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有权利免受身体的伤害和精神的侮辱,有理由免于基本的恐惧和匮乏,他知道,他应该自由而安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些都是被国际法和国内法承诺的基本人权。我们的现代世界建立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同盟国之间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共识基础之上,或者说,我们的现代史就是努力渐渐靠拢这些基本价值的历史。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以这些基本价值来衡量和检验权力的合法性,如果有人以残忍的暴力方式对待他的同类,他就是全世界的敌人。
　　这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指派检察官对中情局“虐囚”事件进行调查的原因。小布什时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是否曾在关塔那摩等境外拘禁设施中涉嫌“虐囚”?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8月25日发表声明,认为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人都应受到惩处,遭受酷刑和虐待的被拘禁者理应得到赔偿和弥补。但是,随后的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7名前局长联名致信总统,呼吁停止调查。他们在信中说:“这一举动将严重伤害中情局人员甘冒风险保护国家的意愿。”他们认为,调查过程中可能会“泄露”中情局的一些情报收集和审讯手段,而那可能有助于“基地”组织等“规避”美方的反恐努力。
　　根据这封信,我们得知,在中央情报局官员心中,存在着一种“甘冒风险保护国家的意愿”。我们还知道,这种意愿是脆弱的和有条件的,它将在调查真相和惩处责任人的行动面前受到“严重伤害”。7名前局长联名致信,暗示着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特别机构,有它独特的利益、逻辑和情感。这封信似乎并不关心公众的质疑,例如“审讯手段”是否违法,“虐囚”是否存在。信中所关心的是如何继续维持一种奇怪的秘密状态:“情报收集和审讯手段”是任意的和凌驾于司法监督机制之上的,是傲慢的和放逸于公众意志之外的,不能“泄露”,无法追问,失去控制。由于“美方的反恐努力”不允许遭到“基地”组织的“规避”,来自美国公众、美国总统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种种追问,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关切,就都得被拒绝。这种匪夷所思的“反恐努力”,事实上已经将所有和“基地”组织没有牵连、但坚持保护人权的基本理念的人们统统“绑架”了,因为在敌人存在的前提下,在被仇恨的逻辑支配的世界里,要避免遭到敌人的“规避”,就必须要求公民对政治权力那隐秘的暴力特征表现出绝对的服从。为了打败敌人,权力必须不惜代价,不受限制,不见阳光。
　　一个特别的机构有一种特别的“意愿”,既然是意愿,就是个心理问题。“甘冒风险保护国家”,但是担心受到惩处和追究,那是因为,对于“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在法律和人性意义上意味着什么,“中情局人员”完全是清楚的。他们可能认为,在一些特别的领域(譬如反恐),为一些特别的目的(譬如保护国家),对一些特别的对象(譬如疑似恐怖分子),就可以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譬如酷刑虐待)。哪怕违反法律,甚至泯灭人性,都应该可以享受赦免。“中情局人员”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危险的,可是这危险并不是被追究,而是使现代国家丧失其统治合法性的危险。由于这种特别的“保护国家”的意愿已经伤害到了现代国家的价值依据,它对国家的伤害甚至可能不亚于“基地”组织挑战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疯狂之举。为什么要“保护国家”?因为在国家内部,有每个公民自由而安全的真实生活。倘若那国家是充满攻击性的,是殃及无辜的,人们还会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它吗?当一个机构的混乱而又盲目的攻击性心理和行为被媒体曝光于天日之下,当这个机构的强迫和偏执的姿态也进一步被呈现出来,它的意愿就是它的症状。这时候,它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克服恐惧,保护自己。
　　关于美国针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所进行的反恐战争,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弗兰克尔在《潜意识社会史》中说:“我们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被打败了,或者说我们不能确定他们能被压抑多久。”这里的关键词是“压抑”。人不能向内在的“超我”(Super - Ego)让步,内在的攻击性就被投射出来,于是就有了战争,一种规模巨大的心理强制和自我防御。对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压抑”,其实源自对自我内部涌动的邪恶欲念的恐惧。敌人被“压抑”之后,自我就获得了道德上的无辜感。这是权力的逻辑,它认为自己只是被邪恶分子威胁而不得不反抗的无辜受害者。恐怖分子是可怕的,以偏执和扩张的方式对待所谓“敌人”同样可怕,在“虐囚”事件中被释放出来的邪恶欲念,一旦和“保护国家”这样的宏大叙事彼此交媾,就足以毁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最重要的价值根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奥斯维辛之间,拔河仍在持续,每个敏感而善良的生命都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对于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弗兰克尔说:“我们应该试着带他们走出充满仇恨的幻觉世界,让他们的心灵面向人类潜能更富有希望的远景开放。”倘若那些执掌权力的人自己没有首先“走出充满仇恨的幻觉世界”,又如何带别人去远眺“人类潜能更富有希望的远景”呢?■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