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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思维和言语，我们首先要认知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个人思维的世界中安然品味人生，我们同样也不可能永远只在个人的话语系统里自说自话。思维是要交流的，而交流是语言的首要特性。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言语和思维的结合让人与人的沟通交流迈向更复杂和更丰富的层次。但复杂和丰富并不等于完美。20世纪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在其著作《思维与言语》中曾说过人的思维的“全部问题在于意识不仅在实体上，而且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直接交往的”“它只能通过间接的、中介的途径达到”，这间接中介的途径的性质决定了沟通所能达到的程度。而在维果茨基看来，这个间接中介的途径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思想要转化为“词义”，而可悲的是“思想永远也不等于词的直接意义”。思维之间不仅无法直接交流，而且在借助言语的间接交流中也是非完整的。
在维果茨基看来，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就是庞杂的自我意识活动也是需要某种间接、中介的途径，需要词义的生成、组合。可以说，词的意义既是言语单位，又是思维单位。而词的意义从来是一种概括，既然是概括，就涉及到概括的程度、角度、方式等等诸多因素，在个人层面，还要带上动机、情感等诸多主观变量，那么“概括”对思维和世界的反映永远是过滤和染色的。
思维不等于言语，但我们却用言语表达自身，我们的灵魂困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可以借用言语让彼此的灵魂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契合，通过言语沟通而达到的心心相印只是一种幻觉。我说的，不完全等于我真正所想的，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孤独是内嵌于人的生命之中，不可剥离。但人作为群体性生物，又必须沟通交流，而且在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看来，恰恰是建构在言语交流之上的群体想象让人类爆发了极大的潜能，语言编织的“意义之网”彻底改变了人的命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虽然语言的混乱让《圣经》中所描写的巴别塔不能屹立于人间，但这只是迟缓了人类封神的步伐，现在人类信息的交流已经远超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容量也达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巅峰。思维与言语的距离，反而让我们更加重视信息的传递，丰富着我们的沟通手段，在误解中催生出更多的渴求和探索。孤独让我们更渴求爱，更爱彼此。但我们同样要知晓的是，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从来就没有到达过彼此的内心世界，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分节的，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说出来的，是严格限定在时间轴上的，语言受制于某种线性原则，而思想却是一个整体，“某种统一的东西”，就如诗与画的差别，诗歌是一连串行进的字符，画是形体和色彩的统摄，这让我们必须正视言语所触及的思维界限。思维和言语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结构。思维是内部的，它永不直接表现在社会现实层面，所以思维活动可以无视社会法则的限制，而言语最终要落实到现实交流层面，必然要受到社会情境和规范的制约。思维和言语的关系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并置，而是两套异质结构之间的转换。
从我们作为婴儿开始，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而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史蒂芬·平克的论断）决定了人类拥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在维果茨基看来，言语和思维的关系可以比作两个不同的圆，这两个圆在我们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中会完成相交，而这种相交的部分就是“言语思维”。这种言语思维在个体内部表现为一种内部言语，以个体可以理解的言语形式让思想实现，这种言语带上了极强的个体化烙印，它服务于思维，思维需要一种中介来展现自身，与自身对话。言语思维在个体外部表现为一种外部言语，外部言语可以是物理声音的呈现，即口语，也可以是物理声音的承载物——文字的表达，即书面语。而外部言语在大多数时候必须符合我们人类的表述标准，力求符合语法规范，从而使沟通能够正常进行。对话双方越是陌生，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生活的情境差异越大，就越需要一种清晰准确的外部言语。可以说，在内部言语中，言语只是思维的承载物，而在外部言语中，言语规训了思维。
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曾指出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包括六个要素，发送者（addresser）、接收者（addressee）、语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触（contact）、代码（code）。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外部言语活动，至少需要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收者，需要言语活动的信息，“信息需要一个跟接收者有关并可以被接收者理解的指涉语境（用另外一个比较模糊的术语是‘指涉对象’），这个语境要么是言语的，要么是可以被言语化的”，并且需要有为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通用的代码，最后还需要某种接触，接触可以是口头的或者视觉的或者电子的。
内部言语活动它无需考虑这些要素，就算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这些影响也是被过滤或者被限制的。内部言语，它的接受者就是它自身，不需要接触，不需要知道代码规则，不需要指涉对象，信息其实也不需要传递，它最多是一种暗示、启迪、环节的开始或者问题的转换。而外部言语，它不仅仅要考虑言说的接受者，它还要符合代码规则，借助某种接触，在一种双方可以理解的语境中传达有效信息。
区分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正视我们的语文教学。外部言语更接近我们平时的语用教学，怎么让我们的语言表达符合规范，如何让我们的表达清晰、准确，这本就是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层面，语言首先是用来沟通交流的，而沟通交流本就要保证双方能就言语的意义达成一致。这就需要学生对语境、说话对象等诸多要素的准确定位，才能在适当的上下文中做出有效的交流。在2020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是要在“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这要求学生“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和不同的对象，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文明得体地进行表达与交流”。这些都体现了外部言语的要求，本就是掌握外部言语的应有之义。不过语文教学显然不应该止于此，所有的学科包括语文其实都要学会使用这种外部言语来表达它们学科的内容，它很难构成语文学科的区别性特征。语文的核心素养除了“语言建构与运用”还应有其他的内涵，就如《课标》所指出的，我们还要“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而這光靠外部言语是无法达到的，我们还要触及我们的内部言语。 从个体的表达过程看，言语表达可以简单理解为思维——内部言语——外部言语的过程，但从语言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照维果茨基的看法，恰恰是先有外部言语，再有内部言语，内部言语是外部言语的内化，这种内化是对外部言语的过滤和朝向个体的净化，把所有那些非必要的社会性符号去除，只剩下与思维最紧密最简洁结合在一起的言语，它不再需要考虑各种语言情境和语言要素，在这个时候，它只需要考虑思维本身。维果茨基的观点到今天受到了不少语言心理学家的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内部言语的结构是与外部言语有巨大差异的，句法和语言规范的解构，词的意义的极大增生、个性化，语音的极度弱化……只有在内部言语中，思维和言语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思维最大程度地实现在言语中，言语最大程度地涵盖了思想。这种外部言语到内部言语的内化过程，恰恰符合我们的语文教学的过程。语言的习得一开始就是与思维无关，儿童语言的习得并不意味着它对这些言语背后思维的把握，儿童是把言语看作是事物本身的特征，而非指涉事物的符号，他们并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进行符号的思维游戏。只有他们真正把外部言语内化，才从外部言语所指涉的社会现实中摆脱出来。我们的语言教学显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用的角度上，因为从外部言语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人的思维的千差万别，理解人类思维拓展的边界。而只有真正进入到内部言语的层面，我们才能看到丰富的语言形式中丰富的人类思维，从而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
问题在于既然是内部言语，我们如何观察到它？事实上，内与外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线，两者之间是流动的、交叉的。内部言语的结构特征有时也会在外部言语中看到，我们可以无视语法规范、无视情境压力来呈现内部言语。这种内部言语的外化，构成了与外部言语结构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就是语言陌生化的体现。
这种体现内部言语结构的外部言语，由于内部言语结构丰富的形式造成了意义的增生，沟通交流并不成了它最重要的目的，通过言语形式的变化来使思维得以实现成了最重要的使命。我们读这些由内部言语而生成的文本的时候，决不能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在理解文本意义的层面上，我们要学会去琢磨这些特定语言形式背后的特定思维。苏教版《雷雨》节选的是三十年后，鲁侍萍在周家重新碰到周朴园的情节。这里举其中三个相连的言语片段来作一番阐释。第一个言语片段是“你——侍萍？”这句话由两个词语构成，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正是这两个词蕴含了比句子更丰富的内涵。周朴园犹疑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你这个老态横生的老妈子怎么可能是我年年怀念的年轻貌美的侍萍？”的一种省略和凝缩，而省略和凝缩恰恰就是内部言语的特征，以一两个词语联想的意思涵盖各种意义，它折射了周朴园内心思想的剧烈震荡，他不相信她就是当年的她，但又不得不承认她就是她，因为她知道只属于他们的过去。两个词构成的疑问，意味着两种形象的巨大差异，还有附加上面的情感的无法融合。第二个言语片段是“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鲁侍萍的这句话从言语逻辑上很奇怪，它不构成对周朴园疑问的回答。但是我们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句话非常符合思维和情感的逻辑。鲁侍萍误以为周朴园的疑问是一种寻觅，第二个言语片段中的“找”与“在”构成了当年两人的爱情回环，鲁侍萍想用这句深情的回话回应周朴园三十年的“深情回忆”。为什么鲁侍萍会陷入这种误解呢？是因为鲁侍萍以为周朴园爱的那个她就是自己，她被三十年内未变的屋内布局和周朴园的叙述欺骗了，她不断地延续本该终止的对话，不断地向周朴园暗示她就是当年的鲁侍萍，直至喊出这句彻底暴露自己心迹的话，没想到爱情只是周朴园资本家生活的点缀。再看这个称呼，“朴园”和“侍萍”，朴园是周朴园的简称，侍萍是鲁侍萍的自称，是三十年前两人彼此亲昵的称呼，在全剧，再也没有一处以这样两个称呼同时出现的场合。在这句话之前，鲁侍萍一直能明确自己与周朴园之间的鸿沟，明晰自己下人的身份，其对周朴园的称呼始终是社会范式化的称呼“老爷”。鲁侍萍这时候已经暂时忘掉了这三十多所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她再一次原谅了周朴园，重新把自己置入了当年两人相爱的场景，而当年两人相爱结合恰恰就是不顾社会秩序的表现，这时候不再是表明两人身份有社会差别的称呼，而是爱情中相对等的男女双方，不是老爷与仆人，而是自然的男与女，可惜自然情感的表露再次受到了嘲弄。第三个言语片段是“你来干什么？”周朴园不是在回答，而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同样不符合交流规范，它终止了对话，周朴园拒绝了三十年前两人的言语交流模式，而是直接质问了对方的话语。这种转化符合周朴园的思维特性，维护他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他生命的核心诉求，他的质问符合一个资本家面对威胁他利益和生存的敌人时的口吻。这个“干”字非常直接，也非常粗暴，周朴园认为他恋了三十年的温柔贤惠的女性却在“干”一些威胁他身份和家庭的秘密事情，这是周朴园的恶意揣度，也是其丑恶资本家嘴脸的真实反映。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说过，“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脸”，上帝给的脸是自我的、真实的，另外的一张脸，就是社会化、虚伪的脸，在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类比下，周朴园是从前者走向后者，鲁侍萍是由后者走向前者。而从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周朴园的言语是从内部走向外部，而鲁侍萍是从外部走向内部。
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是有其张力的，这种张力正构成了在所有人内心中，个体思维与社会化思维的冲突，在言语中一定有个人的情感烙印，也一定有社会规训的影子。我们的阅读，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语言的认知，也丰富了我们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但是又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这种回溯是不可能找到那个原初的上帝的，也就是那个深藏在语言中的思维。所以阅读既是回溯的，又是对话的，又是开放的，我们阅读文本，阅读这些言语片段，我们从这些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去读出内部言语中的特殊思维，但这种阅读永远不可能限定为某种唯一的答案。维果茨基说过，文学作品的标题已经不再是一种外部言语的某个词汇，而是蕴含了所有个人阅读体验和思考的内部言语。《雷雨》不再是某个打雷的雨天，而是各种压抑、压制的家庭秩序的崩解，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矛盾冲突的悲剧……它不再是限定的不变的词义，而是每个人内部言语演繹下的思维世界。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在维果茨基看来，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就是庞杂的自我意识活动也是需要某种间接、中介的途径，需要词义的生成、组合。可以说，词的意义既是言语单位，又是思维单位。而词的意义从来是一种概括，既然是概括，就涉及到概括的程度、角度、方式等等诸多因素，在个人层面，还要带上动机、情感等诸多主观变量，那么“概括”对思维和世界的反映永远是过滤和染色的。
思维不等于言语，但我们却用言语表达自身，我们的灵魂困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可以借用言语让彼此的灵魂接近，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契合，通过言语沟通而达到的心心相印只是一种幻觉。我说的，不完全等于我真正所想的，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孤独是内嵌于人的生命之中，不可剥离。但人作为群体性生物，又必须沟通交流，而且在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看来，恰恰是建构在言语交流之上的群体想象让人类爆发了极大的潜能，语言编织的“意义之网”彻底改变了人的命运，“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虽然语言的混乱让《圣经》中所描写的巴别塔不能屹立于人间，但这只是迟缓了人类封神的步伐，现在人类信息的交流已经远超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容量也达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巅峰。思维与言语的距离，反而让我们更加重视信息的传递，丰富着我们的沟通手段，在误解中催生出更多的渴求和探索。孤独让我们更渴求爱，更爱彼此。但我们同样要知晓的是，我们跟我们的祖先一样，从来就没有到达过彼此的内心世界，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分节的，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说出来的，是严格限定在时间轴上的，语言受制于某种线性原则，而思想却是一个整体，“某种统一的东西”，就如诗与画的差别，诗歌是一连串行进的字符，画是形体和色彩的统摄，这让我们必须正视言语所触及的思维界限。思维和言语呈现为两种不同的结构。思维是内部的，它永不直接表现在社会现实层面，所以思维活动可以无视社会法则的限制，而言语最终要落实到现实交流层面，必然要受到社会情境和规范的制约。思维和言语的关系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并置，而是两套异质结构之间的转换。
从我们作为婴儿开始，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而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史蒂芬·平克的论断）决定了人类拥有学习语言的天赋。在维果茨基看来，言语和思维的关系可以比作两个不同的圆，这两个圆在我们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中会完成相交，而这种相交的部分就是“言语思维”。这种言语思维在个体内部表现为一种内部言语，以个体可以理解的言语形式让思想实现，这种言语带上了极强的个体化烙印，它服务于思维，思维需要一种中介来展现自身，与自身对话。言语思维在个体外部表现为一种外部言语，外部言语可以是物理声音的呈现，即口语，也可以是物理声音的承载物——文字的表达，即书面语。而外部言语在大多数时候必须符合我们人类的表述标准，力求符合语法规范，从而使沟通能够正常进行。对话双方越是陌生，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生活的情境差异越大，就越需要一种清晰准确的外部言语。可以说，在内部言语中，言语只是思维的承载物，而在外部言语中，言语规训了思维。
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曾指出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包括六个要素，发送者（addresser）、接收者（addressee）、语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触（contact）、代码（code）。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外部言语活动，至少需要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收者，需要言语活动的信息，“信息需要一个跟接收者有关并可以被接收者理解的指涉语境（用另外一个比较模糊的术语是‘指涉对象’），这个语境要么是言语的，要么是可以被言语化的”，并且需要有为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通用的代码，最后还需要某种接触，接触可以是口头的或者视觉的或者电子的。
内部言语活动它无需考虑这些要素，就算受到这些因素影响，这些影响也是被过滤或者被限制的。内部言语，它的接受者就是它自身，不需要接触，不需要知道代码规则，不需要指涉对象，信息其实也不需要传递，它最多是一种暗示、启迪、环节的开始或者问题的转换。而外部言语，它不仅仅要考虑言说的接受者，它还要符合代码规则，借助某种接触，在一种双方可以理解的语境中传达有效信息。
区分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正视我们的语文教学。外部言语更接近我们平时的语用教学，怎么让我们的语言表达符合规范，如何让我们的表达清晰、准确，这本就是语言能力的重要体现。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层面，语言首先是用来沟通交流的，而沟通交流本就要保证双方能就言语的意义达成一致。这就需要学生对语境、说话对象等诸多要素的准确定位，才能在适当的上下文中做出有效的交流。在2020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是要在“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这要求学生“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和不同的对象，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文明得体地进行表达与交流”。这些都体现了外部言语的要求，本就是掌握外部言语的应有之义。不过语文教学显然不应该止于此，所有的学科包括语文其实都要学会使用这种外部言语来表达它们学科的内容，它很难构成语文学科的区别性特征。语文的核心素养除了“语言建构与运用”还应有其他的内涵，就如《课标》所指出的，我们还要“发展思辨能力，提升思维品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理解文化多样性”，而這光靠外部言语是无法达到的，我们还要触及我们的内部言语。 从个体的表达过程看，言语表达可以简单理解为思维——内部言语——外部言语的过程，但从语言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照维果茨基的看法，恰恰是先有外部言语，再有内部言语，内部言语是外部言语的内化，这种内化是对外部言语的过滤和朝向个体的净化，把所有那些非必要的社会性符号去除，只剩下与思维最紧密最简洁结合在一起的言语，它不再需要考虑各种语言情境和语言要素，在这个时候，它只需要考虑思维本身。维果茨基的观点到今天受到了不少语言心理学家的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内部言语的结构是与外部言语有巨大差异的，句法和语言规范的解构，词的意义的极大增生、个性化，语音的极度弱化……只有在内部言语中，思维和言语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思维最大程度地实现在言语中，言语最大程度地涵盖了思想。这种外部言语到内部言语的内化过程，恰恰符合我们的语文教学的过程。语言的习得一开始就是与思维无关，儿童语言的习得并不意味着它对这些言语背后思维的把握，儿童是把言语看作是事物本身的特征，而非指涉事物的符号，他们并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进行符号的思维游戏。只有他们真正把外部言语内化，才从外部言语所指涉的社会现实中摆脱出来。我们的语言教学显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用的角度上，因为从外部言语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人的思维的千差万别，理解人类思维拓展的边界。而只有真正进入到内部言语的层面，我们才能看到丰富的语言形式中丰富的人类思维，从而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
问题在于既然是内部言语，我们如何观察到它？事实上，内与外之间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线，两者之间是流动的、交叉的。内部言语的结构特征有时也会在外部言语中看到，我们可以无视语法规范、无视情境压力来呈现内部言语。这种内部言语的外化，构成了与外部言语结构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就是语言陌生化的体现。
这种体现内部言语结构的外部言语，由于内部言语结构丰富的形式造成了意义的增生，沟通交流并不成了它最重要的目的，通过言语形式的变化来使思维得以实现成了最重要的使命。我们读这些由内部言语而生成的文本的时候，决不能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在理解文本意义的层面上，我们要学会去琢磨这些特定语言形式背后的特定思维。苏教版《雷雨》节选的是三十年后，鲁侍萍在周家重新碰到周朴园的情节。这里举其中三个相连的言语片段来作一番阐释。第一个言语片段是“你——侍萍？”这句话由两个词语构成，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正是这两个词蕴含了比句子更丰富的内涵。周朴园犹疑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你这个老态横生的老妈子怎么可能是我年年怀念的年轻貌美的侍萍？”的一种省略和凝缩，而省略和凝缩恰恰就是内部言语的特征，以一两个词语联想的意思涵盖各种意义，它折射了周朴园内心思想的剧烈震荡，他不相信她就是当年的她，但又不得不承认她就是她，因为她知道只属于他们的过去。两个词构成的疑问，意味着两种形象的巨大差异，还有附加上面的情感的无法融合。第二个言语片段是“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鲁侍萍的这句话从言语逻辑上很奇怪，它不构成对周朴园疑问的回答。但是我们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句话非常符合思维和情感的逻辑。鲁侍萍误以为周朴园的疑问是一种寻觅，第二个言语片段中的“找”与“在”构成了当年两人的爱情回环，鲁侍萍想用这句深情的回话回应周朴园三十年的“深情回忆”。为什么鲁侍萍会陷入这种误解呢？是因为鲁侍萍以为周朴园爱的那个她就是自己，她被三十年内未变的屋内布局和周朴园的叙述欺骗了，她不断地延续本该终止的对话，不断地向周朴园暗示她就是当年的鲁侍萍，直至喊出这句彻底暴露自己心迹的话，没想到爱情只是周朴园资本家生活的点缀。再看这个称呼，“朴园”和“侍萍”，朴园是周朴园的简称，侍萍是鲁侍萍的自称，是三十年前两人彼此亲昵的称呼，在全剧，再也没有一处以这样两个称呼同时出现的场合。在这句话之前，鲁侍萍一直能明确自己与周朴园之间的鸿沟，明晰自己下人的身份，其对周朴园的称呼始终是社会范式化的称呼“老爷”。鲁侍萍这时候已经暂时忘掉了这三十多所受到的屈辱和伤害，她再一次原谅了周朴园，重新把自己置入了当年两人相爱的场景，而当年两人相爱结合恰恰就是不顾社会秩序的表现，这时候不再是表明两人身份有社会差别的称呼，而是爱情中相对等的男女双方，不是老爷与仆人，而是自然的男与女，可惜自然情感的表露再次受到了嘲弄。第三个言语片段是“你来干什么？”周朴园不是在回答，而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同样不符合交流规范，它终止了对话，周朴园拒绝了三十年前两人的言语交流模式，而是直接质问了对方的话语。这种转化符合周朴园的思维特性，维护他自身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他生命的核心诉求，他的质问符合一个资本家面对威胁他利益和生存的敌人时的口吻。这个“干”字非常直接，也非常粗暴，周朴园认为他恋了三十年的温柔贤惠的女性却在“干”一些威胁他身份和家庭的秘密事情，这是周朴园的恶意揣度，也是其丑恶资本家嘴脸的真实反映。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哈姆雷特之口说过，“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脸”，上帝给的脸是自我的、真实的，另外的一张脸，就是社会化、虚伪的脸，在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类比下，周朴园是从前者走向后者，鲁侍萍是由后者走向前者。而从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周朴园的言语是从内部走向外部，而鲁侍萍是从外部走向内部。
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是有其张力的，这种张力正构成了在所有人内心中，个体思维与社会化思维的冲突，在言语中一定有个人的情感烙印，也一定有社会规训的影子。我们的阅读，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语言的认知，也丰富了我们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但是又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说的，这种回溯是不可能找到那个原初的上帝的，也就是那个深藏在语言中的思维。所以阅读既是回溯的，又是对话的，又是开放的，我们阅读文本，阅读这些言语片段，我们从这些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去读出内部言语中的特殊思维，但这种阅读永远不可能限定为某种唯一的答案。维果茨基说过，文学作品的标题已经不再是一种外部言语的某个词汇，而是蕴含了所有个人阅读体验和思考的内部言语。《雷雨》不再是某个打雷的雨天，而是各种压抑、压制的家庭秩序的崩解，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矛盾冲突的悲剧……它不再是限定的不变的词义，而是每个人内部言语演繹下的思维世界。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