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与友人合著《字字珍藏》一书时，为了丰富是书的内容，承蒙江绍原先生的女儿江小惠提供了鲁迅先生写给江绍原先生的一封带有实寄封的信札。此前，江绍原先生所藏鲁迅先生信札，从未公开发表过，应属首次披露。从实寄封的邮戳日期，知这封信的书写时间为1927年8月17日，由上海寄自杭州。现不妨照录于下：
　　绍原先生：
　　先前寄过几封信，想已到。细目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封是钞一段关于胡藤的古书的。
　　很久以前，得汪馥泉先生来信，要我作一篇文章和写一个书面，且云成后可请先生转寄。文章之做，尚未有期，但将书面寄上，乞转寄为荷。如此之字而可写书面，真是可笑可叹，我新近还写了一幅小中堂，此种事非到广东盖不易遇也。
　　报载骝先到香港，不知何也，大约是漫游欤?
　　近来因结束书店，忙了几天。本可走了，而太古公司无船，坐邮船嫌行李多，坐货船太苦，所以还在观望，总之：一有相宜之船，便当走耳。但日期还说不定。
　　天气似乎比先前热了，我因常晒在西窗下，所以已经弄得满身小疙瘩，虽无生命之忧，而亦颇以为窘也。变化繁多，中大下半年不知如何，我疑未必能维持现状。
　　支持家评骝先云，政治非其所长，教育幼稚。其终于“专心办学”而取“优游状态”者，大约即因此之故。
　　迅上
　　八、十七。
　　鲁迅信中所提曾抄录一段关于种胡麻的民俗资料寄给江绍原，即指鲁迅于该月2日致江氏信首所指“日前录奉诗话一条，乃与《撒园荽》有关者，想已达览”。鲁迅曾受汪馥泉之托，请为他将出版的著作写一篇文章及封面题词，完成后可交江氏转给他。信中还将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骝先)的最近行踪告江，并对中山大学的前景表示担忧。
　　这封信后来连同鲁迅写给江绍原的另外11封信，均收录到江小惠编的《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书出版后，我得到了编者签名的一册。
　　江绍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同时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早开始比较宗教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1914年，江绍原16岁时赴美求学，三年后因病辍学回国，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也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北大的学生，他得以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在此时期，江绍原参与创办进步文化团体新潮社，为该社成员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是进步学生，在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当场被军警逮捕。作家章衣萍在《窗下随笔》中曾描写过他的壮举：五四运动之役，北京学生捣碎曹汝霖、章宗祥宅。有一青年当时撞进曹汝霖的卧室(一说，是曹小姐的卧室)，把卧床上的锦被一撕，大呼而出，即被警察捉去了。此公即江绍原先生是也。其后，1920年又由北京大学选派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专攻比较宗教学，毕业后又往依林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
　　1923年夏天，江绍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担任“宗教哲学”、“宗教史”、“基督教史”等课，作为年仅25岁的教授开始崭露头角。他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民俗学。那时恰好是和《语丝》的创刊在同一时期。而就江绍原而言，以系列“小品”为代表的有关民俗的文章，吸引了许多读者，引发了各种议论，同时自然而然地使《语丝》更活跃起来了。可见他的作用非常突出。还有由他的发言引发的各种争论(“求雨”、“闹房”、“命名”等)，在《语丝》停刊之后还被继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与鲁迅先生有了交往。
　　江绍原与鲁迅先生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是1926年秋天以后直至1929年。1926年秋，为了逃避北洋军阀的迫害，北京大学许多教授相继南下。厦门大学把握时机开设了国学研究院，聘请了鲁迅、顾颉刚和容肇祖等人。江绍原也接受了林语堂的邀请兼任国学研究院研究员及中国古代风俗校外学侣研究员。但不久应鲁迅之邀往广州中山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江绍原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为国文系学生开设了过去各大学从未开设过的“迷信研究”课程。后来鲁迅离开中山大学时，“原本想与鲁迅先生同去”，但是鲁迅不同意，加上被中大方面(傅斯年)及远亲兼好友胡适说服，所以江绍原也重新下定决心“在中大专心于研究工作”。但是不久江绍原还是未经允许辞去教职，1927年12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的牵线帮忙，时为国民党要员兼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的蔡元培为鲁迅和江绍原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挂名闲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实为干薪，光拿钱而不必做事)。
　　江绍原与鲁迅先生的二弟周作人先生的关系也很好。因与周作人在学术上有同好，都对宗教、民俗感兴趣，在文化观上，都很看重“平凡的人道”，都把目光“向低处广处看”。因此，在后来江绍原与周作人先生的交往反而多于鲁迅先生。江绍原对周作人的学问非常敬重，常写信向周作人请教，《发须爪》的序言也是请周作人写的，他常称周作人为“启明师”。周作人也非常看重江的才气，他曾夸奖江绍原的文章“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合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读《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周作人写给江绍原的108封信，二人通信，周作人称江绍原为“绍原兄”，江绍原称周作人为“启明先生”，信中二人无话不谈，谈学问，谈政治、谈社会琐事，谈个人生活，话中常有玩笑语、深交语，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他研究古代礼俗，便把自己的有关著作戏称为“礼部文件”，并与周作人互相戏称为“礼部总长”(周作人)和“礼部次长”(江绍原)。军阀孙传芳举行投壶礼时，江绍原写信给周作人对孙传芳加以微讽：“孙督军未经我部许可，擅自举行，似宜申饬。”“我部”，即所谓礼部，“申饬”乃告诫申斥之意。一个子虚乌有的礼部竟要申饬孙大督军，岂不是诙谐得可以吗?一次，一位姓郭的大夫写了一篇研究甲骨文的文章，请人转给他看，他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周作人：“厂肆送来郭大夫(曾习医而又以屈原自比，盖双料大夫也)甲骨文研究。”屈原为三间大夫，郭大夫自比屈原，故江绍原戏称其为“双料大夫”，幽默之中又略带一点微讽的辣味。江绍原的幽默，多含文化意蕴，不同于一般的滑稽和低俗的插科打诨，盖因江绍原满腹学识、气质高雅也。
　　抗战时，江绍原不忍离国他去，为了养家糊口，“在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教书和甚至在敌伪的北大任课(又在师大研究所任导师一学年)”。这时的周作人已经“落水”，虽然他和周作人仍有来往，但江绍原坚持自己的生活信条，不参与任何“伪事”，不任伪职，不做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过着清贫的生活。
　　江绍原从不回避他和周作人的关系。及至“文革”开始，江绍原在向“专政小组”汇报思想时也不遮掩这一事实。他在1968年8月6目的汇报中有一段谈到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说：
　　周作人可说是毛主席所目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鲁迅先生则是他老人家誉为今之圣人的；然而我虽一度同鲁迅先生很亲近，自从他留在上海而我回北京长期居住下来以后，却不幸同他逐渐疏远，反而同周作人来往较多，因而在思想上、生活上受了周作人许多影响……
　　同年的10月29日，江绍原再次交代说：
　　解放前一直与我不相识的周扬约过我任译《莎士比亚全集》，而我未照办，我早向各方面报告了。(注：他精通英语，除翻译有关英文学术著作外，还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还从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民间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于《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本星期忽然想起还有事可以补说。
　　五三年，我从太原回京，周作人曾介绍据说懂古希腊文的罗念生同我通信和谈话。他表示：古希腊的悲喜剧决定由他和周作人分译；古罗马的剧本亦有全部译出的计划，而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译者，故此希望我勉为其难。我一再坚辞而罢。至于罗奉谁之命前来接洽，当时不曾问他。他这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或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均可能：前者负责出版那种剧本，后者是其时罗所属的机构。
　　对这件事情，江自己上纲上线说：“由此亦可见，牛鬼蛇神们多么会互相照顾，以便利益均沾。”这个“线”上得固然十分牵强，但亦可看出周作人对江的学术和外文水平的肯定，同时，亦可看到周、江二人相互信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