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领导层的官员里，我对前外长及副总理钱其琛一向极为推崇。由于香港一个学术界的朋友知道我对钱其琛的推崇，前几年他出版《外交十记》回忆录时，还给我寄来有他签名的一本。
　　我对钱其琛印象深刻开始于美国两位智库学者主编的《亚洲面向海洋》（Asia Looks Seaward），这主要是谈南中国海问题的论文集。该书特别提到1980年之后，中国在东南亚非常孤立，钱其琛当时担任外长，他透过华侨的帮忙，以马来西亚客人的身份，出席了1991年7月的东盟24届部长会议开幕式，而后经过10年努力，而有了东盟加一、加三、加六这些发展。因此中国在南中国海及东南亚的发展，钱其琛实有开创之功。他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首要策略家。
　　我最近又想到钱其琛这个名字，是因为看到了美国外交教父之一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发表在今年1~2月号《外交事务》双月刊上的长文，那是最近美国所谓“弃台湾”最重要也论证最严格的一篇文章。
　　在该文中，布热津斯基指出，中美合作乃是亚洲及全球稳定的基础，而台湾问题则是美中合作的障碍，因此应改变以往的对台政策，他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个好政策，可以形成将来中国的“一国多制”，台湾也应理解这种“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选项很难回避。布热津斯基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卸任后长期执教，在外交圈桃李满天下，他此文一出，当然会引起极大回响，也等于开始了美国的“和平促统论”。
　　像布热津斯基这种级别的退职要员及学者，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受到别国的影响，但作为重要的外交教父，他也必须了解别国的发展及形势的改变。这篇文章，显示出别国的声音他已听到了。
　　对两岸政策有理解的都知道，长期以来，北京都有个最高阶层的对台小组，据我所知，钱其琛以前就是对台小组的重要成员，他认为对台问题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无法分开的，要终极解决台湾问题，还得设法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的这种观点似乎很发生作用。像现在的对台小组核心成员戴秉国即出自外交圈，国台办主任王毅也出自外交圈，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让中国的对台主张能被美国外交决策圈及智库圈听闻。
　　对台不能只是对台，另外更重要的一大半是在对美。根据《外交十记》所述，钱其琛在外长任期前即处理了许多对台问题，我有朋友说，钱其琛认为从北京到台北最快的路是经过华府，由美国 “弃台论”的兴起，钱其琛的确有他的远见。
　　我近年来读书，愈来愈注意国家及公司组织策略家的角色，一个策略家必须有见微知著的本领，就像下棋的人，他们要比别人早看好几步，策略家的战场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策略家可能比英雄明星更难。就以东南亚为例，在1980和1990年代初，全世界有哪个重要大国会去管这个当时被认为落后的地区？要不是钱其琛的远见，带动出东盟的团结与发展，东盟哪会有今天的重要性？要不是中国早用有远见的态度去处理两岸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又怎么会逐渐改变？
　　6年前，我读到美国著名智库学者沈大卫（David Shambaugh）所主编的论文集《极力移动：中国及亚洲的新动力学》时，即已敏感地体会到美国的对台政策将变，但我也想不到它居然变得那么快。
　　最近，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现任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中心”主任谢淑丽（Susan Sh.nk）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她认为坚持和平发展，不搞冲突摩擦，乃是胡锦涛的最大政绩，也为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好的架构。人们都知道他的和平发展很不容易，甚至经常要做极大的忍耐。谢淑丽教授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平发展，又是哪个北京策略家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