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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芬恶毒散布反共言论王世英针锋相对怒斥逆行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抗战以来，阎锡山为得到蒋介石的物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向蒋靠拢，并若明若暗地支持与纵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以此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可谓一箭双雕。
1938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开展工作，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置可否。国民党省党部是1931年被山西民众驱逐的。这年12月8日，山西学联组织太原各大中学学生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抗日。省党部“义勇队”竟向学生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愤怒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冲进省党部，赶走了负责人，并查封了山西省及其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从此，国民党在山西停止了公开活动。到1938年，蒋介石以为提出恢复省党部的时机已经成熟，岂料阎锡山还是不大愿意买他的账，这使蒋介石十分难堪，也很恼火。于是，国民党中央首先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了种种困难，借以逼迫阎锡山屈从。阎内心虽很不满，但也不愿就此和蒋闹翻，只好勉强同意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恢复。1939年４月，在山西停止活动七年多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又重新挂出牌子。名义上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赵戴文，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全权负责。
黄树芬到任伊始，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抗日民主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1月，黄树芬赴重庆军政部受领了反共使命，返回二战区后，便鼓动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进行了公开诽谤和诬蔑，挑拨二战区内新军与旧军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春节，二战区在秋林龙吟沟礼堂召开劳军大会，这本应该是党政军民团结抗日的大会，但王靖国却在会上鼓噪通电，要讨伐什么“叛军”。黄树芬则在3月30日秋林各界除奸大会上宣称，共产党、八路军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之也是汉奸。在有阎锡山参加的秋林清明节追悼大会上，黄树芬又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并通过吁请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更为甚者，黄树芬还利用曾担任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事实表明，发生在二战区司令长官身边的这一系列反共阴谋活动都不是偶然的，没有阎锡山的默许，黄树芬也绝不能如此猖狂，如此肆无忌惮。
王世英和办事处面对反共分子的反动行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5日，王世英当面向黄树芬提出质问：“你黄树芬说共产党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此八路军、共产党也是汉奸。请问事实何在？”黄树芬怎么也没想到王世英会给他突如其来的反击，一时不知所措。但他毕竟是个反共老手，在稍稍镇静后，回答道：“共产党处处扩大自己的实力，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还不算汉奸吗？”王世英当仁不让，反驳道：“共产党实力的扩大是抗战实力的扩大，不扩大能有今天的敌后战场吗？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吗？而开辟这些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大量日军和伪军于华北战场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你黄树芬能坐在这里吃磨擦饭吗？你黄树芬不去前线抗日，反而在后方诬蔑抗日者，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王世英这一席连珠炮式的反驳与质问，没有给黄树芬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黄树芬气得脸都发青了，吐出一句：“无理取闹，简直是无理取闹！”悻悻地走了。
11日王世英由卓家庄起程，渡过黄河来到克难坡会见了杨爱源副长官和赵戴文主席，就黄树芬等人的反动罪行当面提出抗议。并声明黄树芬竟在阎长官参加的会议上公然诽谤中共和八路军而无人制止，有关方面是有责任的。希望杨、赵将此意转达阎长官。杨爱源与赵戴文极力向王世英解释说：“黄的行为决非阎长官之本意，只是中央一些人挑拨咱们分家，千万不可轻信。”王世英觉得有理还须有节，便说：“这个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只希望阎长官加以制止，维护我们的合作关系。”杨、赵说：“请王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转呈长官制裁。”其实，阎锡山很明白，共产党对黄树芬的行为肯定要有反应，但没想到王世英揪住不放，十分认真起来，怕闹下去影响大了，不好向共产党交待。于是只好下令主管部门查纠，还亲下手书首先对武玉山进行了严厉斥责。
1939年是国共关系经受考验的一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也已初露端倪。共产党与阎锡山的合作随之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新年刚过不久，1月18日，蒋介石给阎发来一电：“伯川兄鉴：密查冀省境内各主任公署设置以来，动韪中央法令，紊乱行政系统，且迭据报告，时有扰民苛索情事。实为渊驱鱼，尤足影响该省抗战，应即分别撤销。除电鹿主席遵照办理，特此电达，请兄力争协助，限期贯彻，俾志统一政权而资整顿，并请转饬边区政委会切实遵照，并盼电复为荷。中正巧。”另西北行营程潜也给阎发电称，各战区所辖部队不得越过本战区范围以外。着急将部队调回本战区以内，否则围剿。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这是蒋朝思暮想的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的具体步骤。他不仅要统共产党八路军，二战区晋绥军自然也在他一统之列。对阎锡山来说，蒋的这一措施中意之处是限制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也就降低了对他“存在”的威胁；不中意的是蒋把打共产党的球踢给了他，让他充当打手，从而把蒋与共产党的矛盾转嫁到了他的头上。阎锡山拿着电报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转个弯把球踢出去的两全之策。他立即通知王世英前来通报情况，转达蒋、程电报之意。这样既不违背重庆旨意，也不得罪延安。阎锡山可谓老谋深算。
王世英接阎通知后，立即前来与阎面晤。阎将蒋介石与程潜电报内容复述一遍，显出无奈的样子说：“晋察冀边区是我转请的，我无法再下令取消。这样做实在是倒行逆施，定会引发天怒人怨的。故而我迟迟未办。但咱总得有一妥善办法处置。”王世英说：“想必阎长官成竹在胸了，不妨一谈。”阎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没有一个成熟的转缓办法。你看可否先电后方周恩来同志同蒋商谈办理如何？”接着又马上否定说：“不不不，这样蒋先生肯定不满意。让我再好好想想，想好后再行告知。”
对取消晋察冀边区的问题，因涉及阎锡山的利害，阎难以处置，故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另外他也不想与共产党搞翻，当他的民政厅长邱仰浚由察回来后，阎便电蒋：“据邱厅长报告，边区抗战年余成绩颇多，致军事经济等问题情形复杂，致好由鹿主席就近与边区交涉。”最后与王世英商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梅亭和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刘奠基与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丕廉（赵子青）等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边区实情。此议正准备执行中，蒋介石又来电催阎办理，阎仍以由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或中央直接派员与边区交涉为好回电。同电中提出二战区给养困难，故请中央给八路军拨给养一万石粮食的要求。蒋介石意识到阎锡山采用的是以攻为守的手法对自己发难。他考虑之后，立即复电称：“该军在河北动员，令自筹，中央指示不改变，并停发应领款项。”他在同电中令阎封闭《新华日报》（华北版），解散抗大分校。这又给阎锡山出了难题。就这样，蒋阎之间的矛盾和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相互交织，他们又谁也不愿和共产党直接对垒，于是就搞起了你来我往的电报游戏，互相踢球。阎锡山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时而借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与蒋讨价还价，时而又借蒋的力量来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
不久，阎锡山委托续范亭对王世英说，国民党中央有指示，决定取消动委会，撤换保安队中的八路军干部。王世英当即找到赵承绶，向其陈述了利害，赵承绶也认为取消动委会的作法是不妥的，那样敌后战争将无法开展，无法坚持。王世英也请赵承绶向阎转达中共及八路军坚决反对取消动委会和撤换八路军干部的严正立场。
富贵不淫，王世英婉拒利诱勇斗冰汛，梁玉贵黄河献身
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是中共及八路军总部派出的联络机构。它人员虽少，却肩负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特殊的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定的政治立场，不被艰难险阻所吓倒，不为金钱物质所诱惑，能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铭记在心的优良品德。
办事处驻二战区七年多的时间，其间多次迁移驻地。最初被安排在吉县城的葛家沟；1939年迁至陕西省宜川县卓家庄；1940年迁到吉县小圪瘩，不久又迁回卓家庄；1943年迁到宜川县秋林镇神潭湾；1944年迁至宜川县桑柏镇上侯村。每次迁驻何处，都由二战区交际处来安排。其安排原则是既不能离长官部太远，又不能离得太近。离远了怕不好控制，离近了又怕泄密。总之，随着形势的变化，跟着长官部不停地跳动在黄河两岸。
搬家的辛苦大家已习以为常，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则是天天要面对的。上述各处驻地，其条件各不相同，然而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论何处，人畜饮水都相当困难。他们每天要走很多的路，下到黄土深沟去驮运。因此，能痛痛快快擦洗一下身体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上山打柴、野外割饲草、开荒种蔬菜成为办事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漫长而艰苦的生活考验着每个人，但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是饱满的，形成了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格。
1883年10月8日是阎锡山的诞生日。每年的这一天阎的部下总要为他贺寿。此时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或副主任曹言行也都要代表朱德总司令前去表示祝贺。阎为表示他的热忱和谢意，宴席上总是把王世英和曹言行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就座，席间频频举杯祝贺合作抗日的胜利，祝愿取得更大的胜利，并要他们向朱总司令转达他本人的谢意和问候。阎还不时对办事处的办事能力大加褒扬。说什么办事处人员虽少，办的事却不少，连炊事员也都是宣传员，比二战区的干部也强，人人都会做工作；像王、曹二位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二战区是找不出几个的，等等。对这样肉麻的吹捧和奉承，王世英和曹言行听了怎么也自豪不起来的，反而感到很不舒服，极不自在，反而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王世英与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的同学。1942年7月，胡宗南由西安来宜川视察，与阎锡山进行了彻夜长谈，并通过二战区交际处约见了王世英。两人见面后，胡宗南忙说：“哎哟，老同学，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啊，这次来到你的门下，本应去拜访，反倒要你前来，多有不敬了。”王世英说：“既是老同学，何谈敬不敬。只是你在西安做官，我在延安住窑洞，真是天南地北啊，今日相见，幸会幸会。”胡宗南接着说：“老同学，人生苦短，一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一定要有所把握。凭你老兄的才干，要是在另一种环境下，你的地位肯定不会在我之下，定能闯一片天地，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接过话茬说：“确实，老弟才学有限，故不敢有鸿鹄之志。要说大事，愚弟以为今日之抗战就是头等的大事，是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每个中国人的大事，不论身处何地，只要能为抗日救国尽绵薄之力，就是为抗日的大事尽了应尽之责。”胡宗南听罢诡谲地说：“老同学讲得好，讲得好。有如此高的境界，已胜敝人几筹，佩服佩服。可是我要到晋东南去，你们会不会打我呢？”王世英知道胡是在将他的军，哈哈一笑，答道：“那就看你去干什么，要是去搞磨擦，不仅八路军不欢迎，老百姓也不高兴。如果你是去抗日，我们为什么要打你呢？”胡宗南觉得没有什么漏子可乘，忙说：“老同学，咱们只不过是开一开玩笑罢了，至于国共之事，一切政治问题，是你我解决不了的，咱们最好不说，不说了。”接下来的话题便是东一犁西一耙，乱谈起来，由其他同学的情况到儿女情长，由气候的变化，谈到冷暖凉热，总之再不提政治了。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王世英告辞回到办事处后，将胡的谈话回忆了一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胡想利用同学关系企图引诱他去西安做事。
7月22日，胡宗南返回西安前，再次与王世英相约。见面后胡宗南说：“我就要返西安了，此次有机会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我衷心希望你能抽暇南来玩玩，老待在这山沟里，生活面未免狭小了些，对你的眼界限制太大。日后西安方面有事办，只管给我捎个信儿，我定鼎力相助。”王世英感觉胡的话更加露骨了，但初次见面，还须多从统战的关系来着想，故未做针锋相对的驳斥，便婉言回答：“多谢胡兄的开导，敝人无能补天，难当大任，只愿在抗战的道路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蒋委员长也曾号召，在抗战问题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随时随地都有事可做，我祝愿老同学在抗日的共同战线上，再建殊勋。”话毕，胡宗南即告辞。
办事处的人员时有调整，调整原则一是不爱虚荣，二是不讲物质享受，三是办事机敏。此三点构成办事处人员的基本特征。梁玉贵是长期坚持在办事处工作的人员之一。他是什么职务，很难确定。说他是饲养员，因为他把骡马喂得膘肥体壮。说他是交通员，因为他转送的文件，从未出过差错。说他是管理员，处内的杂务他都管。说他是采购，从未丢失过任何物品。1942年初，由他负责携带密件，押运为陕甘宁边区购买的物资，并护送王世英12岁的儿子王敏清和李果毅秘书13岁的侄女王建华回延安上学。为防途中被搜查，他把文件缝在两个孩子的衣服里，同时派勤务员薛平和张春礼协助，经二战区交际处同意，决定从凉水崖渡黄河。
山道弯弯，天未亮梁玉贵他们便上路了。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只见河面上漂浮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块，不住地向下游涌动。在河边长大的梁玉贵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渡河是很危险的。本想停下来看情况再渡，但阎方河边部队不同意他在此过夜。于是他把身上的东西分别交给薛平和张春礼，以防意外和便于抢险。梁玉贵带了两个孩子和一匹骡子乘一只筏子，其他两位和一匹骡子乘另一只筏子渡河。当筏子划到中流时，被激浪冲得打起转来，船工使出全身解数，与惊涛骇浪拼搏。梁玉贵紧紧抓着两个孩子，大家捏了一把汗。眼看再划10多米，筏子就可靠岸了，就在这时，船工不慎将橹杆碰到骡腿上，骡子受惊蹬翻了筏子，两个孩子落水，孩子的哭叫声揪着梁玉贵的心，船工奋力把女孩王建华推上岸，梁玉贵则一手拉着骡子，一手将男孩王敏清送到岸边，两个孩子终于脱险。但受惊的骡子怎么拉也不上岸，反而拼命地拖着梁玉贵向东岸挣扎。梁玉贵死死拉住缰绳不松手，眼看浮冰又冲了过来，梁玉贵没有躲避，他冒着极大危险翻身骑到骡子身上，带着有我就有骡子的决心搏斗在激浪之中，岸上的人让他放弃骡子游回来，他没有听，力气终于耗尽，被无情的冰块打下了水，终究没能浮出水面，岸上的人们急切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孩子们哭叫着梁叔叔回来，然而一个年轻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带着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强的信念，随着黄河雷鸣般的响声，永远地去了。
梁玉贵是山西保德县人，雇农出身，1936年红军东征时参加革命，跟随红军回师西渡，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由总政治部调办事处工作。追悼会上大家无不为他勤劳、纯朴、忠诚、和蔼、勇敢、机智和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的高尚品德而动容。
抗战胜利，阎锡山抢占太原坚守岗位，办事处撤回延安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和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也愈发暴露。阎锡山亦不落后，早在1945年的3月，他就亲拟了抢占太原的计划，在他的“解救”工作纲要中制定了由孝义到太原的行军路线，对如何控制交通、如何防止八路军的袭击都作了具体的部署。
中共的主张则是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急需把各党派和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而在1944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这一主张，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贤达、有识之士的欢迎和拥护。办事处于４月接到延安电示，要曹言行回延安汇报工作之前，征询阎锡山及二战区各社会阶层对联合政府的意见。
不久，曹言行由桑柏上侯村经龙王渡过黄河来到克难坡拜晤阎锡山。阎表现仍很热情，出门来相迎。坐定后曹言行便开门见山地说：“最近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想必阎长官早已知晓。我此来就是想聆听阎长官对‘联合政府’有何见教。”阎锡山捋捋短短的胡须，略思片刻说道：“《论联合政府》已经拜读，毛先生高瞻远瞩，才思过人，论得好，论得好，论得天衣无缝。只是要成就一件事情，仅有敢为、当为还不行，还需有能为，只有这三者的俱备，好的想法才能得出好的结果。”曹言行一时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便说：“请阎长官明示。”阎锡山接着说：“重庆方面是否能接受是关键。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都说它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它是党派分赃的政府。”听到这里曹言行终于明白了，心想阎老西真不愧是左右逢源、老奸巨滑的鼻祖，拐弯抹角地表明他既不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又不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实质是仍想把山西作为独立王国，继续当他的土皇帝。
曹言行以将回延安述职的名义，分别拜访了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参谋长郭宗汾、政训主任梁化之、交际处长翟修三以及宋之征等人，听取了他们对‘联合政府’的意见。这些人官居高位，都是既得利益者，顾盼左右，闪烁其词，竭力回避‘联合政府”的问题。倒是孙楚说：“八路军强大，占的地方也多，希望八路军能让出一些吃粮的地方。”接着曹言行又在中下层干部中进行了调查。晋军师长张汉杰、长官部军务处长廉壮秋等人羡慕中共及八路军的强大，对二战区没有信心，不反对建立“联合政府”。《晋中日报》牛青庵、郭今之，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和几位教授认为“联合政府”是可行的，表示赞同。山西大学的青年学生，二战区政治部的进步青年和交际处的科员，认为“联合政府”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至于黄河书店经理王俊仕、曹渤和党政委员会的一些人的看法也与中共主张基本一致。
曹言行踏着4月的春风回到延安，先见王世英和李克农，王、李认为情况表明了当前势态的特点，应直接向中央首长汇报。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听了汇报。曹言行谈了阎锡山及各类人员对“联合政府”的态度；谈了蒋介石借反攻之名“扫荡”八路军的情况；谈了阎锡山抢占太原的活动以及孙楚要吃粮地方等问题。毛泽东等听得很仔细，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汇报完后，毛泽东灭掉手中烟蒂说：“你们办事处同志们工作得很好，阎锡山那里有什么事，我们随时可以知道。赵戴文的儿子来延安时，我见过他，我告他回去好好工作。看来仗是要打的，因为蒋委员长要下山，阎锡山要进太原。这些人打日本消极，抢地盘是很积极的。”朱德说：“对于他们的阴谋活动我们是有警惕的，不可麻痹。”周恩来说：“孙楚提出的问题，不理他，人民不答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的情况反映是很重视的，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延安相距较近，有很多重要情报都是直接听取。
曹言行汇报工作后，决定留下来学习一段“七大”的精神。6月下旬，王世英向曹言行传达了朱德的口头指示，要曹言行立即返回办事处，抓紧了解阎锡山方面的动态。曹言行于7月初携带一批中共“七大”的公开文件赶回了办事处。此时的二战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阎锡山不再需要和共产党“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而亲密合作了。双方贸易已经停止，交换口岸已封锁，阎锡山也已于5月离开了他的大本营克难坡，移往隰县。7月，阎又迫不及待地由隰县进驻孝义，加快了抢占太原的步伐。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预感末日的来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从北平窜到孝义县瑶圃村同阎锡山秘密会晤。日本希望在向中国宣布投降时，得到阎锡山的相助。阎也希望日本宣布投降时，在华北的日军都向他投降，由他改编，并将这种办法称作“寄存武力”。阎还进一步向日本表白：“这不单单是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的。”高桥坦听罢欣喜若狂，当即表示非常赞赏阎阁下的谋略，他将电请天皇裁决。会谈虽未达成具体的文字协议，但阎日一唱一和，形成某些默契，为阎抢夺胜利果实铺平了道路。
面对严峻的形势，办事处人员仍坚定决心做好工作，同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制定了几条应急措施。首先，阎锡山怕暴露抢占太原的阴谋，又慑于中共及八路军的强大，对办事处只能加强监视，不至采取无理行动；第二，以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主动大胆开展广泛联络；第三，对曾与办事处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的人要加以保护；第四，利用各种渠道尤其是王仕俊、曹渤的黄河书店把中共“七大”的报刊发送出去。几条措施的落实收到很大成效，尤其是当办事处把阎军向同蒲路沿线的调动情况及时电告延安后，延安也回电，要求办事处的同志提高警惕，坚持下去。
形势越来越明朗，二战区首脑机关准备向太原移动已无任何顾忌。办事处向延安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电称：二战区驻桑柏一带部队、机关往河东搬家一事已成公开。桑柏各机关负责人并不否认此事。现机关正纷纷廉价拍卖东西。一九六旅准备撤至沿河一带，旅部搬到面临黄河的桑柏。
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些人打日本消极，抢地盘是很积极的。二战区在河西的大本营秋林基本上是人去窑空了，河东的克难坡也在陆续撤离，昔日居住数万人的“克难坡”已是“一片孤城万仞山”了，人人都在忙着进太原。办事处想通过交际处约见某些负责人，他们都托词不见，实际上断绝了与中共及八路军方面的往来。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的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对日本驻中国关东军发起强大攻势，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日本政府被迫于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发出《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四五天后，办事处收到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给阎锡山的电报。电文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的任务是联系贵我双方有关抗日事宜，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正式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我办事处的任务已告结束，应立即撤回。”同时指示办事处送交电报之后，相机迅速撤回，不要拖延。
8月23日，曹言行将电报改成代电，随即送往桑柏镇交际处。此时的交际处仅有一位秘书无所事事地横躺在坑上。见面后两人寒暄几句，谈了大好形势，感觉再无多少共同语言了，曹言行便告辞回到办事处，一面静观阎方的反映，一面继续进行着撤离的准备。
8月26日，送达文电已过三天了，阎方还没有任何态度。估计在这种抢夺胜利果实的紧迫时刻，电文也就根本不会有人顾及了。
8月27日，晨曦中，办事处人马踏上了通往延安的道路。旭日渐渐地为黄河两岸的黄土地披上了金灿灿的外衣。当他们回望那远去了的曾经生活战斗七年的小山村的时候，心中泛起了无限的感慨。在那里与二战区的一些官员交了朋友，在那里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成为知己，在那里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总之，在那里他们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今天他们如释重负，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豪。（全文完）
（责编兴柱）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抗战以来，阎锡山为得到蒋介石的物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向蒋靠拢，并若明若暗地支持与纵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以此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可谓一箭双雕。
1938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开展工作，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置可否。国民党省党部是1931年被山西民众驱逐的。这年12月8日，山西学联组织太原各大中学学生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要求抗日。省党部“义勇队”竟向学生开枪，造成了流血事件。愤怒的学生和各界群众冲进省党部，赶走了负责人，并查封了山西省及其各县的国民党党部。从此，国民党在山西停止了公开活动。到1938年，蒋介石以为提出恢复省党部的时机已经成熟，岂料阎锡山还是不大愿意买他的账，这使蒋介石十分难堪，也很恼火。于是，国民党中央首先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了种种困难，借以逼迫阎锡山屈从。阎内心虽很不满，但也不愿就此和蒋闹翻，只好勉强同意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恢复。1939年４月，在山西停止活动七年多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又重新挂出牌子。名义上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赵戴文，实际上是由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全权负责。
黄树芬到任伊始，对中国共产党及各抗日民主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1月，黄树芬赴重庆军政部受领了反共使命，返回二战区后，便鼓动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进行了公开诽谤和诬蔑，挑拨二战区内新军与旧军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春节，二战区在秋林龙吟沟礼堂召开劳军大会，这本应该是党政军民团结抗日的大会，但王靖国却在会上鼓噪通电，要讨伐什么“叛军”。黄树芬则在3月30日秋林各界除奸大会上宣称，共产党、八路军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之也是汉奸。在有阎锡山参加的秋林清明节追悼大会上，黄树芬又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并通过吁请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更为甚者，黄树芬还利用曾担任国民党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事实表明，发生在二战区司令长官身边的这一系列反共阴谋活动都不是偶然的，没有阎锡山的默许，黄树芬也绝不能如此猖狂，如此肆无忌惮。
王世英和办事处面对反共分子的反动行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5日，王世英当面向黄树芬提出质问：“你黄树芬说共产党破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此八路军、共产党也是汉奸。请问事实何在？”黄树芬怎么也没想到王世英会给他突如其来的反击，一时不知所措。但他毕竟是个反共老手，在稍稍镇静后，回答道：“共产党处处扩大自己的实力，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还不算汉奸吗？”王世英当仁不让，反驳道：“共产党实力的扩大是抗战实力的扩大，不扩大能有今天的敌后战场吗？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吗？而开辟这些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大量日军和伪军于华北战场的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你黄树芬能坐在这里吃磨擦饭吗？你黄树芬不去前线抗日，反而在后方诬蔑抗日者，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王世英这一席连珠炮式的反驳与质问，没有给黄树芬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黄树芬气得脸都发青了，吐出一句：“无理取闹，简直是无理取闹！”悻悻地走了。
11日王世英由卓家庄起程，渡过黄河来到克难坡会见了杨爱源副长官和赵戴文主席，就黄树芬等人的反动罪行当面提出抗议。并声明黄树芬竟在阎长官参加的会议上公然诽谤中共和八路军而无人制止，有关方面是有责任的。希望杨、赵将此意转达阎长官。杨爱源与赵戴文极力向王世英解释说：“黄的行为决非阎长官之本意，只是中央一些人挑拨咱们分家，千万不可轻信。”王世英觉得有理还须有节，便说：“这个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只希望阎长官加以制止，维护我们的合作关系。”杨、赵说：“请王主任放心，我们一定转呈长官制裁。”其实，阎锡山很明白，共产党对黄树芬的行为肯定要有反应，但没想到王世英揪住不放，十分认真起来，怕闹下去影响大了，不好向共产党交待。于是只好下令主管部门查纠，还亲下手书首先对武玉山进行了严厉斥责。
1939年是国共关系经受考验的一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也已初露端倪。共产党与阎锡山的合作随之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新年刚过不久，1月18日，蒋介石给阎发来一电：“伯川兄鉴：密查冀省境内各主任公署设置以来，动韪中央法令，紊乱行政系统，且迭据报告，时有扰民苛索情事。实为渊驱鱼，尤足影响该省抗战，应即分别撤销。除电鹿主席遵照办理，特此电达，请兄力争协助，限期贯彻，俾志统一政权而资整顿，并请转饬边区政委会切实遵照，并盼电复为荷。中正巧。”另西北行营程潜也给阎发电称，各战区所辖部队不得越过本战区范围以外。着急将部队调回本战区以内，否则围剿。
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这是蒋朝思暮想的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的具体步骤。他不仅要统共产党八路军，二战区晋绥军自然也在他一统之列。对阎锡山来说，蒋的这一措施中意之处是限制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也就降低了对他“存在”的威胁；不中意的是蒋把打共产党的球踢给了他，让他充当打手，从而把蒋与共产党的矛盾转嫁到了他的头上。阎锡山拿着电报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转个弯把球踢出去的两全之策。他立即通知王世英前来通报情况，转达蒋、程电报之意。这样既不违背重庆旨意，也不得罪延安。阎锡山可谓老谋深算。
王世英接阎通知后，立即前来与阎面晤。阎将蒋介石与程潜电报内容复述一遍，显出无奈的样子说：“晋察冀边区是我转请的，我无法再下令取消。这样做实在是倒行逆施，定会引发天怒人怨的。故而我迟迟未办。但咱总得有一妥善办法处置。”王世英说：“想必阎长官成竹在胸了，不妨一谈。”阎以商量的口吻说：“还是没有一个成熟的转缓办法。你看可否先电后方周恩来同志同蒋商谈办理如何？”接着又马上否定说：“不不不，这样蒋先生肯定不满意。让我再好好想想，想好后再行告知。”
对取消晋察冀边区的问题，因涉及阎锡山的利害，阎难以处置，故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另外他也不想与共产党搞翻，当他的民政厅长邱仰浚由察回来后，阎便电蒋：“据邱厅长报告，边区抗战年余成绩颇多，致军事经济等问题情形复杂，致好由鹿主席就近与边区交涉。”最后与王世英商定由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梅亭和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刘奠基与国民党山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丕廉（赵子青）等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边区实情。此议正准备执行中，蒋介石又来电催阎办理，阎仍以由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或中央直接派员与边区交涉为好回电。同电中提出二战区给养困难，故请中央给八路军拨给养一万石粮食的要求。蒋介石意识到阎锡山采用的是以攻为守的手法对自己发难。他考虑之后，立即复电称：“该军在河北动员，令自筹，中央指示不改变，并停发应领款项。”他在同电中令阎封闭《新华日报》（华北版），解散抗大分校。这又给阎锡山出了难题。就这样，蒋阎之间的矛盾和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相互交织，他们又谁也不愿和共产党直接对垒，于是就搞起了你来我往的电报游戏，互相踢球。阎锡山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时而借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与蒋讨价还价，时而又借蒋的力量来遏制共产党八路军的发展。
不久，阎锡山委托续范亭对王世英说，国民党中央有指示，决定取消动委会，撤换保安队中的八路军干部。王世英当即找到赵承绶，向其陈述了利害，赵承绶也认为取消动委会的作法是不妥的，那样敌后战争将无法开展，无法坚持。王世英也请赵承绶向阎转达中共及八路军坚决反对取消动委会和撤换八路军干部的严正立场。
富贵不淫，王世英婉拒利诱勇斗冰汛，梁玉贵黄河献身
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是中共及八路军总部派出的联络机构。它人员虽少，却肩负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特殊的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具备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定的政治立场，不被艰难险阻所吓倒，不为金钱物质所诱惑，能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铭记在心的优良品德。
办事处驻二战区七年多的时间，其间多次迁移驻地。最初被安排在吉县城的葛家沟；1939年迁至陕西省宜川县卓家庄；1940年迁到吉县小圪瘩，不久又迁回卓家庄；1943年迁到宜川县秋林镇神潭湾；1944年迁至宜川县桑柏镇上侯村。每次迁驻何处，都由二战区交际处来安排。其安排原则是既不能离长官部太远，又不能离得太近。离远了怕不好控制，离近了又怕泄密。总之，随着形势的变化，跟着长官部不停地跳动在黄河两岸。
搬家的辛苦大家已习以为常，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难则是天天要面对的。上述各处驻地，其条件各不相同，然而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论何处，人畜饮水都相当困难。他们每天要走很多的路，下到黄土深沟去驮运。因此，能痛痛快快擦洗一下身体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上山打柴、野外割饲草、开荒种蔬菜成为办事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漫长而艰苦的生活考验着每个人，但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是饱满的，形成了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格。
1883年10月8日是阎锡山的诞生日。每年的这一天阎的部下总要为他贺寿。此时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或副主任曹言行也都要代表朱德总司令前去表示祝贺。阎为表示他的热忱和谢意，宴席上总是把王世英和曹言行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就座，席间频频举杯祝贺合作抗日的胜利，祝愿取得更大的胜利，并要他们向朱总司令转达他本人的谢意和问候。阎还不时对办事处的办事能力大加褒扬。说什么办事处人员虽少，办的事却不少，连炊事员也都是宣传员，比二战区的干部也强，人人都会做工作；像王、曹二位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二战区是找不出几个的，等等。对这样肉麻的吹捧和奉承，王世英和曹言行听了怎么也自豪不起来的，反而感到很不舒服，极不自在，反而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王世英与国民党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的同学。1942年7月，胡宗南由西安来宜川视察，与阎锡山进行了彻夜长谈，并通过二战区交际处约见了王世英。两人见面后，胡宗南忙说：“哎哟，老同学，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啊，这次来到你的门下，本应去拜访，反倒要你前来，多有不敬了。”王世英说：“既是老同学，何谈敬不敬。只是你在西安做官，我在延安住窑洞，真是天南地北啊，今日相见，幸会幸会。”胡宗南接着说：“老同学，人生苦短，一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一定要有所把握。凭你老兄的才干，要是在另一种环境下，你的地位肯定不会在我之下，定能闯一片天地，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接过话茬说：“确实，老弟才学有限，故不敢有鸿鹄之志。要说大事，愚弟以为今日之抗战就是头等的大事，是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每个中国人的大事，不论身处何地，只要能为抗日救国尽绵薄之力，就是为抗日的大事尽了应尽之责。”胡宗南听罢诡谲地说：“老同学讲得好，讲得好。有如此高的境界，已胜敝人几筹，佩服佩服。可是我要到晋东南去，你们会不会打我呢？”王世英知道胡是在将他的军，哈哈一笑，答道：“那就看你去干什么，要是去搞磨擦，不仅八路军不欢迎，老百姓也不高兴。如果你是去抗日，我们为什么要打你呢？”胡宗南觉得没有什么漏子可乘，忙说：“老同学，咱们只不过是开一开玩笑罢了，至于国共之事，一切政治问题，是你我解决不了的，咱们最好不说，不说了。”接下来的话题便是东一犁西一耙，乱谈起来，由其他同学的情况到儿女情长，由气候的变化，谈到冷暖凉热，总之再不提政治了。第一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王世英告辞回到办事处后，将胡的谈话回忆了一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胡想利用同学关系企图引诱他去西安做事。
7月22日，胡宗南返回西安前，再次与王世英相约。见面后胡宗南说：“我就要返西安了，此次有机会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我衷心希望你能抽暇南来玩玩，老待在这山沟里，生活面未免狭小了些，对你的眼界限制太大。日后西安方面有事办，只管给我捎个信儿，我定鼎力相助。”王世英感觉胡的话更加露骨了，但初次见面，还须多从统战的关系来着想，故未做针锋相对的驳斥，便婉言回答：“多谢胡兄的开导，敝人无能补天，难当大任，只愿在抗战的道路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蒋委员长也曾号召，在抗战问题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随时随地都有事可做，我祝愿老同学在抗日的共同战线上，再建殊勋。”话毕，胡宗南即告辞。
办事处的人员时有调整，调整原则一是不爱虚荣，二是不讲物质享受，三是办事机敏。此三点构成办事处人员的基本特征。梁玉贵是长期坚持在办事处工作的人员之一。他是什么职务，很难确定。说他是饲养员，因为他把骡马喂得膘肥体壮。说他是交通员，因为他转送的文件，从未出过差错。说他是管理员，处内的杂务他都管。说他是采购，从未丢失过任何物品。1942年初，由他负责携带密件，押运为陕甘宁边区购买的物资，并护送王世英12岁的儿子王敏清和李果毅秘书13岁的侄女王建华回延安上学。为防途中被搜查，他把文件缝在两个孩子的衣服里，同时派勤务员薛平和张春礼协助，经二战区交际处同意，决定从凉水崖渡黄河。
山道弯弯，天未亮梁玉贵他们便上路了。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只见河面上漂浮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冰块，不住地向下游涌动。在河边长大的梁玉贵深知在这种情况下渡河是很危险的。本想停下来看情况再渡，但阎方河边部队不同意他在此过夜。于是他把身上的东西分别交给薛平和张春礼，以防意外和便于抢险。梁玉贵带了两个孩子和一匹骡子乘一只筏子，其他两位和一匹骡子乘另一只筏子渡河。当筏子划到中流时，被激浪冲得打起转来，船工使出全身解数，与惊涛骇浪拼搏。梁玉贵紧紧抓着两个孩子，大家捏了一把汗。眼看再划10多米，筏子就可靠岸了，就在这时，船工不慎将橹杆碰到骡腿上，骡子受惊蹬翻了筏子，两个孩子落水，孩子的哭叫声揪着梁玉贵的心，船工奋力把女孩王建华推上岸，梁玉贵则一手拉着骡子，一手将男孩王敏清送到岸边，两个孩子终于脱险。但受惊的骡子怎么拉也不上岸，反而拼命地拖着梁玉贵向东岸挣扎。梁玉贵死死拉住缰绳不松手，眼看浮冰又冲了过来，梁玉贵没有躲避，他冒着极大危险翻身骑到骡子身上，带着有我就有骡子的决心搏斗在激浪之中，岸上的人让他放弃骡子游回来，他没有听，力气终于耗尽，被无情的冰块打下了水，终究没能浮出水面，岸上的人们急切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孩子们哭叫着梁叔叔回来，然而一个年轻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带着他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强的信念，随着黄河雷鸣般的响声，永远地去了。
梁玉贵是山西保德县人，雇农出身，1936年红军东征时参加革命，跟随红军回师西渡，193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由总政治部调办事处工作。追悼会上大家无不为他勤劳、纯朴、忠诚、和蔼、勇敢、机智和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的高尚品德而动容。
抗战胜利，阎锡山抢占太原坚守岗位，办事处撤回延安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和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也愈发暴露。阎锡山亦不落后，早在1945年的3月，他就亲拟了抢占太原的计划，在他的“解救”工作纲要中制定了由孝义到太原的行军路线，对如何控制交通、如何防止八路军的袭击都作了具体的部署。
中共的主张则是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急需把各党派和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而在1944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这一主张，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贤达、有识之士的欢迎和拥护。办事处于４月接到延安电示，要曹言行回延安汇报工作之前，征询阎锡山及二战区各社会阶层对联合政府的意见。
不久，曹言行由桑柏上侯村经龙王渡过黄河来到克难坡拜晤阎锡山。阎表现仍很热情，出门来相迎。坐定后曹言行便开门见山地说：“最近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想必阎长官早已知晓。我此来就是想聆听阎长官对‘联合政府’有何见教。”阎锡山捋捋短短的胡须，略思片刻说道：“《论联合政府》已经拜读，毛先生高瞻远瞩，才思过人，论得好，论得好，论得天衣无缝。只是要成就一件事情，仅有敢为、当为还不行，还需有能为，只有这三者的俱备，好的想法才能得出好的结果。”曹言行一时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便说：“请阎长官明示。”阎锡山接着说：“重庆方面是否能接受是关键。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都说它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它是党派分赃的政府。”听到这里曹言行终于明白了，心想阎老西真不愧是左右逢源、老奸巨滑的鼻祖，拐弯抹角地表明他既不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又不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实质是仍想把山西作为独立王国，继续当他的土皇帝。
曹言行以将回延安述职的名义，分别拜访了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参谋长郭宗汾、政训主任梁化之、交际处长翟修三以及宋之征等人，听取了他们对‘联合政府’的意见。这些人官居高位，都是既得利益者，顾盼左右，闪烁其词，竭力回避‘联合政府”的问题。倒是孙楚说：“八路军强大，占的地方也多，希望八路军能让出一些吃粮的地方。”接着曹言行又在中下层干部中进行了调查。晋军师长张汉杰、长官部军务处长廉壮秋等人羡慕中共及八路军的强大，对二战区没有信心，不反对建立“联合政府”。《晋中日报》牛青庵、郭今之，山西大学校长徐士瑚和几位教授认为“联合政府”是可行的，表示赞同。山西大学的青年学生，二战区政治部的进步青年和交际处的科员，认为“联合政府”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至于黄河书店经理王俊仕、曹渤和党政委员会的一些人的看法也与中共主张基本一致。
曹言行踏着4月的春风回到延安，先见王世英和李克农，王、李认为情况表明了当前势态的特点，应直接向中央首长汇报。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听了汇报。曹言行谈了阎锡山及各类人员对“联合政府”的态度；谈了蒋介石借反攻之名“扫荡”八路军的情况；谈了阎锡山抢占太原的活动以及孙楚要吃粮地方等问题。毛泽东等听得很仔细，不时在本子上作些记录。汇报完后，毛泽东灭掉手中烟蒂说：“你们办事处同志们工作得很好，阎锡山那里有什么事，我们随时可以知道。赵戴文的儿子来延安时，我见过他，我告他回去好好工作。看来仗是要打的，因为蒋委员长要下山，阎锡山要进太原。这些人打日本消极，抢地盘是很积极的。”朱德说：“对于他们的阴谋活动我们是有警惕的，不可麻痹。”周恩来说：“孙楚提出的问题，不理他，人民不答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的情况反映是很重视的，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延安相距较近，有很多重要情报都是直接听取。
曹言行汇报工作后，决定留下来学习一段“七大”的精神。6月下旬，王世英向曹言行传达了朱德的口头指示，要曹言行立即返回办事处，抓紧了解阎锡山方面的动态。曹言行于7月初携带一批中共“七大”的公开文件赶回了办事处。此时的二战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阎锡山不再需要和共产党“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而亲密合作了。双方贸易已经停止，交换口岸已封锁，阎锡山也已于5月离开了他的大本营克难坡，移往隰县。7月，阎又迫不及待地由隰县进驻孝义，加快了抢占太原的步伐。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预感末日的来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从北平窜到孝义县瑶圃村同阎锡山秘密会晤。日本希望在向中国宣布投降时，得到阎锡山的相助。阎也希望日本宣布投降时，在华北的日军都向他投降，由他改编，并将这种办法称作“寄存武力”。阎还进一步向日本表白：“这不单单是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的。”高桥坦听罢欣喜若狂，当即表示非常赞赏阎阁下的谋略，他将电请天皇裁决。会谈虽未达成具体的文字协议，但阎日一唱一和，形成某些默契，为阎抢夺胜利果实铺平了道路。
面对严峻的形势，办事处人员仍坚定决心做好工作，同时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制定了几条应急措施。首先，阎锡山怕暴露抢占太原的阴谋，又慑于中共及八路军的强大，对办事处只能加强监视，不至采取无理行动；第二，以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主动大胆开展广泛联络；第三，对曾与办事处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的人要加以保护；第四，利用各种渠道尤其是王仕俊、曹渤的黄河书店把中共“七大”的报刊发送出去。几条措施的落实收到很大成效，尤其是当办事处把阎军向同蒲路沿线的调动情况及时电告延安后，延安也回电，要求办事处的同志提高警惕，坚持下去。
形势越来越明朗，二战区首脑机关准备向太原移动已无任何顾忌。办事处向延安发送了最后一份电报。电称：二战区驻桑柏一带部队、机关往河东搬家一事已成公开。桑柏各机关负责人并不否认此事。现机关正纷纷廉价拍卖东西。一九六旅准备撤至沿河一带，旅部搬到面临黄河的桑柏。
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些人打日本消极，抢地盘是很积极的。二战区在河西的大本营秋林基本上是人去窑空了，河东的克难坡也在陆续撤离，昔日居住数万人的“克难坡”已是“一片孤城万仞山”了，人人都在忙着进太原。办事处想通过交际处约见某些负责人，他们都托词不见，实际上断绝了与中共及八路军方面的往来。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的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对日本驻中国关东军发起强大攻势，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日本政府被迫于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发出《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四五天后，办事处收到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给阎锡山的电报。电文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的任务是联系贵我双方有关抗日事宜，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正式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我办事处的任务已告结束，应立即撤回。”同时指示办事处送交电报之后，相机迅速撤回，不要拖延。
8月23日，曹言行将电报改成代电，随即送往桑柏镇交际处。此时的交际处仅有一位秘书无所事事地横躺在坑上。见面后两人寒暄几句，谈了大好形势，感觉再无多少共同语言了，曹言行便告辞回到办事处，一面静观阎方的反映，一面继续进行着撤离的准备。
8月26日，送达文电已过三天了，阎方还没有任何态度。估计在这种抢夺胜利果实的紧迫时刻，电文也就根本不会有人顾及了。
8月27日，晨曦中，办事处人马踏上了通往延安的道路。旭日渐渐地为黄河两岸的黄土地披上了金灿灿的外衣。当他们回望那远去了的曾经生活战斗七年的小山村的时候，心中泛起了无限的感慨。在那里与二战区的一些官员交了朋友，在那里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成为知己，在那里与人民群众亲密无间。总之，在那里他们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今天他们如释重负，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自豪。（全文完）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