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月球到火星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论证嫦娥一号时，中国仅有支持近地卫星的测控网，如何实现地月之间38万千米的测控还是个难题。
　　学习测控通信专业的孙泽洲参与了探月团队。“1996年第一次听老专家讲月球探测时，我感到月球还是个很遥远的目标。”他说。
　　如今，晴朗的夜晚，孙泽洲更多的是遥望天幕上红色的火星。“我现在觉得4亿千米很头疼。”孙泽洲笑道，指的是他的团队正承担火星探测器的研制任务。
　　中国计划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一次完成对火星的“绕”“落”“巡”，这样形式的探测还没有哪个国家实现过。孙泽洲说，这体现出中国在空间技术发展中的“首创精神”，但难度非常大。
　　火星探测对中国的航天工程师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他们要解决地火之间远距离测控通信以及如何登陆火星等问题。最让孙泽洲担忧的是火星的大气。
　　“当年我们研究如何登陆月球时，觉得月球如果有点大气该多好啊，我们要完全靠探测器携带推进剂，一共不到4吨的发射重量，2/3带的都是推进剂。可是当我们开始研制火星探测器时，发现有大气也很麻烦，虽然不用带那么多推进剂了，但是火星大气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要比没有大气复杂得多，有些事靠运气。”他一连串用了好几个“很麻烦”来形容研制火星探测器中遇到的难题。
　　孙泽洲和他的团队勇敢地迎接着挑战。“正因为有压力，才能带来技术的进步。”他说，“等我们的探测器登陆火星后，我们就又成长了。”

永不止步的太空梦

　　39岁的李飞从小就有太空梦，在天津大学学习机器人专业后，2009年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工作，成为嫦娥三号、四号团队中的骨干。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理解成机器人。嫦娥四号动力下降是全自主的，可对月球表面的障碍物识别判断，自主降落到安全着陆区，这就很类似机器人。未来的深空探测中，尤其是到了更遥远的火星、木星、冥王星等，通信时间越来越长，需要更智能化的机器人。”李飞说。
　　他回忆说，研制团队在北京郊区开展着陆器的悬停试验时是寒冷的冬季，因为仪器要在低温下工作，试验都是在凌晨进行。研制人员每天凌晨3时起床去做试验，白天还要分析数据，坚持了一个月，非常辛苦。
　　李飞说，中国探测器登月过程的制导导航控制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尤其是悬停避障技术让国际震惊。美国的火星探测器有悬停避障技术，而苏联的月球探测器没有悬停避障技术。中国是第一个在登月中实现探测器自主悬停避障的。
　　一位俄罗斯同行对李飞说，他们把嫦娥三号整个登陆过程看了上百遍，研究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曾经无数次研究过苏联当年的探月任务，现在反过来是他们学习我们了。”
　　“从事深空探测最大的乐趣是探索未知，能对中国和全人类的科技发展都有贡献，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李飞说。
　　孙泽洲说：“深空探测都是高风险的任务，从事深空探测，我们不能止步，总有新的挑战在前面，但这正是深空探测的魅力所在，如果多年只重复做同样的事，没有挑战，也就失去了探索的意义。”

与航天事业共同成长

　　2019年4月，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和嫦娥四号探测器任务同时立项时，孙泽洲被任命为两大探测器的“双料”总设计师，开始了一面飞向月球一面奔赴火星的职业生涯。
　　“我们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最核心、最难的地方就是探测器进入火星大气后气动外形和降落伞减速的过程，只有一次机会，必须确保成功。”孙泽洲对火星探测任务有着冷静而清晰的认识。
　　孙泽洲和他团队中不少人既参与了月球探测，又从事火星探测，这样的机会全世界罕见，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孙泽洲33岁就担任了嫦娥一号探测器的副总设计师，是中国航天界当时最年轻的副总师，而在中国探月、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科研团队中骨干的平均年龄都仅为30出头。
　　他说，自己和许多中国年轻的工程师一样，赶上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好时机。近十几年来中国航天的迅猛发展，为年轻人创造了很好的舞台。
　　“我们是幸运的，个人的成长期和航天事业高速发展阶段是同步的，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压力促使我们成长。”
　　李飞认为，中国新一代航天人继承了老一辈航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航天人的教育背景更好，具有全球性视野，创新能力更强，思想上更灵活。
　　玉兔二号热控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陈建新说：“作为新一代航天人，我们掌握了更强大的设计工具，我们希望不仅能继承前辈，还能突破自我，从事更有新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