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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陈首军。1973年生，四川都江堰人。
1997年底进入成都电视台工作，历任节目主持人、栏目制片人、部门负责人等，现为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总监、主持人。国学启蒙教育倡导者，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青联常委，四川省中华文化与城市传承社科普及基地副主任。
中国播音主持 “金话筒奖”获得者，全国文化系统“艺德标兵”，中国家庭教育公益人物，全国优秀家庭教育指导师，全国社科普及先进个人，成都市国学推广公益大使，成都市全民阅读推广公益大使。
喜欢读书，喜欢藏书。
若有朋友问，这些年影响你最大的是哪本书啊？我大概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论语》。
回想起最初读《论语》时的情景，实在不曾想到它眼下会有这般“红火”。那是在二十多年前，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本《论语选译》，上课时便偷偷地藏在课本下面读，不知不觉便被吸引住了——尤其觉得它比当时的语文书有趣得多。
印象最深的，是“孺悲欲见孔子”一段。其实，这是个关于孔子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可能不喜欢这个人，于是就假称自己有病不能见客，可是等到孺悲的手下刚刚出门，孔子就急急忙忙拿过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的手下听见——说白了，我不是真病，就是不想见你！
为什么这个小故事会让十四五岁的我觉得那般有趣且记忆犹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周围师长们的言谈中，孔子是个严肃古板，甚或有些穷酸迂腐的老先生，可这个故事里的孔子却大大不同：性情率真，甚至还有点儿幽默搞怪。
在那时的记忆中，《论语》里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挺好玩儿。有一回，孔子领着好些学生到了武城，听到琴瑟歌诵之声，孔子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啊？”武城的父母官正是孔子的弟子子游，子游回答道：“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礼乐之道就懂得爱人，老百姓学礼乐之道就会听从管理。’”这可是话中有话，分明是在说孔子自相矛盾啊！不过，身为老师的孔子却没有生气，反而说：“同学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跟大家开开玩笑。” ——您看，孔子还会跟学生开玩笑，这和师长们提到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孔子也截然不同！
于是，那时的我曾大胆猜测：其实那些师长们并不了解孔子，也没有谁真正读过《论语》，至少，没有完完整整地读过……
而后，上了大学中文系，本以为定会有老师好好讲讲《论语》，结果，一等四年，《论语》仅作为古汉语课程的部分内容被短暂分析过，并没有受到特殊关注。也罢，还是自己慢慢读吧……
读着读着，越发觉得人们对孔子有不少的误会。比如，常听人说做事应“三思而行”，并指出这是孔子的名言。其实，主张“三思而行”的是季文子，孔子则认为“再，斯可矣”。也就是说，孔子觉得太过多虑会带来行动上的迟缓，所以遇事完全不必顾虑太多。
再比如，有友人评说某某时，说他如孔子般中庸，不愿得罪人、没有立场，且如孔子般“以德报怨”。其实《论语》里写得明明白白，孔子最不喜欢好好先生，大呼“乡愿，德之贼也”；而且，孔子主张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而坚决不主张用恩德来回报怨恨。至于说“中庸”，这更是我们把一个正面的词变成贬义的典型，“中庸”其实和我们中学课本上的一篇白话文《恰到好处》讲的大体是一个意思，而含义显然深刻多了，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啊！
这样的误会不胜枚举。
近些年来，《论语》似乎火起来了。
电视上有专家讲《论语》，课堂上要求学生读《论语》，若走进书店，更会发现有关《论语》的各类书籍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
不过，到底有多少人把这一万五千余字的书真正读完过，到底又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读这部书并从中受益呢？无法统计。只是，笔者私下寻思，《论语》至少没有表面上那般热闹吧……
比如，最近几年，有不少地方要求孩子学《弟子规》，却往往会删掉其中“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当笔者请教一位编写国学教材的专家，为何要删去该段时，得到的回答是：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再提“守孝三年”，也太封建落后了吧！其实，如果细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学生宰我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三年守孝太长，一年可以吗？而孔子的回答则显然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守孝三年不是随意定下的，那是因为孩子生下三年之后，才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三年时间里，父母常常会为孩子夙兴夜寐、寝食难安。而父母去世之后，孩子用三年时间怀念父母，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如果真的深爱父母，在父母离开后不久便大吃大喝、莺歌燕舞，难道不会觉得心里不自在吗？
再回顧读《论语》的二十余年，到底它给我带来了些什么呢？可能无法去梳理，更无法一一道出，但却能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偶尔一个火花闪现，《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便可打动我的心扉，鼓舞我的志气。有一次，朋友批评我的衣服档次太低、质地不佳，与所谓“公众人物”形象不符，我脱口而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与同事去某单位联系合作，报上姓名，对方并没听说过我，同事很是不平，我则淡淡一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晚上加班饿了，提议同事至路边摊吃碗面，同事觉得被人看见恐不妥，我张口就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有时在饭局上，听到同桌人讲带些颜色、让人捧腹的所谓笑话，忽然耳边会传来孔子的告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于是恨不得赶紧逃离；读追忆文革的散文，有时甚至默想，倘若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面对数百无知而疯狂的批判者，是不是也能如梁漱溟先生那样缓缓道出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正于此，读《论语》在我而言，已不再是单单读一部书，更是在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安身之处。
猛然想起钱穆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
“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用此语做结，似乎再恰当不过。
1997年底进入成都电视台工作，历任节目主持人、栏目制片人、部门负责人等，现为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总监、主持人。国学启蒙教育倡导者，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成都市青联常委，四川省中华文化与城市传承社科普及基地副主任。
中国播音主持 “金话筒奖”获得者，全国文化系统“艺德标兵”，中国家庭教育公益人物，全国优秀家庭教育指导师，全国社科普及先进个人，成都市国学推广公益大使，成都市全民阅读推广公益大使。
喜欢读书，喜欢藏书。
若有朋友问，这些年影响你最大的是哪本书啊？我大概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论语》。
回想起最初读《论语》时的情景，实在不曾想到它眼下会有这般“红火”。那是在二十多年前，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本《论语选译》，上课时便偷偷地藏在课本下面读，不知不觉便被吸引住了——尤其觉得它比当时的语文书有趣得多。
印象最深的，是“孺悲欲见孔子”一段。其实，这是个关于孔子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个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可能不喜欢这个人，于是就假称自己有病不能见客，可是等到孺悲的手下刚刚出门，孔子就急急忙忙拿过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的手下听见——说白了，我不是真病，就是不想见你！
为什么这个小故事会让十四五岁的我觉得那般有趣且记忆犹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周围师长们的言谈中，孔子是个严肃古板，甚或有些穷酸迂腐的老先生，可这个故事里的孔子却大大不同：性情率真，甚至还有点儿幽默搞怪。
在那时的记忆中，《论语》里还有一个小故事也挺好玩儿。有一回，孔子领着好些学生到了武城，听到琴瑟歌诵之声，孔子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啊？”武城的父母官正是孔子的弟子子游，子游回答道：“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礼乐之道就懂得爱人，老百姓学礼乐之道就会听从管理。’”这可是话中有话，分明是在说孔子自相矛盾啊！不过，身为老师的孔子却没有生气，反而说：“同学们！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跟大家开开玩笑。” ——您看，孔子还会跟学生开玩笑，这和师长们提到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孔子也截然不同！
于是，那时的我曾大胆猜测：其实那些师长们并不了解孔子，也没有谁真正读过《论语》，至少，没有完完整整地读过……
而后，上了大学中文系，本以为定会有老师好好讲讲《论语》，结果，一等四年，《论语》仅作为古汉语课程的部分内容被短暂分析过，并没有受到特殊关注。也罢，还是自己慢慢读吧……
读着读着，越发觉得人们对孔子有不少的误会。比如，常听人说做事应“三思而行”，并指出这是孔子的名言。其实，主张“三思而行”的是季文子，孔子则认为“再，斯可矣”。也就是说，孔子觉得太过多虑会带来行动上的迟缓，所以遇事完全不必顾虑太多。
再比如，有友人评说某某时，说他如孔子般中庸，不愿得罪人、没有立场，且如孔子般“以德报怨”。其实《论语》里写得明明白白，孔子最不喜欢好好先生，大呼“乡愿，德之贼也”；而且，孔子主张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而坚决不主张用恩德来回报怨恨。至于说“中庸”，这更是我们把一个正面的词变成贬义的典型，“中庸”其实和我们中学课本上的一篇白话文《恰到好处》讲的大体是一个意思，而含义显然深刻多了，正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啊！
这样的误会不胜枚举。
近些年来，《论语》似乎火起来了。
电视上有专家讲《论语》，课堂上要求学生读《论语》，若走进书店，更会发现有关《论语》的各类书籍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
不过，到底有多少人把这一万五千余字的书真正读完过，到底又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读这部书并从中受益呢？无法统计。只是，笔者私下寻思，《论语》至少没有表面上那般热闹吧……
比如，最近几年，有不少地方要求孩子学《弟子规》，却往往会删掉其中“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当笔者请教一位编写国学教材的专家，为何要删去该段时，得到的回答是：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再提“守孝三年”，也太封建落后了吧！其实，如果细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学生宰我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三年守孝太长，一年可以吗？而孔子的回答则显然超越了两千五百年——守孝三年不是随意定下的，那是因为孩子生下三年之后，才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怀抱，这三年时间里，父母常常会为孩子夙兴夜寐、寝食难安。而父母去世之后，孩子用三年时间怀念父母，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如果真的深爱父母，在父母离开后不久便大吃大喝、莺歌燕舞，难道不会觉得心里不自在吗？
再回顧读《论语》的二十余年，到底它给我带来了些什么呢？可能无法去梳理，更无法一一道出，但却能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偶尔一个火花闪现，《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便可打动我的心扉，鼓舞我的志气。有一次，朋友批评我的衣服档次太低、质地不佳，与所谓“公众人物”形象不符，我脱口而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与同事去某单位联系合作，报上姓名，对方并没听说过我，同事很是不平，我则淡淡一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晚上加班饿了，提议同事至路边摊吃碗面，同事觉得被人看见恐不妥，我张口就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有时在饭局上，听到同桌人讲带些颜色、让人捧腹的所谓笑话，忽然耳边会传来孔子的告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于是恨不得赶紧逃离；读追忆文革的散文，有时甚至默想，倘若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面对数百无知而疯狂的批判者，是不是也能如梁漱溟先生那样缓缓道出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正于此，读《论语》在我而言，已不再是单单读一部书，更是在给自己的灵魂寻找安身之处。
猛然想起钱穆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
“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用此语做结，似乎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