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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照片上的她有点像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女记者柴静,第二张照片上的她则有点像网上狂秀自己的著名“自恋狂”——“芙蓉姐姐”;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着一身黑色长裙,高高的身材,面容略显憔悴,使人难以感觉到一位少女本该具有的矜持,又无法和成熟女性的成熟稳重联系在一起;又一次见到她时,她换成了一身洁白的纱裙,自然的容光在亮色的映衬下,整个人似乎一下多了几分活力和热情。
她就是《夏天的圣诞》——一本甫一出版就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的作者奚蒙蒙,一位从新西兰留学归来的“多面”女孩。
这本以几个青年男女的感情为主线,反映“真实”留学生活的小说,一问世便引来一片争议。有人称赞小说有“纪实感”地反映了真实的新西兰留学生的生活,也有一部分国内的家长“吁声一片”——“难道自己的孩子在国外是这个样子?”更有一些自称认识作者的人对号入座,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和现实中的某些留学生联系在一起。最引起关注的话题是小说中涉及到的“性”等所谓糜烂的生活,有人说“这是奚蒙蒙自己经历的生活”,“她做过按摩女郎”。
2007年6月12日,她主动发手机短信给记者:“新西兰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报道了我的书,还是满偏激的,所以挺希望你能写些真实的别的媒体没写到的东西。”
过了几天,我们再次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华宝大厦见了面。她的一双大眼睛里依然透露着一种陌生、警惕或者猜疑的目光,人稍显拘谨,不过,一开始谈话,她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变得活泼热情起来,使人有了亲切感,这或许得益于她有两年多在中央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善于和陌生人迅速拉近距离。
她说,她和顾宁(同在新西兰留学)在共同创作小说的时候,只是觉得“在新西兰留学4年,有许多共同的美好回忆,应该将其记录下来作为留学生活的留念”。
因为新西兰在南半球,圣诞节在夏天,又想创作一本“比小说更精彩的小说”,就将小说命名为《夏天的圣诞》。
她在国外留学期间主修市场营销和会计银行专业,和写作并没有关系。但是,了解她之后会觉得她能写作,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她的爸爸和妈妈在深圳,爸爸在媒体工作,妈妈是幼儿教师,她从小喜欢文学作品,家中也收藏有许多文学书籍,她觉得自己“是从小看着家里发黄泛旧的书长大的”。
知识积累只是具备了写作的基本储备,而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改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或许应该是新西兰。她高中一毕业就被父母送到了国外,异国的文化、环境以及思想观念使她在书中所反映出的东西具有浓厚的异域特色。
她说,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的书,那是他们的自由,她不一定认同,但会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包括“侮蔑自己的人”和“侮蔑自己的话”,她都不会当回事,也不想去和他们争辩什么。
她的小说中涉及到不少“性”和“做爱”的字眼,但是,并没有详细的描述,她说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她坦诚自己会去酒吧和迪厅,但是,那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她说自己不抽烟,“我涂的白色眼影好像并不适合我”,她和许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矛盾的心态,她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一群别人眼里的好学生,一次相约去按摩院找小姐,可是到了那里,却谁也不愿意进去,结果‘大败而归’”。
她也“坦诚”自己到过按摩院,那是因为自己去一个饭店找工作,二楼就是按摩院,自己上去后看到有一些泰国女孩在坐台,就从里边出来了。
不管她如何讲,凭着直觉,她还是隐瞒了一些可以理解的真实情况。她说中国留学生特别喜欢去一个很有特色的酒吧,但是,当问到这个酒吧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时,她开始回避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别谈这个酒吧了吧!”她笑。我只能在她的书中去猜测答案,她的书中多次描写的一个酒吧——“一楼是专门供人喝酒的,到二楼的便都是寂寞空虚的男男女女寻找一夜情的地方”。
她一再说到中国的咖啡馆和酒吧没有新西兰的感觉好,她觉得中国的这些地方缺少一种文化内涵和人情味,自己回国后不再喜欢光顾这些地方。“中国的咖啡馆里的咖啡难喝得要死,有种抹布水的味道。”她这样讲。
不管她是不是“偶尔”光顾新西兰的酒吧等娱乐场所,总能感觉出她还是个有心的人,她的写作成功在于有真实深刻的生活反映,读来并不使人感觉空洞乏味,更可贵的是,她并没有仅仅在记录一种表象,而是经过描写来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群物质富有,精神贫困的‘80后’留学一代,他们所面对的留学环境和上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奚蒙蒙觉得自己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但是,她并不觉得自己物质富有,她在新西兰也经常会去打工,虽然自己也买了小汽车,那是因为那里的车非常便宜,也很普遍,自己只是买个代步工具,并没有去追求高档次。
她觉得新西兰没有职业歧视,不管做什么工作,人们都会觉得很快乐,她自己做过服装导购和加油站的兼职翻译,只要工作一天,挣来的钱就可以交一个星期的房租。但是,在国内就不行,国内的职业等级歧视自己接受不了,因此,绝对不会在国内从事哪怕一天的服装导购工作。
南半球的生活给她留下的印象很深,她用“适应”来解释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她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如今,虽然她已经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她说自己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她说自己现在只要做一些小事情就可以挣到些“小钱”。她说自己并不想为钱活着,当初,自己写书的时候,爸爸并不支持,他觉得女儿应该挣钱。“我觉得在深圳的人很现实,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我更喜欢北京,这里的文化氛围很浓厚。”她这样说。
她说:“我崇尚真实,希望自己活成一个真实的、不需要掩饰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又是个很想简单而又难免复杂的人。”
她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虚伪:“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真烂漫,成长使我们获得了学识、智慧,代价却是失去了纯真,我们学会了虚伪地对待别人。”
“一个有钱的男人,他一边包养情妇,一边参加希望工程,资助失学儿童,你说他是善是恶?”她觉得这就是人性。
她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是用灵魂而非皮囊,她觉得自己不是个善人也不是一个恶人,只是一个喜欢自我挖掘的人。
“如果说我和小说中的那个人物有相通之处,那只能是我们彼此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写别人也是在写自己’,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她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看做对一些声音的回应。
不论外界对奚蒙蒙存在着何种争议,也不论她在南半球受到了怎样的文化熏陶,她都依然难以摆脱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我提到有人认为她和“芙蓉姐姐”长得有点像时,她说:“我觉得她也没什么不好的,她很自信,也很勇敢,能够大胆地站出来释放自我,你可以把我的话写进去。”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奚蒙蒙,作为一本书的作者,或许多去探讨些书本身的东西,尤其是里边能够带给人们某些启迪的东西,要比来联想作者本身的生活有益吧?尤其是作为新一代作者,与其在争议中去“棒击”她,不如在友好建言中支持她有更好的创作。
她就是《夏天的圣诞》——一本甫一出版就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的作者奚蒙蒙,一位从新西兰留学归来的“多面”女孩。
这本以几个青年男女的感情为主线,反映“真实”留学生活的小说,一问世便引来一片争议。有人称赞小说有“纪实感”地反映了真实的新西兰留学生的生活,也有一部分国内的家长“吁声一片”——“难道自己的孩子在国外是这个样子?”更有一些自称认识作者的人对号入座,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和现实中的某些留学生联系在一起。最引起关注的话题是小说中涉及到的“性”等所谓糜烂的生活,有人说“这是奚蒙蒙自己经历的生活”,“她做过按摩女郎”。
2007年6月12日,她主动发手机短信给记者:“新西兰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报道了我的书,还是满偏激的,所以挺希望你能写些真实的别的媒体没写到的东西。”
过了几天,我们再次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华宝大厦见了面。她的一双大眼睛里依然透露着一种陌生、警惕或者猜疑的目光,人稍显拘谨,不过,一开始谈话,她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下变得活泼热情起来,使人有了亲切感,这或许得益于她有两年多在中央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善于和陌生人迅速拉近距离。
她说,她和顾宁(同在新西兰留学)在共同创作小说的时候,只是觉得“在新西兰留学4年,有许多共同的美好回忆,应该将其记录下来作为留学生活的留念”。
因为新西兰在南半球,圣诞节在夏天,又想创作一本“比小说更精彩的小说”,就将小说命名为《夏天的圣诞》。
她在国外留学期间主修市场营销和会计银行专业,和写作并没有关系。但是,了解她之后会觉得她能写作,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她的爸爸和妈妈在深圳,爸爸在媒体工作,妈妈是幼儿教师,她从小喜欢文学作品,家中也收藏有许多文学书籍,她觉得自己“是从小看着家里发黄泛旧的书长大的”。
知识积累只是具备了写作的基本储备,而对她的生活和思想改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或许应该是新西兰。她高中一毕业就被父母送到了国外,异国的文化、环境以及思想观念使她在书中所反映出的东西具有浓厚的异域特色。
她说,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的书,那是他们的自由,她不一定认同,但会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包括“侮蔑自己的人”和“侮蔑自己的话”,她都不会当回事,也不想去和他们争辩什么。
她的小说中涉及到不少“性”和“做爱”的字眼,但是,并没有详细的描述,她说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她坦诚自己会去酒吧和迪厅,但是,那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她说自己不抽烟,“我涂的白色眼影好像并不适合我”,她和许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矛盾的心态,她从一个朋友的口中得知“一群别人眼里的好学生,一次相约去按摩院找小姐,可是到了那里,却谁也不愿意进去,结果‘大败而归’”。
她也“坦诚”自己到过按摩院,那是因为自己去一个饭店找工作,二楼就是按摩院,自己上去后看到有一些泰国女孩在坐台,就从里边出来了。
不管她如何讲,凭着直觉,她还是隐瞒了一些可以理解的真实情况。她说中国留学生特别喜欢去一个很有特色的酒吧,但是,当问到这个酒吧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时,她开始回避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别谈这个酒吧了吧!”她笑。我只能在她的书中去猜测答案,她的书中多次描写的一个酒吧——“一楼是专门供人喝酒的,到二楼的便都是寂寞空虚的男男女女寻找一夜情的地方”。
她一再说到中国的咖啡馆和酒吧没有新西兰的感觉好,她觉得中国的这些地方缺少一种文化内涵和人情味,自己回国后不再喜欢光顾这些地方。“中国的咖啡馆里的咖啡难喝得要死,有种抹布水的味道。”她这样讲。
不管她是不是“偶尔”光顾新西兰的酒吧等娱乐场所,总能感觉出她还是个有心的人,她的写作成功在于有真实深刻的生活反映,读来并不使人感觉空洞乏味,更可贵的是,她并没有仅仅在记录一种表象,而是经过描写来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是一群物质富有,精神贫困的‘80后’留学一代,他们所面对的留学环境和上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奚蒙蒙觉得自己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但是,她并不觉得自己物质富有,她在新西兰也经常会去打工,虽然自己也买了小汽车,那是因为那里的车非常便宜,也很普遍,自己只是买个代步工具,并没有去追求高档次。
她觉得新西兰没有职业歧视,不管做什么工作,人们都会觉得很快乐,她自己做过服装导购和加油站的兼职翻译,只要工作一天,挣来的钱就可以交一个星期的房租。但是,在国内就不行,国内的职业等级歧视自己接受不了,因此,绝对不会在国内从事哪怕一天的服装导购工作。
南半球的生活给她留下的印象很深,她用“适应”来解释自己回国后的生活,她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如今,虽然她已经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她说自己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她说自己现在只要做一些小事情就可以挣到些“小钱”。她说自己并不想为钱活着,当初,自己写书的时候,爸爸并不支持,他觉得女儿应该挣钱。“我觉得在深圳的人很现实,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我更喜欢北京,这里的文化氛围很浓厚。”她这样说。
她说:“我崇尚真实,希望自己活成一个真实的、不需要掩饰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又是个很想简单而又难免复杂的人。”
她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虚伪:“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天真烂漫,成长使我们获得了学识、智慧,代价却是失去了纯真,我们学会了虚伪地对待别人。”
“一个有钱的男人,他一边包养情妇,一边参加希望工程,资助失学儿童,你说他是善是恶?”她觉得这就是人性。
她认为,人和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是用灵魂而非皮囊,她觉得自己不是个善人也不是一个恶人,只是一个喜欢自我挖掘的人。
“如果说我和小说中的那个人物有相通之处,那只能是我们彼此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写别人也是在写自己’,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她的这番话或许可以看做对一些声音的回应。
不论外界对奚蒙蒙存在着何种争议,也不论她在南半球受到了怎样的文化熏陶,她都依然难以摆脱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我提到有人认为她和“芙蓉姐姐”长得有点像时,她说:“我觉得她也没什么不好的,她很自信,也很勇敢,能够大胆地站出来释放自我,你可以把我的话写进去。” 不管外界如何猜测奚蒙蒙,作为一本书的作者,或许多去探讨些书本身的东西,尤其是里边能够带给人们某些启迪的东西,要比来联想作者本身的生活有益吧?尤其是作为新一代作者,与其在争议中去“棒击”她,不如在友好建言中支持她有更好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