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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即将出狱的人都能够顺利地重返社会，重新开始人生，他们中大多数要么隐姓埋名，切断以前的社会关系；要么飘浮不定，生活在社会底层；更有甚者，不惜再次犯罪只为“重返监狱”
“男人嘛，坐过牢人生才算完整，有什么呀。”河南籍小伙马磊出狱一年零两个月后，他见到《方圆》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四年前，马磊还在一个开发商的手下当打手，一次与钉子户的“较量”中将对方打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3年。出狱后，他不再给别人当打手，但依然过着以前混日子的生活，干了一份又一份保安的工作，却也总不长久。现实中，像马磊这样走出监狱的人很多，坐牢并没有影响或者改变他们太多的生活方式，“重返社会”更像是一种奢望。
社会上还有另一种人存在。他们在监狱度过了几十年，重返社会后，坐牢这件事没有击垮他们，反倒为他们的励志人生增添了一种传奇色彩。像60多岁因为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的褚时健，出狱后，他还能在84岁时候创造“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神话。还有曾在上海监狱服刑17年的吴胜明，出狱后创业，终成坐拥数家大公司的千万富翁。
不过，像褚时健、吴胜明这样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人走出了监狱，心里的“监狱”却一直存在着。
迷茫中找寻出路
“我其实挺冤的。”坐在《方圆》记者面前的孟龙今年不到22岁，清秀的脸庞上带着没长大的稚气。他很好笑，说起自己的经历，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2010年那年，孟龙刚满16岁。他说，那天，四个同学三男一女聚在他家里玩，其中三名同学与女同学发生了性关系。“女生是自愿的，但后来反悔了，回家告诉父母后报警说被强奸。”孟龙坚持自己没与女同学发生關系，但他最终是以强奸罪共犯被起诉，被判有期徒刑4年。
“反正四年一晃就过去了。”这是孟龙当初对进监狱的想法，他说自己心挺大的。
因为是未成年人，孟龙一直待在未成年管教所，渐渐地习惯并喜欢上了监区的生活。“有一个标语不是说，很多女人都喜欢一种男人，从不抽烟，从不喝酒，平时喜欢发呆，特别爱看书，爱看新闻栏目，没有任何不良爱好，没有绯闻，没有存款，生活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我们这里有很多。”孟龙借用一句网络段子，描述他的监狱生活。
孟龙觉得有些自豪的是，他是带着“手艺”走出监狱的。监狱里的插花课，孟龙一接触便喜欢上了，学习插花和插花文化。他最喜欢日本的池坊流插花艺术。池坊流是日本插花的著名流派，一直被公认为是日本插花的本源。
从监狱出来后，孟龙特意去学习了池坊流派艺术，但没有学下来。“监区里学了皮毛，出来后自己花了一万五千多块钱去专门学习，但经济条件有限，只学到中级。”孟龙说，学完一整套的池坊流艺术课程要四五万，他没能坚持下来。更让孟龙灰心的是，日本的插花艺术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很多人是基于兴趣去学习，而他想要借此谋生，却发现很难。但从监狱出来，除了插花，他不会别的。
将近一年的时间，孟龙在一家大的酒店插花，工资不高，勉强生活。但他感觉，自己在那没有“大的作为”。他的理想是自己开个花店，专心搞插花艺术，但没有钱，一切理想都被现实粉碎。
不久前，孟龙辞去了在酒店的工作，失业在家。“周末的时候给婚庆插插花，赚点生活费。”现在的孟龙有些迷茫。他也曾尝试过去找别的工作，比如推销员。但他发现，错过了读书最好的年华，如今在社会，他永远处在食物链的最末端。
“有时候，挺怀念监区的生活，觉得那里更让自己觉得生活的舒服。”孟龙喃喃自语，像跟别人在诉说，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不适应社会想“再进去”
2009年10月24日，偷过钱、扒过车、强奸过未成年少女的老人孙来有，又要出狱了。此前，他曾四次出狱再进监狱。
出狱那天，86岁的孙来有歪斜在轮椅上，哆嗦得像片树叶，河南省第三监狱的狱警们捏着他的手指，在释放证上按下红色手印。按规矩，犯人出狱前得留头发、洗个澡、换下囚衣，以迎接新生活，但是孙来有憋出浑身气力，双手拽住袖口，阻止狱警为他换上新衣服。他哭闹着不愿意离开。
不愿回家的理由是无家可归。据了解，在孙来有第三次入狱后，他的家人便与他断绝了关系，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13年里，没人来看望过他。
他的人生经历是一部堕落史。1923年，孙来有生于河南省漯河市，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官至排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漯河铁路局做行李房工人，1954年因偷了30块大洋被判入狱1年。档案显示，在押期间，孙来有因抗拒改造，被加刑2年。之后的三次犯罪，间隔都不超过3年，都是因为盗窃。
孙来有曾告诉干警，他曾经想找事做，如果当时获得帮助的话。理论上，犯人刑满释放时，如与家人联系不上，监狱必须将其送到原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帮教办。但每一次，孙来有都被告知需要“自寻出路”。而每一次，孙来有又会和号子里认识的朋友走到一起，他们教他怎么分工合作偷东西。
“每次出狱，都无法适应时代。”孙来有在第五次出狱后，被安排进一家敬老院。一个月后的干警回访中，蜷缩在床一角的孙来有喊着：“政府，我想回监狱。”
《方圆》记者了解到，现实中，像孙来有一样不适应社会想回监狱的人很多，有许多人通过再犯罪，就想回到监狱。
2014年5月8日到6月3日， 宜春袁山公园内连续发生6起蒙面持刀抢劫案。案发时均为白天，犯罪嫌疑人用东西蒙面，手持水果刀，选择在袁山公园的山腰、小路等偏僻处，专门针对单身女性下手。嫌疑人杨元被抓获后，在谈及犯罪动机时，他说，“长期与社会脱轨不适应，还想进去”。据了解，杨元从23岁起多次入狱，长期在监狱生活，出来后备受歧视，已经不适应社会生活了。
生活成了又一种“监狱”
从某种程度上说，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比绝大多数走出监狱的人都要幸运。他被冤枉杀人后遭刑讯逼供，服刑11年后“死者”现身，他也因此沉冤得雪，并领到了65万元国家赔偿金。
“男人嘛，坐过牢人生才算完整，有什么呀。”河南籍小伙马磊出狱一年零两个月后，他见到《方圆》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四年前，马磊还在一个开发商的手下当打手，一次与钉子户的“较量”中将对方打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3年。出狱后，他不再给别人当打手，但依然过着以前混日子的生活，干了一份又一份保安的工作，却也总不长久。现实中，像马磊这样走出监狱的人很多，坐牢并没有影响或者改变他们太多的生活方式，“重返社会”更像是一种奢望。
社会上还有另一种人存在。他们在监狱度过了几十年，重返社会后，坐牢这件事没有击垮他们，反倒为他们的励志人生增添了一种传奇色彩。像60多岁因为贪污罪被判无期徒刑的褚时健，出狱后，他还能在84岁时候创造“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神话。还有曾在上海监狱服刑17年的吴胜明，出狱后创业，终成坐拥数家大公司的千万富翁。
不过，像褚时健、吴胜明这样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人走出了监狱，心里的“监狱”却一直存在着。
迷茫中找寻出路
“我其实挺冤的。”坐在《方圆》记者面前的孟龙今年不到22岁，清秀的脸庞上带着没长大的稚气。他很好笑，说起自己的经历，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2010年那年，孟龙刚满16岁。他说，那天，四个同学三男一女聚在他家里玩，其中三名同学与女同学发生了性关系。“女生是自愿的，但后来反悔了，回家告诉父母后报警说被强奸。”孟龙坚持自己没与女同学发生關系，但他最终是以强奸罪共犯被起诉，被判有期徒刑4年。
“反正四年一晃就过去了。”这是孟龙当初对进监狱的想法，他说自己心挺大的。
因为是未成年人，孟龙一直待在未成年管教所，渐渐地习惯并喜欢上了监区的生活。“有一个标语不是说，很多女人都喜欢一种男人，从不抽烟，从不喝酒，平时喜欢发呆，特别爱看书，爱看新闻栏目，没有任何不良爱好，没有绯闻，没有存款，生活有规律，早上六点起床，我们这里有很多。”孟龙借用一句网络段子，描述他的监狱生活。
孟龙觉得有些自豪的是，他是带着“手艺”走出监狱的。监狱里的插花课，孟龙一接触便喜欢上了，学习插花和插花文化。他最喜欢日本的池坊流插花艺术。池坊流是日本插花的著名流派，一直被公认为是日本插花的本源。
从监狱出来后，孟龙特意去学习了池坊流派艺术，但没有学下来。“监区里学了皮毛，出来后自己花了一万五千多块钱去专门学习，但经济条件有限，只学到中级。”孟龙说，学完一整套的池坊流艺术课程要四五万，他没能坚持下来。更让孟龙灰心的是，日本的插花艺术在中国的市场很小。很多人是基于兴趣去学习，而他想要借此谋生，却发现很难。但从监狱出来，除了插花，他不会别的。
将近一年的时间，孟龙在一家大的酒店插花，工资不高，勉强生活。但他感觉，自己在那没有“大的作为”。他的理想是自己开个花店，专心搞插花艺术，但没有钱，一切理想都被现实粉碎。
不久前，孟龙辞去了在酒店的工作，失业在家。“周末的时候给婚庆插插花，赚点生活费。”现在的孟龙有些迷茫。他也曾尝试过去找别的工作，比如推销员。但他发现，错过了读书最好的年华，如今在社会，他永远处在食物链的最末端。
“有时候，挺怀念监区的生活，觉得那里更让自己觉得生活的舒服。”孟龙喃喃自语，像跟别人在诉说，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不适应社会想“再进去”
2009年10月24日，偷过钱、扒过车、强奸过未成年少女的老人孙来有，又要出狱了。此前，他曾四次出狱再进监狱。
出狱那天，86岁的孙来有歪斜在轮椅上，哆嗦得像片树叶，河南省第三监狱的狱警们捏着他的手指，在释放证上按下红色手印。按规矩，犯人出狱前得留头发、洗个澡、换下囚衣，以迎接新生活，但是孙来有憋出浑身气力，双手拽住袖口，阻止狱警为他换上新衣服。他哭闹着不愿意离开。
不愿回家的理由是无家可归。据了解，在孙来有第三次入狱后，他的家人便与他断绝了关系，在河南省第三监狱的13年里，没人来看望过他。
他的人生经历是一部堕落史。1923年，孙来有生于河南省漯河市，新中国成立前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官至排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漯河铁路局做行李房工人，1954年因偷了30块大洋被判入狱1年。档案显示，在押期间，孙来有因抗拒改造，被加刑2年。之后的三次犯罪，间隔都不超过3年，都是因为盗窃。
孙来有曾告诉干警，他曾经想找事做，如果当时获得帮助的话。理论上，犯人刑满释放时，如与家人联系不上，监狱必须将其送到原户籍所在地民政局帮教办。但每一次，孙来有都被告知需要“自寻出路”。而每一次，孙来有又会和号子里认识的朋友走到一起，他们教他怎么分工合作偷东西。
“每次出狱，都无法适应时代。”孙来有在第五次出狱后，被安排进一家敬老院。一个月后的干警回访中，蜷缩在床一角的孙来有喊着：“政府，我想回监狱。”
《方圆》记者了解到，现实中，像孙来有一样不适应社会想回监狱的人很多，有许多人通过再犯罪，就想回到监狱。
2014年5月8日到6月3日， 宜春袁山公园内连续发生6起蒙面持刀抢劫案。案发时均为白天，犯罪嫌疑人用东西蒙面，手持水果刀，选择在袁山公园的山腰、小路等偏僻处，专门针对单身女性下手。嫌疑人杨元被抓获后，在谈及犯罪动机时，他说，“长期与社会脱轨不适应，还想进去”。据了解，杨元从23岁起多次入狱，长期在监狱生活，出来后备受歧视，已经不适应社会生活了。
生活成了又一种“监狱”
从某种程度上说，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比绝大多数走出监狱的人都要幸运。他被冤枉杀人后遭刑讯逼供，服刑11年后“死者”现身，他也因此沉冤得雪，并领到了65万元国家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