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有必要严格区分发明和创新。发明是技术上的突破，而根据熊彼德的原意，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斯氏的政策建议或许对促进发明或基础研究有一些作用，于创新却无法收到其宣称的效果。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发明，而是创新，是如何将技术应用于生产与生活，如何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斯氏认为应建立奖励制度以及由政府支持创新活动，但他没有想到，如果是事后奖励，市场其实是最有效的机制。资本市场使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对于刺激创新而言，这样的奖励强过所有的高科技证书和委员会颁发的奖金。如果是事前奖励，则必须回答“奖励谁”的问题。在技术的商业应用未经市场检验之前，任何委员会或个人都无法确知创新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是一项重要创新，哪个委员会准确地找到了亨利福特并给予奖励？
　　市场经济中，创新的主体从来就是企业和个人，他们所需要的外部支持，不是什么委员会的认可或政府的资助，而是斯氏不以为然的知识产权保护。
　　斯氏正确地将知识和技术划入公共品的范畴，却错误地用边际成本为公共品定价。科斯早就批评过这种生搬硬套是“黑板加粉笔的经济学”，不是现实中的经济学。不错，蜡烛照亮别人的边际成本等于零，但如果因此令蜡烛的价格为零，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生产蜡烛。
　　同理，假如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技术免费使用，还有人投资开发技术吗？专利保护过严的确可能阻碍技术扩散，但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企业就没有积极性从事创新。这里原创是第一位的，扩散是第二位的，两者不是对等，而是源与流的关系。专利制度的设计必须在企业的原创和向社会的扩散之间保持平衡，而不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零，取消专利保护以求最大程度的扩散。如何把握原创和扩散之间的“度”，要根据市场实践并经过实证研究决定。
　　对于中国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原创而不是扩散，这就需要建立起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的问题不是知识产权保护过度，而是保护不足。
　　至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问题主要不在TRIPS是否过严，而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放松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但也没有过高的期望，根本之计仍在提高我国企业自己的研发和创新能力。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