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年轻诸葛亮还没有出山之时，就在读书方法上，显露出与众不同。
　　他的三位书友，徐庶、石韬、盂建，读书都“务于精熟”，不仅读得精，还要读得熟。诸葛亮却不然，他奉行的方法“觀其大略”。
　　“观其大略”的准确含义，是注意观察吸收书籍当中的重点和精华。此处的“大”是重大的大，也就是书中的重点；而“略”是战略的略，也就是书中的精华。
　　对比之下，“务于精熟”的“精”，是精细的精，是指书中的细节，这就与“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要烂熟于心，这又与大略的“略”完全不同。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互有交谊的同批年轻书友，会在读书方法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来，这与当时的考试体制有关。
　　当时的考试考什么？是考儒家的经典。从众多的儒经当中，任意抽取小段，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论述。如果对儒经不能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就有可能面对题目不知所云，只有交白卷的份儿，当官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于是乎把儒家经典从头到尾读精再加读熟，就成为读书人无形的指挥棒。至于这种“读死书、死读书”得来的“死知识”，对于个人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究竟有没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那就统统不管了。
　　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再来看两种读书方法的反差，就容易理解了。徐庶等三位“精熟哥”，因为个人志向与诸葛亮完全不同，未能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所以还在走东汉应试教育的老路。由于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大多只能培养出等因奉此、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比如州剌史和郡太守，所以孔明先生才会对徐庶等三位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剌史、郡守也。”
　　而诸葛亮的志向，则是要当个文武兼备的军政栋梁，所以他才自比为先秦时期著名的政冶家管仲、军事家乐毅。他所需要的知识，必须能够充分满足自己未来担当军政大任的实际需要，包括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战略指导，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前人发现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如此等等。要想适应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志向需要，传统的“精熟”方法显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经过一番主动的明智选择，他的新方法就应运而生。
　　再说当时的荆襄一带，社会相对安定，所以有大批学术文化精英聚集，形成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反对东汉烦琐零碎的老学风，刚好与他的志向需要相吻合。加之荆州学派的领袖，即水镜先生司马徽，又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尊长。凡此种种，也是客观上催生这位“大略哥”的优质文化土壤。
　　实用、简明、高效和创新，堪称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四大亮点。然而在做出这选择的东汉献帝建安初年，他只是虚岁不过十六七的小青年。走向人生起跑线之前的正确选择，不仅为他十年之后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精彩表现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正在努力读书充电，准备大干一番创业、创新事业的年轻群体，提供了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正可谓：孔明才智来何处？竟是先生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