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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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的笔记之林中,谢肇淛的《五杂俎》是一部见解平实通达、内容丰富而有系统、时代气息鲜明、文笔清新优美的著作,清代将此书列为禁毁书目,因而罕有流传。日本人颇喜谢肇淛的著述,《五杂俎》得以在彼地刊刻并流入中国。至1959年国内才有排印本行世,这是一部常读常新的笔记,其价值和意义正逐渐呈现。 一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长乐(今属福建省福州市)人。年轻时受知于王世懋、顾大典
其他文献
作为狭义上的随笔文集,止庵目前共出版十二种。这十二种随笔集,多是他“因读书而生的想法”,都有“一点儿自己的意思”。对于这些随笔集子,很值得称道的是:其一,这些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从第一册《樗下随笔》起,均保持很高的水准,前后文章差距并不明显,可见其起手甚高。其二,止庵似乎没有一些其他随笔作者将新旧文章混编的习惯,除了选集外,他的文集中的文章,均是初次收录,这一方面说明其有很强的文集编选的自觉意识,另
《文本盗猎者》一书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到第四章介绍了参与式文化的基本信息,包括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粉丝的社会和文化身份、粉丝接受模式的特点、粉丝社群的批评和阐释行为以及粉丝反馈中所起的作用。后四章将目光转向粉丝群体的文化产品,详细介绍和分析包括同人写作、同人视频和音乐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发展与流传现状。 有研究者指出:“粉丝群体是一个基于趣缘的人际交往而逐渐形成的社会交往圈。因为对某个偶像的
郑也夫先生新著《文明是副产品》,堪称是继《代价论》、《信任论》之后的第三论“文明论”,基本风格与前二者类似,但这本文明论关注更宏大,为人类文明寻找逻辑,大胆推论下缜密的逻辑,让人叹为观止;不管是外婚制的形成、农业的起源、文字的起源,还是造纸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背后的逻辑是它们都是非目的性的“副产品”。在这个共同逻辑之下,这每一项人类重大发明自身的形成逻辑都具有自身个性。因而阅读
丰子恺在评价弘一大师的时候说,人生的境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为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学术和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或灵性。 丰先生说,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有的人终其一生赖在一层楼上,他们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裕,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也就满足了;但有一部分人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欲望,想爬到二层楼去看看,或者久居于此,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
一 1942年1月19日,在战火纷飞的香港医院临时救护站,萧红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去世时才三十一岁,确实不甘! 可是,萧红如果地下有知,她恐怕也无法料到当今学界会掀起如此强劲的“萧红热”:各类传记至今已有七十多部,相关研究论文更是成千上万难以计数;2011年3月其百年诞辰,三卷本两百万字的《萧红研究七十年
在大多数人看来,哲学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区别在于:哲学家提倡抽象的思考,而日常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具体、形象的。作为德意志观念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更是被认为是在抽象思考这条道路上走到了极致。恩格斯曾说,黑格尔哲学乃是“倒立行走”,也就是说,它过于注重头脑和思考,而忽视了日常的现实生活。 然而,在黑格尔的作品中,有一篇奇文却让我们颠覆了对这位哲学家的以往印象。这篇文章名曰:《谁抽象地思考》。早期黑格尔著作
一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 ——西方谚语 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 自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一场以犹太民族为主要迫害对象的大屠杀便拉开了历史序幕,以纳粹德国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推向极端。从1933年至1945年的十二年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达六百万,其中仅儿童就超过一百万。被屠杀的犹太人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魏征死后,唐朝太宗皇帝的感慨之悟,早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唐皇李世民的镜子理论帮助他辅佐李渊灭隋建唐,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宏图伟业。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李氏父子亦成为照耀后世的一面镜子。不过,对历史这面镜子的观照,并不像端坐在铜镜前整理仪容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的确有可能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被人涂抹修饰一番。 读《大唐创
《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女性的典型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所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十分成功的,比如宁国府里大少奶奶秦可卿的形象,便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困惑和遗憾。而有关秦可卿的身世、死因以及丧葬的奢侈,大概是该书留给读者最大的谜团之一,也是至今让研究者争论不休、让读者最为不解的问题之一。秦可卿形象的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红楼梦》一书整体上所取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同
我与郑小娟同志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她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少儿读物的美术编辑,好像还兼任了一個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我则是在右派被“改正”后,从南县的一个中学调回长沙,分配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担任副社长。那时,王勉思同志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她是分管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副社长,也是湖南少儿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勉思是老共产党员,她对党忠诚,为人厚道,办事踏实,是非分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搞机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