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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纯文学观取杂文学观而代之，正是晚清民初学术演进的一个缩影。杨义先生于上世纪初提出的“大文学观”，学界反响大略有赞成和持疑二类。本文试比照纯文学观产生之学术背景，辨析大文学观提出之时的学术气候，以求较为客观地看取“大文学观”。
关键词：学术演进 纯文学观 大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再度申明“文学三世说”——“三是20、21世纪之交应对全球化潮流，正在崛起的讲究综合创新、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对此，学界反响不小，大略可分为二：持赞成者，如胡景敏《我赞成大“文学观”》；表示异议者，如张岳林《关于“大文学观”的几点思考》，针对“大文学观”之“大”，质疑能否建立起新的文学史范型。
本文试以纯文学观产生的学术（本文重在人文社科）背景为参照，辨析杨义先生提出大文学观之时的学术气候，以求做一较为客观的审视。
一 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西学东渐中的学术转型
1 西学之传播
晚清民初，西学在境内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近代学术的转型更为至关重要。
“翻译馆1871年开始出书……分别为：兵学21种，工艺18种……天学2种，声学1种，光学1种，等等。”在译介的格局上形成鲜明的重理轻文的特色，着眼于实际应用，现实功利目的突出。虽然学科的失衡相当严重；但因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日后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欧美的学说和理论也通过留日人员传播到中国。客观而言，留日人员可谓一代功臣，虽因当时“救亡图存”之需要而难免急功近利，但他们的译介与播扬西学更多了一层学术打量的色彩。
从传播对象看，“传播对象也多是在旧学熏陶下长大的中国士人。”因此，旧有的国学根基不可能被彻底替换，民初之学术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从影响来看，西学在国内的传播，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花知安等人从价值观、历史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讨论，实质上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关于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先河……”这恐怕也是中西之争的渊源之一。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新的观念、新的视野逐渐为学者所接受，从而为学术之真正转型添砖加瓦。
简而言之，晚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形成相当规模，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学科知识本身，近代学术之转型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呼之欲出。
2 学术之转型
“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那么，晚清民初的学术转型是否意味着与传统的“一刀两断”呢？
先言学术之独立性。与中国传统讲求政学一统、注重功利相区别，晚清学术转型表现之一便是追求学术之独立。“‘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如此将政学分离冠以文明开化之名，显然比乾嘉学者要高明。”一方面，学术之独立，可以摆脱政教功利的束缚，取得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固是好事；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与旧有传统划清界限，则势必会增加迷失方向的可能。次言学术之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之方法比学科内容更为重要。假使研究的内容（对象）没有改变，而研究方法改变了，很可能依然有所创获；反之，研究方法陈旧，即便研究对象不断更新，恐怕也难有新见产生。
一言以蔽之，晚清民初之学术转型，并非全然切断传统之根脉而另起炉灶，但在学术之独立、学科之建立、学术方法之创新方面确系向前大步迈进了。
3 纯文学观之确立
如前所述，晚清民初随着西学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学者们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经历着学术转型带来的阵痛，但最终还是在历史车轮的滚动中实现着蜕变。纯文学观的确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
“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产生，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改造；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学观的借鉴与融合，二者相比，后者的作用更大。”付建舟在《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发生》一文中，一语破的，直指纯文学观产生的客观动力。对传统文学观表示异议，反映了近代学术观念对一代学者产生的强烈冲击。黄人、周作人、罗家伦等学者对文学的界定，无不透露着时移境迁、推陈出新的时代气息。一代学者在“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氛围中，感受着西方文明迥异于古老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曲折的进程中实现同化与顺应，更为自觉地追求学科的独立与精细。古代重功利、屈从政教的杂文学观，被西方重情趣、为人生的观念所袭荡。接受西学讲究分析、长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之时，也要求文学自身独立身份的重新确认。纯文学观应运而生。
二 “大文学观”之提出——解放与开放中的学术气氛
“文革”十年，不仅在普通民众的心灵上留下创伤，而且在学者“自由的精神”世界里投射下浓重的阴影。动乱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北，人们为之欢呼雀跃；学界也因生存空间之恢复自由，获得了精神的解放。
1 新时代的学术氛围
余三定曾经这样论述：
“相比之下，‘文革’结束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严格地说，要从70年代末算起），学术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其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
余三定先生所谓的“根本性变化”的含义实在包含了一种情感因素。“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正遇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批评界……开始寻求更科学、更加符合文学批评自身规律的理论范式，文学创作的历史新变呼唤文学批评的理论回应，批评实践的发展则呼唤新的范式、新的方法，……”学者的自立显现为一种强烈的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资源的主观意识。其积极索取的姿态，相较晚清民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学习可谓规模空前。它从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维；而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者自身的因素，往往会造成“误读”，甚至“误用”，从而反倒是模糊了视线，失去了自我。一段时间过后，学界开始发出“反思”的声音，其中围绕中国文论“失语”而展开的论证即为一个例证。
从总体观之，80年代之后，因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学术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尤其是“全球化”语境的降临，学术上也逐渐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2 是否存在学术转型？
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十分精当地论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
“凡事必合因缘二者而成。因如种子，缘如雨露。无种子，固无嘉谷；无雨露，虽有种子，嘉谷亦不能生也。”
此言明白晓畅地论说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可谓深入浅出。以此通观晚清民初学术转型之情形，亦无不可。西学的传播流转，恰如阳光“雨露”，赋予学术转型以外在的条件；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正如谷物“种子”，是为学术转型的内在因子。二者不可偏废，结合乃成。晚清明初王国维等学者的实践成果，彰显了学术转型中的“突变成分”，尤其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中国整体感悟思维与西方实证、抽象、分析思维的结合。
在观照80年代的学术情形时，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它有没有出现类似于晚清民初那样的状况。“从大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来说，这是由于80年代末的社会政治动荡和90年代初‘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转型期’……”社会生活的转型为众人所公认，但这并意味着学术也必然紧跟转型。不过，人们还是普遍地感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文学批评的实践来看，主要体现为对新的批评范式、批评方法的呼唤和回应。从传播媒介来看，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学术思想的传播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
相较晚清民初，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存在不少新的质素，如“综合创新论”、“西体中用论”等，传播方式亦有新变。但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转型”难以盖棺论定。
3 “大文学观”之辨析
杨义先生在其《认识大文学观》提出：
“新世纪的文学观不是要回到孔门四科的文学观，而是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
由此，清晰标示了大文学观自身的学理品性。从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第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第二，学科之间的整合。王元化先生在80年代提出了“综合研究法”——“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换言之，或许正是“大文学观”吸收了“综合研究法”的合理内核。再从杨义先生的“一纲三目四境”看，我们可窥见大文学观内里的现代学术机理。所谓“三目”指“（1）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2）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3）精神文化维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而支撑它的正是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资源。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大文学观”遭到了质疑：“第一，文学观应是与文学实践相符合的……杨先生所挖掘出的文学生态是不是‘大文学’？……”持疑者的话语并非毫无道理，而影响结论的往往是看待问题的角度。首先，从当下的学术实践来看，学科交叉研究已成既定事实，且有实绩表现；其次，倘若杨义先生挖掘的文学生态并非历史存在，纵使挖掘了也是徒劳的。结合文学历史事实，可知文学生态的挖掘应是“还原”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位的坚守，如果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学为自立之地，那么暂时的越界又有何妨。“越界”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视野，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取自己的研究对象。
“纯文学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有学术独立、学科独立的意义；而“大文学观”的提出则明显具有学科交叉、视域融通的自觉性。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二者都有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特色。
三 结语
晚清民初，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日渐深入，西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代学人在亲身体认中西差别的过程中逐渐发生蜕变，最终在以王国维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身上发生了学术转型。其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理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纯文学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可谓具备坚实的学术背景。纯文学观体现了学科独立、学术独立的精神需求，某种程度上是当时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杨义先生最初提出“大文学观”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方法论”热的时代，也是学术相对繁荣的时代。与晚清民初相比较，80年代及之后的时期具有某些新的时代特征，但最终难以论定为“学术转型”。
我们看待“大文学观”，可以不必苛求概念的清晰，也不必耽于“学术转型”的“圈套”。站在全球化的视点上，认真对待“大文学观”所能带来的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以实践检验其价值，是为可取之道。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三联书店，2006年版。
[2] 张岳林：《关于“大文学观”的几点思考》，《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 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4] 陈若水、汪森：《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5] 冯天瑜、邓建华、彭池：《中国学术流变 论著辑要》，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
[6] 付建舟：《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发生》，《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7] 敏泽：《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赖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尹继佐、周山：《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的主动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 洪子诚主编，周亚琴、萨支山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3] 杨义：《认识“大文学观”》，《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
作者简介：余永腾，男，1978—，浙江杭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关键词：学术演进 纯文学观 大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杨义先生在其《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再度申明“文学三世说”——“三是20、21世纪之交应对全球化潮流，正在崛起的讲究综合创新、重视文化时空过程的‘大文学观’。”对此，学界反响不小，大略可分为二：持赞成者，如胡景敏《我赞成大“文学观”》；表示异议者，如张岳林《关于“大文学观”的几点思考》，针对“大文学观”之“大”，质疑能否建立起新的文学史范型。
本文试以纯文学观产生的学术（本文重在人文社科）背景为参照，辨析杨义先生提出大文学观之时的学术气候，以求做一较为客观的审视。
一 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西学东渐中的学术转型
1 西学之传播
晚清民初，西学在境内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近代学术的转型更为至关重要。
“翻译馆1871年开始出书……分别为：兵学21种，工艺18种……天学2种，声学1种，光学1种，等等。”在译介的格局上形成鲜明的重理轻文的特色，着眼于实际应用，现实功利目的突出。虽然学科的失衡相当严重；但因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日后西学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欧美的学说和理论也通过留日人员传播到中国。客观而言，留日人员可谓一代功臣，虽因当时“救亡图存”之需要而难免急功近利，但他们的译介与播扬西学更多了一层学术打量的色彩。
从传播对象看，“传播对象也多是在旧学熏陶下长大的中国士人。”因此，旧有的国学根基不可能被彻底替换，民初之学术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从影响来看，西学在国内的传播，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林乐知、李提摩太，花知安等人从价值观、历史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讨论，实质上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关于中国文化问题讨论的先河……”这恐怕也是中西之争的渊源之一。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新的观念、新的视野逐渐为学者所接受，从而为学术之真正转型添砖加瓦。
简而言之，晚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已形成相当规模，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学科知识本身，近代学术之转型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呼之欲出。
2 学术之转型
“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那么，晚清民初的学术转型是否意味着与传统的“一刀两断”呢？
先言学术之独立性。与中国传统讲求政学一统、注重功利相区别，晚清学术转型表现之一便是追求学术之独立。“‘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如此将政学分离冠以文明开化之名，显然比乾嘉学者要高明。”一方面，学术之独立，可以摆脱政教功利的束缚，取得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固是好事；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与旧有传统划清界限，则势必会增加迷失方向的可能。次言学术之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之方法比学科内容更为重要。假使研究的内容（对象）没有改变，而研究方法改变了，很可能依然有所创获；反之，研究方法陈旧，即便研究对象不断更新，恐怕也难有新见产生。
一言以蔽之，晚清民初之学术转型，并非全然切断传统之根脉而另起炉灶，但在学术之独立、学科之建立、学术方法之创新方面确系向前大步迈进了。
3 纯文学观之确立
如前所述，晚清民初随着西学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学者们在欧风美雨的荡涤下，经历着学术转型带来的阵痛，但最终还是在历史车轮的滚动中实现着蜕变。纯文学观的确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
“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产生，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改造；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学观的借鉴与融合，二者相比，后者的作用更大。”付建舟在《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发生》一文中，一语破的，直指纯文学观产生的客观动力。对传统文学观表示异议，反映了近代学术观念对一代学者产生的强烈冲击。黄人、周作人、罗家伦等学者对文学的界定，无不透露着时移境迁、推陈出新的时代气息。一代学者在“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氛围中，感受着西方文明迥异于古老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曲折的进程中实现同化与顺应，更为自觉地追求学科的独立与精细。古代重功利、屈从政教的杂文学观，被西方重情趣、为人生的观念所袭荡。接受西学讲究分析、长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之时，也要求文学自身独立身份的重新确认。纯文学观应运而生。
二 “大文学观”之提出——解放与开放中的学术气氛
“文革”十年，不仅在普通民众的心灵上留下创伤，而且在学者“自由的精神”世界里投射下浓重的阴影。动乱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北，人们为之欢呼雀跃；学界也因生存空间之恢复自由，获得了精神的解放。
1 新时代的学术氛围
余三定曾经这样论述：
“相比之下，‘文革’结束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严格地说，要从70年代末算起），学术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其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
余三定先生所谓的“根本性变化”的含义实在包含了一种情感因素。“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正遇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批评界……开始寻求更科学、更加符合文学批评自身规律的理论范式，文学创作的历史新变呼唤文学批评的理论回应，批评实践的发展则呼唤新的范式、新的方法，……”学者的自立显现为一种强烈的寻求更为科学的理论资源的主观意识。其积极索取的姿态，相较晚清民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学习可谓规模空前。它从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视野、激活了思维；而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者自身的因素，往往会造成“误读”，甚至“误用”，从而反倒是模糊了视线，失去了自我。一段时间过后，学界开始发出“反思”的声音，其中围绕中国文论“失语”而展开的论证即为一个例证。
从总体观之，80年代之后，因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学术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尤其是“全球化”语境的降临，学术上也逐渐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2 是否存在学术转型？
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十分精当地论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
“凡事必合因缘二者而成。因如种子，缘如雨露。无种子，固无嘉谷；无雨露，虽有种子，嘉谷亦不能生也。”
此言明白晓畅地论说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可谓深入浅出。以此通观晚清民初学术转型之情形，亦无不可。西学的传播流转，恰如阳光“雨露”，赋予学术转型以外在的条件；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正如谷物“种子”，是为学术转型的内在因子。二者不可偏废，结合乃成。晚清明初王国维等学者的实践成果，彰显了学术转型中的“突变成分”，尤其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中国整体感悟思维与西方实证、抽象、分析思维的结合。
在观照80年代的学术情形时，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它有没有出现类似于晚清民初那样的状况。“从大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来说，这是由于80年代末的社会政治动荡和90年代初‘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转型期’……”社会生活的转型为众人所公认，但这并意味着学术也必然紧跟转型。不过，人们还是普遍地感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文学批评的实践来看，主要体现为对新的批评范式、批评方法的呼唤和回应。从传播媒介来看，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学术思想的传播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
相较晚清民初，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存在不少新的质素，如“综合创新论”、“西体中用论”等，传播方式亦有新变。但完整意义上的“学术转型”难以盖棺论定。
3 “大文学观”之辨析
杨义先生在其《认识大文学观》提出：
“新世纪的文学观不是要回到孔门四科的文学观，而是要把传统的博识与20世纪的精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实行大文学观的创造整合，催生出一种具有精审的现代理性的文学——文化的生命整体性。”
由此，清晰标示了大文学观自身的学理品性。从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第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第二，学科之间的整合。王元化先生在80年代提出了“综合研究法”——“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换言之，或许正是“大文学观”吸收了“综合研究法”的合理内核。再从杨义先生的“一纲三目四境”看，我们可窥见大文学观内里的现代学术机理。所谓“三目”指“（1）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2）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3）精神文化维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而支撑它的正是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资源。也恰恰是这一点，使“大文学观”遭到了质疑：“第一，文学观应是与文学实践相符合的……杨先生所挖掘出的文学生态是不是‘大文学’？……”持疑者的话语并非毫无道理，而影响结论的往往是看待问题的角度。首先，从当下的学术实践来看，学科交叉研究已成既定事实，且有实绩表现；其次，倘若杨义先生挖掘的文学生态并非历史存在，纵使挖掘了也是徒劳的。结合文学历史事实，可知文学生态的挖掘应是“还原”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位的坚守，如果我们始终坚持以文学为自立之地，那么暂时的越界又有何妨。“越界”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视野，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取自己的研究对象。
“纯文学观”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有学术独立、学科独立的意义；而“大文学观”的提出则明显具有学科交叉、视域融通的自觉性。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二者都有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特色。
三 结语
晚清民初，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日渐深入，西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代学人在亲身体认中西差别的过程中逐渐发生蜕变，最终在以王国维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身上发生了学术转型。其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学术理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纯文学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可谓具备坚实的学术背景。纯文学观体现了学科独立、学术独立的精神需求，某种程度上是当时学术转型的一个缩影。杨义先生最初提出“大文学观”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方法论”热的时代，也是学术相对繁荣的时代。与晚清民初相比较，80年代及之后的时期具有某些新的时代特征，但最终难以论定为“学术转型”。
我们看待“大文学观”，可以不必苛求概念的清晰，也不必耽于“学术转型”的“圈套”。站在全球化的视点上，认真对待“大文学观”所能带来的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以实践检验其价值，是为可取之道。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三联书店，2006年版。
[2] 张岳林：《关于“大文学观”的几点思考》，《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3] 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4] 陈若水、汪森：《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5] 冯天瑜、邓建华、彭池：《中国学术流变 论著辑要》，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
[6] 付建舟：《中国现代纯文学观的发生》，《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
[7] 敏泽：《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赖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 尹继佐、周山：《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的主动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1]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 洪子诚主编，周亚琴、萨支山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3] 杨义：《认识“大文学观”》，《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7日。
作者简介：余永腾，男，1978—，浙江杭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