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称的白薯，又称地爪、红薯、红苕、蕃薯。我们家乡，也许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原因，不种白薯。每年庙里唱戏的时候，便有不少小贩，其中就有外乡农民担了白薯来卖。那时候，我还很小，向爷爷要枚铜板，买一块白薯，细细长长，皮儿紫红，嚼了几口，也没有嚼出什么味来，便丢到大庙大门背后去了。后来参了军，先是行军打仗，全国解放后又在“军官食堂”就餐，白薯也就很少吃到了。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这不起眼的白薯却救了不少人的命，包括我的老婆孩子。
　　白薯在所有的蔬菜和薯类中，价格最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在城市购买白薯需要粮票，但一斤粮票就可购买五斤，每斤不到五分钱。如今，随着物价上涨，一斤也只在一元钱左右，仍是最便宜的。在逝去的年代里，它曾是穷苦人家赖以生存的主要食品，不要说农民，就是我们这些当年吃“官粮”的军官，对它也不能小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城市居民定量大人24斤，小孩6—10斤不等。我妻子和两个两三岁的孩子，每月总共４２斤粮，只能用稀饭、菜汤维持生命。我们空气动力研究所直工科的李登科科长，向基建部门要了几分地（买来准备盖房还没有施工的土地），分给我们每个助理员一小条，我们种上白薯，秋后每人收了２００来斤，让老婆孩子吃了几顿饱饭。这事，虽然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也曾被白薯救过命的“左派”人物贴出大字报，说这是搞资本主义，大批特批，但我还是要感谢李科长，感谢白薯。
　　如今，市场繁荣，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但每当我看到推车卖的烤白薯，心里就涌起一股亲切感，身不由己地走去买上几块，绝不和小贩讨价还价，这除了朱子治家格言的宽厚教导“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之外，我还认为白薯的价格，是不能以正常价格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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