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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伯英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1920年在北大由李大钊介绍入党，为中共早期革命事业和中国的妇女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大钊的得意弟子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缪芸是当地知名人士，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缪伯英于1909年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初小，191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第一女师位于长沙城中心，由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创办，并首任校长，向警予、曾宪植等人相继学成于斯。在这里，缪伯英接触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立志“读书救国”，1919年7月，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以湖南省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是缪伯英的知遇恩师和革命引路人。中共一大召开前，在53名党员中，仅有2名女党员。一位是刘清扬，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另一位就是缪伯英，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
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后，缪伯英就常在北大听课并参加社会活动（为此事她在女高师的学习还被延长了一年，1924年秋才毕业），听得最多的就是李大钊讲授的课程。她找到李大钊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很喜欢听您的课，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欣然答应。
和许多北大进步学生一样，缪伯英也是李大钊先生家的常客。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记得有一次，缪伯英到我们家里来，穿着一件红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手上戴着一双红手套，我们都高兴地喊她‘红姐姐’。父亲听了笑着说：‘你们别再这样叫她了，在学校里人家都说她是个宣传赤化的红党呢！’”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为充实力量，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优秀分子加入，缪伯英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与徐特立合作共事
1924年6月，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的名单。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暴露的中共党员不得不出京避祸，缪伯英在何孟雄的保护下走避家乡。
到长沙后，缪伯英前去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特立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除缪伯英外，女师附小还有几个共产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这里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經常有一些地下工作者（如滕代远等）化装成贩卖笔墨的商人来这里碰头。
缪伯英在第一女师附小的地下工作，得到了徐特立的大力支持。女师附小曾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3月，缪伯英被任命为第一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缪伯英调离长沙后，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兼任），领导全省的妇女运动。
同时，中共派缪伯英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省女联改组后迁至女师附小办公，成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核心组织，缪伯英便以这个组织负责人的公开身份领导全省妇女运动。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人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共同领导了罢工、罢课、罢市以及查禁、销毁外货的斗争，以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缪伯英还发动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这些女子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在长沙街头赤足游行，振臂高呼口号，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1926年1月，缪伯英以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在会上怒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中共的影响。
与丈夫何孟雄共同战斗
1921年，中共一大刚闭幕不久，缪伯英与既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的何孟雄结婚，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
1922年夏，何、缪二人与罗章龙、高君宇等同志在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何、缪二人又与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他们奔赴丰台，成立救援机构，救护受伤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多方营救被捕的同志。
1924年从北京转移到湖南老家后，何孟雄因身体的原因，单独住在了岳麓山蔡锷墓庐养病，缪伯英则在长沙继续革命。1925年初夏，何孟雄身体恢复后，回到北京，随后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缪伯英继续留在长沙从事妇女运动，二人因革命需要又一次分开。1925年6月儿子何重九出生后，缪伯英只好从老家请来族侄缪卫云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初，中共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不引起怀疑，缪伯英常佯装与丈夫吵架，遇有紧急情况，干脆把家丢开，只身走脱。1928年3月，女儿小英出生后，生活更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伤寒症住进上海仁济医院。缪伯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生也回天无术。生命垂危之际，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诀别：“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缪伯英的生命只有短短的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来源：《文史月刊》）
李大钊的得意弟子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之家，父亲缪芸是当地知名人士，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缪伯英于1909年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初小，191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第一女师位于长沙城中心，由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创办，并首任校长，向警予、曾宪植等人相继学成于斯。在这里，缪伯英接触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立志“读书救国”，1919年7月，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以湖南省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是缪伯英的知遇恩师和革命引路人。中共一大召开前，在53名党员中，仅有2名女党员。一位是刘清扬，1921年1月在法国由张申府介绍入党；另一位就是缪伯英，1920年11月在北京由李大钊直接发展。
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团后，缪伯英就常在北大听课并参加社会活动（为此事她在女高师的学习还被延长了一年，1924年秋才毕业），听得最多的就是李大钊讲授的课程。她找到李大钊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很喜欢听您的课，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欣然答应。
和许多北大进步学生一样，缪伯英也是李大钊先生家的常客。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记得有一次，缪伯英到我们家里来，穿着一件红毛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红围巾，手上戴着一双红手套，我们都高兴地喊她‘红姐姐’。父亲听了笑着说：‘你们别再这样叫她了，在学校里人家都说她是个宣传赤化的红党呢！’”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为充实力量，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优秀分子加入，缪伯英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与徐特立合作共事
1924年6月，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的名单。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暴露的中共党员不得不出京避祸，缪伯英在何孟雄的保护下走避家乡。
到长沙后，缪伯英前去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特立当即聘请她担任女师附小主事（即校长）。除缪伯英外，女师附小还有几个共产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这里是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經常有一些地下工作者（如滕代远等）化装成贩卖笔墨的商人来这里碰头。
缪伯英在第一女师附小的地下工作，得到了徐特立的大力支持。女师附小曾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3月，缪伯英被任命为第一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缪伯英调离长沙后，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兼任），领导全省的妇女运动。
同时，中共派缪伯英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省女联改组后迁至女师附小办公，成为大革命时期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核心组织，缪伯英便以这个组织负责人的公开身份领导全省妇女运动。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人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共同领导了罢工、罢课、罢市以及查禁、销毁外货的斗争，以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缪伯英还发动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这些女子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在长沙街头赤足游行，振臂高呼口号，一时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1926年1月，缪伯英以国共合作的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在会上怒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中共的影响。
与丈夫何孟雄共同战斗
1921年，中共一大刚闭幕不久，缪伯英与既是同乡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的何孟雄结婚，被誉为一对“英”“雄”夫妇。
1922年夏，何、缪二人与罗章龙、高君宇等同志在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何、缪二人又与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一起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他们奔赴丰台，成立救援机构，救护受伤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多方营救被捕的同志。
1924年从北京转移到湖南老家后，何孟雄因身体的原因，单独住在了岳麓山蔡锷墓庐养病，缪伯英则在长沙继续革命。1925年初夏，何孟雄身体恢复后，回到北京，随后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缪伯英继续留在长沙从事妇女运动，二人因革命需要又一次分开。1925年6月儿子何重九出生后，缪伯英只好从老家请来族侄缪卫云帮忙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中共中央迁往上海，10月初，中共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沪西和沪东区委书记，缪伯英是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不引起怀疑，缪伯英常佯装与丈夫吵架，遇有紧急情况，干脆把家丢开，只身走脱。1928年3月，女儿小英出生后，生活更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家产过日子。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伤寒症住进上海仁济医院。缪伯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生也回天无术。生命垂危之际，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诀别：“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
缪伯英的生命只有短短的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来源：《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