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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里德曼坚持社会责任古典观点是由当时的现实环境和学术环境共同决定的，通过对其初始观点和修正观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他足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出发点。但直到今天，弗里德曼的社会责任古典观点并没有被彻底否定，而是与经济社会观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渐融合。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点；经济社会观；经济自由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挤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文章，认为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因此他也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点的代表。本文通过对其企业社会责任观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他的社会责任观点的本质和对我们的启示。
一 弗里德曼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弗里德曼之所以坚持社会责任的古典观点，笔者认为是由当时的现实环境和学术环境共同决定的，当时的现实环境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型公司垄断美国经济，在追求利润的单一目标指引下，企业活动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以及随机而来的要求保护劳工、消费者和环境利益的社会运动，当时的学术环境主要是指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法学家等各领域学者之间的争论及弗里德曼个人的学术主张。
(一)现实环境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型公司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经济，并运用政治和社会权力，支配着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缺乏信息对称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迅速膨胀；另一方面企业活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财富的偏倒、劳资的对立，财货供给和劳动需要方面的垄断等等日益突出，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这期间各种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蓬勃开展，使得劳工、消费者等利益团体的诉求等到了普遍的关注，公司社会责任的提法开始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和认同，而企业则被要求甚至被迫使去履行相应的责任。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论述社会责任问题时，特别提到了1962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被迫取消了钢铁的提价。对于这次提价，肯尼迪总统表示愤怒，并且以使用报复手段相威胁，包括使用从反托拉斯诉讼到检查钢铁公司领导人的税务报告等各种大小的办法。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个触目的事件，因为它显示了集中于华盛顿的巨大权力。”
(二)学术环境
早在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就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1953年，霍华德·R·鲍恩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使“公司社会责任”正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开始成为许多学科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针对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等参与其中，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支持或批驳他人的观点。这期间最著名的争论莫过于20世纪30至50年代BerIe与Dodd关于管理者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论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Berle与Manne关于现代公司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论战。
弗里德曼作为芝加哥学派奠基人之一，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坚信自由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特别是《自由选择——一个人声明》一书，可以说是他的自由宣言书，整本书自始至终都宣扬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合理性，批评国家干预带来的种种弊害，极力主张回归到亚当 斯密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认为“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
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烈论战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公众和政府对自由企业的过度干预，弗里德曼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表明了公众(甚至学者)“对自由经济的特性和性质的一个基本上的误解”、“是走向损害我们社会基本性质和特性的方向的一个步骤，它是脱离个人主义的社会和走向公司国家的一个步骤”。因而重申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 基本观点及依据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已有捉及，1970年9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一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看法，概括起来，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观点是可以表述为：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下，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而抑制通货膨胀，慈善捐助，减少污染(超出法律要求之外的)、消除社会贫困、增加就业等方面则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为了从理论上佐证自己的观点，弗里德曼给出了追求利润是企业唯一社会责任的三条理由：
(一)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是股东的雇员，股东与管理者是委托一代理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管理者必须对股东责任，必须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而股东的目标被假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管理者的目标也就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管理者如果在管理过程中按照社会利益行事，就实质上侵犯了股东的利益，是在自行决定向股东“征税”，这违背了他作为代理人的职责。
(二) 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构的责任，企业的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是越俎代庖。而且事实上，企业管理者也没有能力去促进社会福利，因为他们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即便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做好。
(三) 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损害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弗里德曼以通货膨胀为例来说明，对通货膨胀的人为抑制必然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如果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外的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话，“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自愿的物价控制，最后会导致自由企业制度的毁灭而被中央控制制度所代替。同时，它甚至于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也不是有效的。”
可见，弗里德曼的观点依然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其立论基础，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坚决反对政府和社会向企业施加的种种限制，认为这是对自由社会根基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破坏，是“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伹弗里德曼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迈克尔 波特在《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中就指出，弗里德曼的观点以两个隐含的假设为基础：第一个假设是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是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因此企业造福社会总是以牺牲其经济利润为代价的，第二个假设是企业为社会福利做出的贡献不会比个人大。当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散乱没有重点的时候，上述假设是成立的，但是当我们从企业战略的高度来思考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利用企业也已鷺立起的社会网络来推进社会责任活动、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时，这两个隐含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波特指出这两个隐含假设是在2002年，距离弗里德曼社 会责任观的发表已有二三十年，理论和现实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弗里德曼对自己观点的修正
20世纪80年代，社会责任运动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学术界，1984年，Freeman出版了《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开始从战略管理角度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其他后继学者更是将这种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也从管理学领域扩展到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性在许多学术领域得到论证。
在现实社会中，企业社会责任有原先的社会运动具体化为立法运动，1983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率先立法，特别授权公司决策层，考虑股东以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到1989年全美己有25个州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其中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更明确要求，公司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立法运动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促使企业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公司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管理运营中体现出来。
面对理论和现实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弗里德曼修正了其以前的观点，指出只要企业负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或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缘自其股东的指示，則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与企业社会责任和谐共存。
弗里德曼原先坚持单一责任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有经济责任，其修正观点虽然放弃了这一观点，承认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可以和谐共存，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或缘于股东的指示”。可见，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首要责任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社会观普遍认为的社会责任第一、经济责任第二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弗里德曼依然是坚持社会责任的古典观点，而不赞同社会责任的经济社会观。
四 对弗里德曼观点的评价
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弗里德曼自始至终将企业看作单纯的经济组织，反对社会和政府向企业强加任何其他责任，即使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他仍然认为企业的首要责任是经济责任。
企业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他牢牢抓住了企业的本质，即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应该在保证企业经济利益(也可能是长期利益)的情况下寻找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途径。实际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曾未被彻底否认——理论界后来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认为遵循企业对社会负责的原則也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也就同时满足了弗里德曼观点中提到的企业唯一的目的，基和波普金(Kay&Popkin)形容为“做善事的同时做好事”。波特等也提出了战略性慈善的观点，指导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现实中，一些优秀企业也为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惠普中国除了为顾客、员工及供应链各方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外，还基于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为许多学校、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建立了信息技术中心，既提高了他们的信息化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惠普在公众心目中的品牌形象，实现了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点；经济社会观；经济自由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经挤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文章，认为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因此他也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点的代表。本文通过对其企业社会责任观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他的社会责任观点的本质和对我们的启示。
一 弗里德曼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弗里德曼之所以坚持社会责任的古典观点，笔者认为是由当时的现实环境和学术环境共同决定的，当时的现实环境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型公司垄断美国经济，在追求利润的单一目标指引下，企业活动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以及随机而来的要求保护劳工、消费者和环境利益的社会运动，当时的学术环境主要是指学术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法学家等各领域学者之间的争论及弗里德曼个人的学术主张。
(一)现实环境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型公司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经济，并运用政治和社会权力，支配着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缺乏信息对称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迅速膨胀；另一方面企业活动引发的社会问题，如财富的偏倒、劳资的对立，财货供给和劳动需要方面的垄断等等日益突出，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这期间各种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蓬勃开展，使得劳工、消费者等利益团体的诉求等到了普遍的关注，公司社会责任的提法开始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和认同，而企业则被要求甚至被迫使去履行相应的责任。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论述社会责任问题时，特别提到了1962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被迫取消了钢铁的提价。对于这次提价，肯尼迪总统表示愤怒，并且以使用报复手段相威胁，包括使用从反托拉斯诉讼到检查钢铁公司领导人的税务报告等各种大小的办法。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个触目的事件，因为它显示了集中于华盛顿的巨大权力。”
(二)学术环境
早在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就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1953年，霍华德·R·鲍恩出版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使“公司社会责任”正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开始成为许多学科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针对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等参与其中，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支持或批驳他人的观点。这期间最著名的争论莫过于20世纪30至50年代BerIe与Dodd关于管理者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论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Berle与Manne关于现代公司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论战。
弗里德曼作为芝加哥学派奠基人之一，极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坚信自由企业制度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基。特别是《自由选择——一个人声明》一书，可以说是他的自由宣言书，整本书自始至终都宣扬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合理性，批评国家干预带来的种种弊害，极力主张回归到亚当 斯密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认为“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
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烈论战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公众和政府对自由企业的过度干预，弗里德曼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表明了公众(甚至学者)“对自由经济的特性和性质的一个基本上的误解”、“是走向损害我们社会基本性质和特性的方向的一个步骤，它是脱离个人主义的社会和走向公司国家的一个步骤”。因而重申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 基本观点及依据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已有捉及，1970年9月13日他在《纽约时报》刊登的《商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一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看法，概括起来，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观点是可以表述为：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下，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而抑制通货膨胀，慈善捐助，减少污染(超出法律要求之外的)、消除社会贫困、增加就业等方面则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为了从理论上佐证自己的观点，弗里德曼给出了追求利润是企业唯一社会责任的三条理由：
(一)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是股东的雇员，股东与管理者是委托一代理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管理者必须对股东责任，必须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事。而股东的目标被假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因而管理者的目标也就应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管理者如果在管理过程中按照社会利益行事，就实质上侵犯了股东的利益，是在自行决定向股东“征税”，这违背了他作为代理人的职责。
(二) 促进社会福利是政治机构的责任，企业的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是越俎代庖。而且事实上，企业管理者也没有能力去促进社会福利，因为他们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即便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也未必就能做好。
(三) 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损害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弗里德曼以通货膨胀为例来说明，对通货膨胀的人为抑制必然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如果运用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外的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话，“不管是法律上的或自愿的物价控制，最后会导致自由企业制度的毁灭而被中央控制制度所代替。同时，它甚至于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也不是有效的。”
可见，弗里德曼的观点依然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作为其立论基础，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坚决反对政府和社会向企业施加的种种限制，认为这是对自由社会根基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破坏，是“纯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伹弗里德曼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迈克尔 波特在《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中就指出，弗里德曼的观点以两个隐含的假设为基础：第一个假设是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是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因此企业造福社会总是以牺牲其经济利润为代价的，第二个假设是企业为社会福利做出的贡献不会比个人大。当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散乱没有重点的时候，上述假设是成立的，但是当我们从企业战略的高度来思考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利用企业也已鷺立起的社会网络来推进社会责任活动、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时，这两个隐含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波特指出这两个隐含假设是在2002年，距离弗里德曼社 会责任观的发表已有二三十年，理论和现实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 弗里德曼对自己观点的修正
20世纪80年代，社会责任运动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学术界，1984年，Freeman出版了《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开始从战略管理角度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其他后继学者更是将这种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也从管理学领域扩展到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性在许多学术领域得到论证。
在现实社会中，企业社会责任有原先的社会运动具体化为立法运动，1983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率先立法，特别授权公司决策层，考虑股东以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到1989年全美己有25个州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其中康涅狄格州的立法更明确要求，公司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立法运动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促使企业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公司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管理运营中体现出来。
面对理论和现实的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弗里德曼修正了其以前的观点，指出只要企业负担社会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或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缘自其股东的指示，則企业利润最大化可以与企业社会责任和谐共存。
弗里德曼原先坚持单一责任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有经济责任，其修正观点虽然放弃了这一观点，承认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可以和谐共存，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或缘于股东的指示”。可见，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首要责任仍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社会观普遍认为的社会责任第一、经济责任第二是截然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弗里德曼依然是坚持社会责任的古典观点，而不赞同社会责任的经济社会观。
四 对弗里德曼观点的评价
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弗里德曼自始至终将企业看作单纯的经济组织，反对社会和政府向企业强加任何其他责任，即使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他仍然认为企业的首要责任是经济责任。
企业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他牢牢抓住了企业的本质，即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应该在保证企业经济利益(也可能是长期利益)的情况下寻找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途径。实际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曾未被彻底否认——理论界后来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即认为遵循企业对社会负责的原則也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利润，这也就同时满足了弗里德曼观点中提到的企业唯一的目的，基和波普金(Kay&Popkin)形容为“做善事的同时做好事”。波特等也提出了战略性慈善的观点，指导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改善企业的竞争环境，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现实中，一些优秀企业也为其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惠普中国除了为顾客、员工及供应链各方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外，还基于自己在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为许多学校、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建立了信息技术中心，既提高了他们的信息化水平也进一步提高了惠普在公众心目中的品牌形象，实现了企业和社会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