲教皇的圭尔夫派(Guelf)和支持德皇势力的吉贝林派(Ghibellini)相互对峙的局面,并最终以圭尔夫派战胜吉贝林派而告终。对佛罗伦萨的商人而言,圭尔夫派的胜利关系到他们的命运。
首先,圭尔夫派的胜利使佛罗伦萨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西欧中世纪是与宗教信仰不可分割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同一种宗教信仰所联系,并且形成了兄弟姐妹般的一种“看不见”的关系。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E·A·罗斯所言:“一种彼此接近的纯洁的宗教感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能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同情是某种深信宗教的结果,它和深信是同情的产物一样的真实。伙伴之情的激荡总是暗示着某种‘我’和‘你’之间隐蔽的体谅情绪的约定。满腔的社会感情必然会克制我们的分离,并且能暗示我们之间看不见的关系。”[1]这种“看不见”的关系成为佛罗伦萨社会凝聚力的支柱,使佛罗伦萨在没有王权作为支持的前提下,为佛罗伦萨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精神支持。
其次,圭尔夫派的胜利使教皇势力成为佛罗伦萨王权的代替品。公元十世纪时期仍处于托斯卡纳农村经济的佛罗伦萨,封建贵族的势利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贯有的从土地上获取一切利益的经济形式,这无疑造成封建贵族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冲突。佛罗伦萨的商人最终把贵族全部赶出了执政团,实际政权掌握在行会手中,不再受到封建贵族势利干扰。商人阶层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佛罗伦萨置于德皇的统治之下,那么佛罗伦萨势必成为德皇的附庸,且会失去自由发展经济的权力。相反,寻求教会作为强大王权的替代品,其结果就会不同。教会势力不仅使其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阶层的“保护伞”,更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如坚尼·布鲁克尔提及的:“他们(商人阶层)从西埃那城的对手里夺来了教廷银钱业务的垄断经营,成为教廷在拉丁基督教各国(即西欧各国)税款的征收包办。这些商人还利用了他们受保护特权地位垄断了西欧各地的国际银行业务和国际贸易。”[2]圭尔夫派的胜利对佛罗伦萨金融资本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圭尔夫派的胜利不仅使基督教会成为佛罗伦萨商人的后盾,更为其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但是基督教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斥富的观点,尤其认为高利贷者的灵魂早已无法拯救。然而对于商人来说,在商业往来中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为目标。这就造成佛罗伦萨商人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使商人处于世俗诱惑与宗教信仰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中,就讲述了一个商人在信仰与现实物质的刺激下,不断徘徊的例子:格利高里奥·达蒂作为一名商人,一方面“在他的‘秘事录’中为自己未能严尊宗教信念行事而痛惜。他忏悔说在他一生中曾不断地违背上帝的戒律”。[3]另一方面,“他正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应做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承诺和义务总规定个限度,为求在世俗和精神要求之间找左右逢源的出路”。[4]这样就使得商人阶层在信仰与物质财富的刺激中徘徊。在宗教信仰的消极影响下,商人阶层对商业经济的热情逐渐的减弱,最终导致佛罗伦萨的商业经济发展逐渐的滞缓。
与佛罗伦萨商人阶层依附教皇势力不同,英国商人阶层发展经济所依靠的是王权强大的势力。都铎王朝伊始,亨利七世不仅遏制了约克家族篡位的阴谋,而且通过外交婚姻得到西班牙对其王位继承权的认可。同时,他也促成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埃普塔尔条约”,使英国处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当中,为英国商人在海外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空间。爱德华六世时期,欲收回汉萨商人在英国的特权,并在1552年宣布:“汉撒商人所具有的自由和特权无效,限制他们做中介贸易;不允许他们损害英国的利益;鉴于英商实际上未在汉撒的城市取得同样的优惠,甚至屦受限制,汉撒商人的自由和特权应被剥夺,仅保留与别国商人相同的贸易权利。”[5]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行使中央集权措施,宗教改革政策,使英国避免了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以及宗教信仰不一所造成的动荡。其不仅成为英国商人强有力的保护者,更成为英国在海外贸易往来中强有力的后盾。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聚集力量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主的地位并且取而代之。英国商人被海上贸易中所含有的巨大利润所吸引,开始了试图发现新航路以及黄金的冒险,并且分别在1555年成立了“莫斯科公司”,1581年组建了“土耳其公司”,1579年组建了“大陆公司”专门从事贸易。这使英国商人阶层从各种商业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纵观佛罗伦萨与英国的政治环境不难看出,在中世纪西欧无论是教会的势力还是世俗王权的势力,都有效地为商人阶层发展经济提供了巨大的保护。但是,世俗的王权与教会的势力对商人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以至于决定了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结果。商人阶层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群体,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方向,更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结局。然而,基督教教会作为统治精神世界的领袖,确保了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在国内外的商业经济利益。但基督教教会斥富的观点以及对高利贷者的无情鞭笞,最终导致商业中的巨额利润对佛罗伦萨商人逐渐失去吸引力,使佛罗伦萨经济发展逐渐消弭。相反,英国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拥有强大的王权,使教会势利置于世俗君主的统治之下。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支持和鼓励本国商人阶层的发展,不断在新的行业领域中开拓市场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二
佛罗伦萨与英国的社会环境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了两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都铎王朝时期君主们一直都在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他们将反叛视为社会乃至对王朝统治最严重的威胁。“良好的秩序被认为是维持稳定统治的基础。”[6]亨利七世时期恢复了治安法官的职位,并且授权治安法官可以在没有陪审团参加的情况下审判叛乱和违法拥兵的人,为了防止大贵族地方势力的强大,“颁布了《取缔家兵法规》规定:凡是豢养家兵的人均应在星室法庭受审,一经‘供述、审讯以及验明证据确凿后,’即可将被告定罪”。[7]到了亨利八世时期,实行宗教改革政策,英国议会于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确立了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从而使英国君主拥有了教、俗双方面的最高权力。随后在1547年,肯特郡的农民爆发反圈地的起义和1549年在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和康华尔郡,以及东部的诺福克郡先后爆发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由英国政府出面进行了平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局面。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对宗教采取了包容政策,在确立了新教为英国国教的同时,又对天主教徒采取了包容政策,避免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英国都铎王朝君主们将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放在了首位,遏制了封建地方贵族势力的扩张,调整宗教改革政策,镇压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些有效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不仅为英国商人阶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而且促使英国商人阶层在各个行业中不断发明新的技术。
与英国相比,基督教会虽然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但没有给它带来安定的社会环境,并且使其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受到打击,这也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消极的影响。例如,在爆发梳毛工人起义之后,呢绒市场在1380年的毛呢产量下降到只有二万匹(1338年则是九万匹)。[8]随后在米兰的两次战争中,佛罗伦萨商人也受到了重创。在米兰的战争中,“米兰的统治者安加里来佐·威斯孔第(Giangaleazzo Visconti)采取禁止出口专用于制造梳毛工具的铁丝等办法,使佛罗伦萨毛织工业蒙受严重损失”。[9]与那不勒斯国王拉狄斯劳的冲突更严重地破坏了佛罗伦萨的经济,“里纳耳多·隆迪涅尼(Rinaldo Roninelli)在这次战争中最为暗淡的一个时刻(1410年10月至11月)曾断言:‘我们的人民已经筋疲力尽,资源全告枯竭,谁也赚不到一个钱、生意完全停顿。’”[10]佛罗伦萨社会环境的严重不稳定,导致其商人阶层对发展商业经济逐渐生产了消极的心理,使商人阶层的人们开始向往一种安定、平稳的生活。“对坐收利息和乡绅地主生活的向往;对法律和人文学术训练的热衷,以及对官吏生涯的追求”,[11]最终使佛罗伦萨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
三
中世纪西欧离不开王权与教权的影响,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强大的王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促进商人阶层不断发展的催化剂。商人阶层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商人阶层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强大的王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英国商人阶层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使英国商人阶层不断在新的行业领域进行探索,商人阶层对经济发展的不断推动也使英国成为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然而对于缺少世俗王权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宗教信仰的力量要远远超过世俗君主的影响。但基督教教会中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使佛罗伦萨商人阶层在宗教虔诚与物质财富之间徘徊,更使其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商业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佛罗伦萨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没有继续前进,最终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美]E·A·罗斯著.秦志勇,毛永政译.社会控制.华夏出版社,1989:160.
[2][意]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出版,1985:64.
[3][4][意]坚尼·布鲁克尔著.朱龙华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出版,1985:64.
[5]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164.
[6][英]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3.
[7]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94.
[8]同[3],1985:101.
[9]同[3],1985:103.
[10]同[3],1985:105.
[11]同[3],198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