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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疫情期间陕西省农村地区“乡村大喇叭”播报引发舆论热议这一现象为切入点，考察在媒介使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大喇叭存在这一现象深层的原因及其意思所在。调查结果表明：①村民比较认可乡村大喇叭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监视、联系以及传承社会文化职能在乡村大喇叭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作用。②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情境下，乡村大喇叭对社会整合的效果显著增强，在自然村落中表现的更加显著。
关键词：有线广播 大喇叭 乡村整合
一、引言
高音喇叭曾是上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媒介，伴随着电视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以村庄为单位的广播已从乡村生活中渐渐淡出，然而在疫情蔓延全国的大背景下，乡村大喇叭的播报成为抗疫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乡村实现社会整合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传播媒介构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此次疫情期间。因此，通过研究想验证这种影响的存在，并客观的分析它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二、文献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体系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潘祥辉）。第一个阶段为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广播体系逐步发展为农村地区的主要媒介;第二个阶段为电视引进农村后广播体系的衰落期;第三个阶段为媒介融合背景下农村广播体系的复兴期。
学者们普遍认为广播体系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潘祥辉（2019）认为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而言，广播无疑是渗透最为广泛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广播都是偏远地区唯一的信息通道与传播媒介。老百姓对收听广播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广播的唯一性和新颖性，1949年以后的“广播下乡”所具有的宣传效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广播下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有些学者也提出来对广播未来方向的一些建议。陈燕（2017）认为，乡村大喇叭存在于村委会，在乡村媒介生态中，更多是一种政治喊话的工具，要使其成为传播媒介，其数量、音质效果、距离远近都要调整，才能真正成为传播媒介。潘佼佼（2019）认为广播的未来不能仅仅围绕着声音经济，而应将广播这一声音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声音的文化”与“声音的政治”角度，去探索广播创造各种可能性的潜力。在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中的视觉表达正在被消费文化建构着，所有的个体都被规训为合格的消费者，但以听觉为中心的文化则有形成“公众”、形成“人民”、实现共情与团结的潜能，从而实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平衡，构建一个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文化空间。
三、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村民对乡村大喇叭的防疫效果的问卷，以此来分析影响公民健康参与的因素当中与乡村大喇叭相关的变量。拟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中的方便抽样。发放地点为笔者家乡陕西省。问卷内容中包含村民的基本信息，村民其他媒体的使用情况，包括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等的控制变量;乡村大喇叭在村民防疫参与度为自变量，以及乡村大喇叭的传播效用为因变量。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153份有效问卷。在回收上来的有效问卷中35岁以上的人群占到一半以上（57.51%），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及以上水平，占到总回收问卷的92.16%，在所处的乡村环境中：自然村落占28.76%，城中村占30.07%，回迁社区占11.11%。在访问者中，使用的媒介中排名前三的是手机，电视和电脑，访问者中仍有人选择将收音机和广播纳入经常使用的媒介，两者占比总和为39.87%。
（一）村民比较认可乡村大喇叭的社会功能
填写问卷的人中，以往经历中接触过乡村大喇叭这种媒介的人占到66.01%。在乡村大喇叭信息播报层面上，同意以及非常同意村庄中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都会听到大喇叭响起的占总80.2%。其中，有62.37%的人认为喇叭里播报的信息对自己很重要，并且有59.41%的人会和村集体其他成员呆在一起讨论喇叭里播出的信息。在表达和村集体其他成员一起讨论喇叭里面播报信息的感受时，68.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讨论这些信息，并且有57.42%的受访者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其他村子的人都很羡慕自己村大喇叭的使用情况，占比78.22%的人同意以及非常同意自己对村庄里继续使用喇叭这种媒介充满希望。在最后关于受访者自己对乡村大喇叭在对社会整合的评估中，在采用的七级量表中，这道问题的均值为5.59，表明受众在潜意识当中还是比较认可乡村大喇叭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
（二）在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对社会整合的效果显著增强
在疫情中，有过收听乡村大喇叭经历的人占到60.13%.在疫情中收听过乡村大喇叭播报的人中，有超过84%的人同意以及非常在疫情期间遵守特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喇叭的播报有关。乡村大喇叭在进行疫情信息播报的时候，会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播报，如利用方言，快板以及说唱等形式。除过对疫情信息进行多种形式的播报之外，还会对日常生活服务信息，音乐和小说连载等信息进行播报。在乡村大喇叭所起到的情感连接上，相信这个村集体中大多数成员会听从喇叭里的防疫信息的人占比超过83%，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在疫情期间，大喇叭想起聚集了更多的资源让村子里的人一起来对疫情做出积极的改变的人数占比为90.1%，并且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大喇叭的播报让自己覺得村庄里的成员在共同抗击疫情的占比为91%。从中可以看出，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情境下，乡村大喇叭对社会整合的效果显著增强，在自然村落中表现的更加显著。
因此笔者认为，在关于“媒介与乡村变迁”的探讨上，以发展传播学为研究框架探讨如何借助传播推动乡村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如乡村大喇叭这类村庄中旧有的媒介形式在激发村庄活力，提高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凝聚力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的提出并不是向回归到传统媒体时代对受众的“控制”阶段，也并非是对新媒体时代用户“自治”阶段的否定，而是对这两个阶段更深层次的考虑。
参考文献
[1]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J].浙江学刊，2019（06）：4-13.
[2]潘佼佼.扩散、转型与流变：对中国广播发展历程的回溯[J].现代视听，2019（09）：5-8.
[3]龚芳敏. 民族地区居民媒介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D].武汉大学，2016.
[4]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中国人人民大学出版社. 243-350.2012
[5]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有线广播 大喇叭 乡村整合
一、引言
高音喇叭曾是上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媒介，伴随着电视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以村庄为单位的广播已从乡村生活中渐渐淡出，然而在疫情蔓延全国的大背景下，乡村大喇叭的播报成为抗疫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乡村实现社会整合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传播媒介构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此次疫情期间。因此，通过研究想验证这种影响的存在，并客观的分析它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二、文献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广播体系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潘祥辉）。第一个阶段为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广播体系逐步发展为农村地区的主要媒介;第二个阶段为电视引进农村后广播体系的衰落期;第三个阶段为媒介融合背景下农村广播体系的复兴期。
学者们普遍认为广播体系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潘祥辉（2019）认为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而言，广播无疑是渗透最为广泛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广播都是偏远地区唯一的信息通道与传播媒介。老百姓对收听广播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因为广播的唯一性和新颖性，1949年以后的“广播下乡”所具有的宣传效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广播下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
有些学者也提出来对广播未来方向的一些建议。陈燕（2017）认为，乡村大喇叭存在于村委会，在乡村媒介生态中，更多是一种政治喊话的工具，要使其成为传播媒介，其数量、音质效果、距离远近都要调整，才能真正成为传播媒介。潘佼佼（2019）认为广播的未来不能仅仅围绕着声音经济，而应将广播这一声音媒介作为社会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声音的文化”与“声音的政治”角度，去探索广播创造各种可能性的潜力。在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中的视觉表达正在被消费文化建构着，所有的个体都被规训为合格的消费者，但以听觉为中心的文化则有形成“公众”、形成“人民”、实现共情与团结的潜能，从而实现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平衡，构建一个并非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文化空间。
三、研究方法
笔者收集村民对乡村大喇叭的防疫效果的问卷，以此来分析影响公民健康参与的因素当中与乡村大喇叭相关的变量。拟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中的方便抽样。发放地点为笔者家乡陕西省。问卷内容中包含村民的基本信息，村民其他媒体的使用情况，包括大众媒体、社交媒体等的控制变量;乡村大喇叭在村民防疫参与度为自变量，以及乡村大喇叭的传播效用为因变量。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共收集153份有效问卷。在回收上来的有效问卷中35岁以上的人群占到一半以上（57.51%），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及以上水平，占到总回收问卷的92.16%，在所处的乡村环境中：自然村落占28.76%，城中村占30.07%，回迁社区占11.11%。在访问者中，使用的媒介中排名前三的是手机，电视和电脑，访问者中仍有人选择将收音机和广播纳入经常使用的媒介，两者占比总和为39.87%。
（一）村民比较认可乡村大喇叭的社会功能
填写问卷的人中，以往经历中接触过乡村大喇叭这种媒介的人占到66.01%。在乡村大喇叭信息播报层面上，同意以及非常同意村庄中只要有突发事件发生都会听到大喇叭响起的占总80.2%。其中，有62.37%的人认为喇叭里播报的信息对自己很重要，并且有59.41%的人会和村集体其他成员呆在一起讨论喇叭里播出的信息。在表达和村集体其他成员一起讨论喇叭里面播报信息的感受时，68.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很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讨论这些信息，并且有57.42%的受访者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其他村子的人都很羡慕自己村大喇叭的使用情况，占比78.22%的人同意以及非常同意自己对村庄里继续使用喇叭这种媒介充满希望。在最后关于受访者自己对乡村大喇叭在对社会整合的评估中，在采用的七级量表中，这道问题的均值为5.59，表明受众在潜意识当中还是比较认可乡村大喇叭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
（二）在疫情期间，乡村大喇叭对社会整合的效果显著增强
在疫情中，有过收听乡村大喇叭经历的人占到60.13%.在疫情中收听过乡村大喇叭播报的人中，有超过84%的人同意以及非常在疫情期间遵守特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喇叭的播报有关。乡村大喇叭在进行疫情信息播报的时候，会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播报，如利用方言，快板以及说唱等形式。除过对疫情信息进行多种形式的播报之外，还会对日常生活服务信息，音乐和小说连载等信息进行播报。在乡村大喇叭所起到的情感连接上，相信这个村集体中大多数成员会听从喇叭里的防疫信息的人占比超过83%，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在疫情期间，大喇叭想起聚集了更多的资源让村子里的人一起来对疫情做出积极的改变的人数占比为90.1%，并且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大喇叭的播报让自己覺得村庄里的成员在共同抗击疫情的占比为91%。从中可以看出，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情境下，乡村大喇叭对社会整合的效果显著增强，在自然村落中表现的更加显著。
因此笔者认为，在关于“媒介与乡村变迁”的探讨上，以发展传播学为研究框架探讨如何借助传播推动乡村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如乡村大喇叭这类村庄中旧有的媒介形式在激发村庄活力，提高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凝聚力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的提出并不是向回归到传统媒体时代对受众的“控制”阶段，也并非是对新媒体时代用户“自治”阶段的否定，而是对这两个阶段更深层次的考虑。
参考文献
[1]潘祥辉.“广播下乡”：新中国农村广播70年[J].浙江学刊，2019（06）：4-13.
[2]潘佼佼.扩散、转型与流变：对中国广播发展历程的回溯[J].现代视听，2019（09）：5-8.
[3]龚芳敏. 民族地区居民媒介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D].武汉大学，2016.
[4]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版）.中国人人民大学出版社. 243-350.2012
[5]费孝通.2013.《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