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汶川地震发生后，举国震惊，无论年龄、职业、能力，四面八方的人们或慷慨解囊，或直入灾区，爱心的力量空前汇聚;许多个人、组织受此感召，开始奉献于公益，并一直坚持下来。公益慈善从之前人们心目中的“只是政府的职责”“有钱人才能做的事”，逐渐成为全民意识的一部分。
十年前的巨灾发生之年，因而被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在中国公益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十年来，公益组织经历了一条怎样的成长之路？
如果没有那场地震，2008年5月12日，对程雯来说，可能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忙碌日子。那时，距离当年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开赛只有一周时间，本身是企业管理者，也参与赛事组织工作的她正筹备比赛的各种细节。地震发生后，许多报名者跟她说：“我们与其背着行李去戈壁徒步，不如去灾区做志愿者。”这些队员，是全国各个著名商学院的学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我当时很理解他们，我内心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但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去了能做什么？”程雯说。
尽管没有组队去灾区，但程雯和同事们将当年的戈壁挑战赛组织为赈灾义赛，号召参赛者一边徒步一边筹款，为灾区募集到了30多万元善款。那段时间，赛事的核心组织人员一直在思考：戈壁挑战赛是为了让参赛者领悟坚持的意义，那我们怎样在救援中出一份力，给危急中的人们以力量，让他们坚持？参加比赛的“戈友”们的决定是，自愿发起中国第一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在2010年玉树地震等灾害中，这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参与了现场救援。
提到汶川地震对自己的意义，程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它让我突然发现，我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我应该抓紧时间，去做一些该做的事。”实际上，有许多和她有相同感受的人，都和她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在这场巨灾之后，选择了投身公益。
以灾害事件触动成立的公益组织最初多以紧急救援为方向，随后如何发展，是公益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2011年9月，以救援队的团队和实践为基础，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程雯担任理事长。基金会成立后，她和同事们开拓了另一个重点投入的公益领域：教育扶贫。
程雯说，汶川地震中的一个故事深深震撼了她和伙伴们：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在地理位置上紧临着受灾最为惨烈的北川，地震发生后，全校2300多名师生在一分半钟的时间里全部安全有序地撤离到操场，无一人伤亡。这个“奇迹”源于校长叶志平的坚持，他想方设法不断加固学校里一栋有隐患的教学楼;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规定每周二是学校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她感到，校长对一所學校的影响太大了，有好校长才能有好学校，才能让孩子们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而言尤其如此。
以贵州黔东南州的一个叫“脚里”的村组起步，戈友基金会开设了“脚里学院”，派出支教老师，为落后地区的校长们开设教育理念、教育管理、领导力、组织行为学等课程，并让来自北大、厦大、中欧商学院等高校的名师为他们授课。许多校长接受培训后说：“我又找到了坚持的力量、做教育的初心。”
找到自己的专业定位，这是公益组织成长的重要一步。在汶川地震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组织激情有余、专业性不足，有的志愿者甚至沦为次生灾民。如同前述的戈友基金会一样，公益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实践，在2014年8月的云南鲁甸地震中，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
从地震发生的2014年8月3日下午开始，时任公益组织“广东狮子会”会长的廖满雄就一直关注灾情，4日凌晨1点，他给广东狮子会所有会员群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服务队要理性对待救援工作，要求他们听取统一部署，不要盲目去前线。
廖满雄说，凌晨紧急群发信息，是因为广东狮子会当时有5000多人、150多个服务队，可能有的人就冲上去了。但那时是紧急救援阶段，这不是他们的专业，需要武警部队或者蓝天救援队这样专业的机构去，他们更擅长的是筹款、物资派发、灾后重建等工作。
在鲁甸救灾中，找准自己定位的公益组织还有不少。比如中国青基会的注意力始终未离开学校及对贫困学子的关注;中华儿慈会则一心在震灾救援中力求寻找待救助孤儿;南都基金会于震后第三天公开宣布自己的救灾策略：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卓明灾害信息咨询中心自地震发生后，每天第一时间搜集、核证并更新、发布前线救灾信息。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如南看来，汶川地震以来的十年间，国家的顶层设计，为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表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逐步确立;而在依法治国层面，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推出。以近年为例，2016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2017年1月1日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底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法律规章，为各类公益组织的成立、发展制定了基本准则。在志愿者方面，2016年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2017年12月1日，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开始施行。
十年前的巨灾发生之年，因而被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汶川地震，在中国公益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十年来，公益组织经历了一条怎样的成长之路？
发于善心，走向专业
如果没有那场地震，2008年5月12日，对程雯来说，可能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忙碌日子。那时，距离当年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开赛只有一周时间，本身是企业管理者，也参与赛事组织工作的她正筹备比赛的各种细节。地震发生后，许多报名者跟她说：“我们与其背着行李去戈壁徒步，不如去灾区做志愿者。”这些队员，是全国各个著名商学院的学员，其中绝大多数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我当时很理解他们，我内心和他们有同样的感情，但有一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去了能做什么？”程雯说。
尽管没有组队去灾区，但程雯和同事们将当年的戈壁挑战赛组织为赈灾义赛，号召参赛者一边徒步一边筹款，为灾区募集到了30多万元善款。那段时间，赛事的核心组织人员一直在思考：戈壁挑战赛是为了让参赛者领悟坚持的意义，那我们怎样在救援中出一份力，给危急中的人们以力量，让他们坚持？参加比赛的“戈友”们的决定是，自愿发起中国第一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在2010年玉树地震等灾害中，这支企业家志愿救援队参与了现场救援。
提到汶川地震对自己的意义，程雯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它让我突然发现，我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我应该抓紧时间，去做一些该做的事。”实际上，有许多和她有相同感受的人，都和她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在这场巨灾之后，选择了投身公益。
以灾害事件触动成立的公益组织最初多以紧急救援为方向，随后如何发展，是公益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2011年9月，以救援队的团队和实践为基础，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程雯担任理事长。基金会成立后，她和同事们开拓了另一个重点投入的公益领域：教育扶贫。
程雯说，汶川地震中的一个故事深深震撼了她和伙伴们：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在地理位置上紧临着受灾最为惨烈的北川，地震发生后，全校2300多名师生在一分半钟的时间里全部安全有序地撤离到操场，无一人伤亡。这个“奇迹”源于校长叶志平的坚持，他想方设法不断加固学校里一栋有隐患的教学楼;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规定每周二是学校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她感到，校长对一所學校的影响太大了，有好校长才能有好学校，才能让孩子们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而言尤其如此。
以贵州黔东南州的一个叫“脚里”的村组起步，戈友基金会开设了“脚里学院”，派出支教老师，为落后地区的校长们开设教育理念、教育管理、领导力、组织行为学等课程，并让来自北大、厦大、中欧商学院等高校的名师为他们授课。许多校长接受培训后说：“我又找到了坚持的力量、做教育的初心。”
找到自己的专业定位，这是公益组织成长的重要一步。在汶川地震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组织激情有余、专业性不足，有的志愿者甚至沦为次生灾民。如同前述的戈友基金会一样，公益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实践，在2014年8月的云南鲁甸地震中，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
从地震发生的2014年8月3日下午开始，时任公益组织“广东狮子会”会长的廖满雄就一直关注灾情，4日凌晨1点，他给广东狮子会所有会员群发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服务队要理性对待救援工作，要求他们听取统一部署，不要盲目去前线。
廖满雄说，凌晨紧急群发信息，是因为广东狮子会当时有5000多人、150多个服务队，可能有的人就冲上去了。但那时是紧急救援阶段，这不是他们的专业，需要武警部队或者蓝天救援队这样专业的机构去，他们更擅长的是筹款、物资派发、灾后重建等工作。
在鲁甸救灾中，找准自己定位的公益组织还有不少。比如中国青基会的注意力始终未离开学校及对贫困学子的关注;中华儿慈会则一心在震灾救援中力求寻找待救助孤儿;南都基金会于震后第三天公开宣布自己的救灾策略：启动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工作;卓明灾害信息咨询中心自地震发生后，每天第一时间搜集、核证并更新、发布前线救灾信息。
顶层设计，有序参与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如南看来，汶川地震以来的十年间，国家的顶层设计，为公益组织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他表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逐步确立;而在依法治国层面，规范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推出。以近年为例，2016年9月1日施行的《慈善法》、2017年1月1日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底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法律规章，为各类公益组织的成立、发展制定了基本准则。在志愿者方面，2016年7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2017年12月1日，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开始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