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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分诊台前，一张绿色的海报异常醒目。在这张一人高的海报上，印着“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几个大字，让人走进感染科的大门一跟就看得到。
不过，这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宣传效果。2011年的第二天一早，挂着吊瓶的病人们已经塞满了病床。
“假期过去了又要赶着上班，没办法请假的。输液好得快一些。”一个女孩说。因为挂吊瓶的病人太多，她被“挤”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看着科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杨霞充满了无奈。“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科室，一天至少要输60瓶。”杨霞说，“我们也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多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球发生的160亿次注射中，中国发生了50亿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国”。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也表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里挂了8个吊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3.3瓶的平均水平。
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日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杨霞常常发现，来自己这儿看病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开点药就走，“还真没碰见过要输液的”。可换上国内的病人，“好像不输液就治不了病似的”。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一次尝试着用输血的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个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但在西方国家，输液一直是医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静脉注射这种开放人体静脉通道风险较高的方式。
只是在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高燕面临这样的尴尬。“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还是上了年纪家人陪着来的，很多人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拍桌子。”这位主任医师努力模仿着这些病人愤怒的语气，“我都这么难受了，发烧的温度这么高，你们医生一点都不同情我!”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甚至一些医生也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因为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方舟子说，“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杨霞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为了证明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势均力敌”，她随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其中，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的说明书中介绍，莫西沙星口服后“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说明里也写明，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杨霞说。她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会忘了吃药，在医院输液就会老老实实地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觉得“输液才好得快”。
她还记得一位急性子的感冒病人，吃了一天药发现没好，就赶来医院，坚持要输液。最后在自己的劝说下，再等了一天就痊愈了。
“任何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痊愈周期。”杨霞说，“其实，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条更加现实的优势，那就是低廉的价格。高燕举例说，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用输液来治疗感冒发烧，不仅浪费而且有风险
不仅如此，静脉注射在感冒发烧等“战场”上，常常被称为“大炮打蚊子”，不仅浪费，而且还有隐藏的风险，可能造成额外的“伤亡”。
“从我们医学上来讲，静脉注射是一种侵入性、有创伤性的给药方式。”高燕介绍说，“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应。”
在药物治疗中，不同的药品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副作用。当人们使用口服的药片、胶囊的时候，药物通过消化系统进人血液，这个过程相对比较缓慢，造成的不良反应也相对比较轻。一些可能引起过敏的杂质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当人们使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时，药物就能够通过针管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又快又猛”地造成发烧、皮炎、皮疹等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休克或者死亡。
2010年11月15日，重庆的一名护士在输液的过程中私自将药品加替沙星换成甲磺酸帕珠沙星，从而造成47岁的重庆妇女罗友菊病情加重，甚至一度“全身发乌”；就在一个月之后，呼和浩特的一个一岁大的小男孩因为拉肚子被父母送往医院，结果在输液的过程中孩子不断哭闹、呕吐，随后呼吸越来越微弱，并最终死亡。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高燕说。
另一些风险潜藏在操作环节。如果输液器具在生产和储藏过程中受到污染，或者输液部位的皮肤没有经过完全消毒，输液的过程还会成为一道桥梁，让病毒、病菌能够轻松进入人体。最严重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病原体随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引发威胁生命的败血症。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曾经介绍说，在中国的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进行注射的比例达到30％。
即使完全消毒，输液依然存在着其他风险：如果打点滴时使用的药液浓度过稀或者过浓，就可能在进人人体后，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者输入过多药液，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甚至，如果在针管的药液中混入了气泡或者血凝块，还会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常常说，能口服药物就不要选择输液治疗。”高燕说，“这是医学界的一种大常识。”
病人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尽管口服药物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又与输液基本相同，在竞争中几乎“完胜”，可回到现实，这些优势似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医院里总是随处可见扎着针、挂着吊瓶的病人们，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场景简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记得，自己1986年刚做医生时，打吊针并不是常见的治疗方式。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有患者开始向医生要求，希望用好一点的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医院里越来越普遍。
曾经旅居美国的方舟子表示，自己在美国从没看过像国内这样到处都在输液的场景。他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打点滴在国内的泛滥，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着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打点滴看上去要比吃药先进、彻底得多。”
不少人推测，经济利益也是如今中国医院里输液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以药养医”的问题正推动着“吊瓶林立”的现状愈演愈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又宁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些医生和医疗机构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错误认识。
“还有个别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只能拿患者‘开刀’。”刘又宁说。
杨霞也听病人描述过自己的就医经历：还没做血液检查，只是量了量体温，医生就直接让病人去打“三紊”。这种由抗生素、激素、维生索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是很快，但“潜在危害更大”：“抗生索用法不规范，容易产生耐药性；激素更是不能随意使用。”她甚至看过一位病人在这样挂了一次吊瓶之后，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杨霞常常为了说服病人放弃输液、选择吃药而大费口舌。“大部分病人会尊重医生的意见，不过实在太坚持的，我们也会妥协。”杨霞说，“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医疗环境，我们还是会听病人的。”
方舟子也认同，中国的医生可能无法向美国医生学习，对感冒患者不开药或开点镇痛解热药就打发走。“这不仅会被患者认为是不负责任，万一患者因为感冒并发了更严重的疾病，医生的麻烦就大了。”他说。
“病人在医院里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方舟子说。
如今，“吊瓶大国”的现状还在继续。1月2日，就在那块“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的大海报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终于挂上了吊瓶。她觉得这样“安心了许多”。
不过，这张吸引眼球的海报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宣传效果。2011年的第二天一早，挂着吊瓶的病人们已经塞满了病床。
“假期过去了又要赶着上班，没办法请假的。输液好得快一些。”一个女孩说。因为挂吊瓶的病人太多，她被“挤”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
看着科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杨霞充满了无奈。“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小科室，一天至少要输60瓶。”杨霞说，“我们也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多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2004年全球发生的160亿次注射中，中国发生了50亿次，是世界最大的“注射大国”。在近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联组会议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也表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平均到13亿人口，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里挂了8个吊瓶，远远高于国际上2.5瓶-3.3瓶的平均水平。
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日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杨霞常常发现，来自己这儿看病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开点药就走，“还真没碰见过要输液的”。可换上国内的病人，“好像不输液就治不了病似的”。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一次尝试着用输血的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个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但在西方国家，输液一直是医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静脉注射这种开放人体静脉通道风险较高的方式。
只是在中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高燕面临这样的尴尬。“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还是上了年纪家人陪着来的，很多人一进门就要求打点滴，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拍桌子。”这位主任医师努力模仿着这些病人愤怒的语气，“我都这么难受了，发烧的温度这么高，你们医生一点都不同情我!”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甚至一些医生也会做出这样的解释。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认为，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因为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方舟子说，“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杨霞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为了证明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势均力敌”，她随手从文件夹里拿出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其中，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的说明书中介绍，莫西沙星口服后“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说明里也写明，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杨霞说。她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会忘了吃药，在医院输液就会老老实实地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觉得“输液才好得快”。
她还记得一位急性子的感冒病人，吃了一天药发现没好，就赶来医院，坚持要输液。最后在自己的劝说下，再等了一天就痊愈了。
“任何病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痊愈周期。”杨霞说，“其实，只要消化吸收方面没有问题，口服药和输液的效果是相当的。”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条更加现实的优势，那就是低廉的价格。高燕举例说，一盒口服左氟沙星药片，价格是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的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用输液来治疗感冒发烧，不仅浪费而且有风险
不仅如此，静脉注射在感冒发烧等“战场”上，常常被称为“大炮打蚊子”，不仅浪费，而且还有隐藏的风险，可能造成额外的“伤亡”。
“从我们医学上来讲，静脉注射是一种侵入性、有创伤性的给药方式。”高燕介绍说，“它也可能引起很多的不良反应。”
在药物治疗中，不同的药品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副作用。当人们使用口服的药片、胶囊的时候，药物通过消化系统进人血液，这个过程相对比较缓慢，造成的不良反应也相对比较轻。一些可能引起过敏的杂质可能在消化道里就被分解掉了。
当人们使用静脉注射的方式时，药物就能够通过针管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又快又猛”地造成发烧、皮炎、皮疹等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休克或者死亡。
2010年11月15日，重庆的一名护士在输液的过程中私自将药品加替沙星换成甲磺酸帕珠沙星，从而造成47岁的重庆妇女罗友菊病情加重，甚至一度“全身发乌”；就在一个月之后，呼和浩特的一个一岁大的小男孩因为拉肚子被父母送往医院，结果在输液的过程中孩子不断哭闹、呕吐，随后呼吸越来越微弱，并最终死亡。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高燕说。
另一些风险潜藏在操作环节。如果输液器具在生产和储藏过程中受到污染，或者输液部位的皮肤没有经过完全消毒，输液的过程还会成为一道桥梁，让病毒、病菌能够轻松进入人体。最严重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病原体随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引发威胁生命的败血症。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曾经介绍说，在中国的某些省份。不使用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进行注射的比例达到30％。
即使完全消毒，输液依然存在着其他风险：如果打点滴时使用的药液浓度过稀或者过浓，就可能在进人人体后，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输液速度如果过快，或者输入过多药液，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心脏衰竭和肺水肿。甚至，如果在针管的药液中混入了气泡或者血凝块，还会堵塞血管，让心脏停止跳动。
“我们常常说，能口服药物就不要选择输液治疗。”高燕说，“这是医学界的一种大常识。”
病人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尽管口服药物副作用小，价格便宜，疗效又与输液基本相同，在竞争中几乎“完胜”，可回到现实，这些优势似乎被人们完全忽略了。每到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医院里总是随处可见扎着针、挂着吊瓶的病人们，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场景简直就是一片“吊瓶森林”。
高燕记得，自己1986年刚做医生时，打吊针并不是常见的治疗方式。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也越来越重视健康问题，有患者开始向医生要求，希望用好一点的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吊瓶林立”的景象在医院里越来越普遍。
曾经旅居美国的方舟子表示，自己在美国从没看过像国内这样到处都在输液的场景。他在一篇文章中猜测说：“打点滴在国内的泛滥，应该有文化的因素。患者去医院看病，就想着要尽可能接受先进、彻底的治疗，而打点滴看上去要比吃药先进、彻底得多。”
不少人推测，经济利益也是如今中国医院里输液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被称为“以药养医”的问题正推动着“吊瓶林立”的现状愈演愈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又宁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些医生和医疗机构很少向患者普及“感冒可以不治自愈”这种科学理念，反而在利益的驱使下过度医疗，由此也加深了患者的错误认识。
“还有个别医生为了争业绩、拿回扣，只能拿患者‘开刀’。”刘又宁说。
杨霞也听病人描述过自己的就医经历：还没做血液检查，只是量了量体温，医生就直接让病人去打“三紊”。这种由抗生素、激素、维生索混合在一起的静脉注射药液，退烧是很快，但“潜在危害更大”：“抗生索用法不规范，容易产生耐药性；激素更是不能随意使用。”她甚至看过一位病人在这样挂了一次吊瓶之后，出了一身的疹子。
另一方面，杨霞常常为了说服病人放弃输液、选择吃药而大费口舌。“大部分病人会尊重医生的意见，不过实在太坚持的，我们也会妥协。”杨霞说，“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医疗环境，我们还是会听病人的。”
方舟子也认同，中国的医生可能无法向美国医生学习，对感冒患者不开药或开点镇痛解热药就打发走。“这不仅会被患者认为是不负责任，万一患者因为感冒并发了更严重的疾病，医生的麻烦就大了。”他说。
“病人在医院里扎堆儿打点滴，其实是国内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一个缩影。”方舟子说。
如今，“吊瓶大国”的现状还在继续。1月2日，就在那块“输液治疗不等于好得快”的大海报前，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终于挂上了吊瓶。她觉得这样“安心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