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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积极引介出版西方哲学著作。本文从出版经营的角度，通过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的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分析和总结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类著作的特点和成功之处，希望能为今天的出版业以参考。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哲学 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4-03
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传播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的整理，探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特点和成就，希望能为今日之学术出版业以借鉴。
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就和特点
根据笔者的整理统计，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1]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中，明确标示由商务印书馆直接翻译出版的哲学类图书[3]，共计309种（重版重印不计），翻译图书来源国别，多达17个国家，其中数量较多的几个国家是：美国85种、英国69种、德国43种、法国24种、日本40种、希腊4种。涉及作者237人，译者215人。译著内容涵盖西方哲学、哲学史、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子类。在翻译出版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 哲学类译著以丛书出版为主，单本为辅
309种哲学译著中，有216种是归在各类系列丛书中的。其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37种、《哲学丛书》20种、《百科小丛书》20种、《共学社丛书》13种、《尚志学会丛书》16种、《严译名著丛刊》8种、《大学丛书》9种、《社会科学小丛书》8种、《新智识丛书》7种、《心理学丛书》6种、《中德文化丛书》5种，还包括其他一些零散归入的系列丛书，如《家庭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师范丛书》《南京高师丛刊》等。
1.2 重视延长经典译著的生命力
商务印书馆对同一著作原本，往往组织不同的译者翻译，并加入到不同的丛书系列中，以扩大发行面和影响力。如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国内最早的译本是郭沫若在《创造周刊》上发表的连载《查拉图司屈拉》，一共6期，全书尚未译完。商务印书馆则于1935年推出了马君武译的《万有文库》本——《扎勒图司之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肖赣的译本《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1912年初版后，1915年即开印第4版，其后又有1924年5月7版，1927年8版，1940年又加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精装版。1924年5月初版的汤子庸翻译的英国特雷西著的《青春期心理学》，先是归入《新知识丛书》，1933年国难后又再版两次，并被加入《师范丛书》作为师范生教材发行。
1.3 哲学类译著的出版呈现一定的阶段性
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哲学类著作数量不大，1919年前出版的仅有21种，不到总数的7%，1939—1949年出版的译著总数为39种，不到总数的13%。大规模出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集中期为1922—1926年，共出版哲学译著63种，年均出版13种；第二个集中期为1934—1938年，共出版哲学译著113种，年均出版23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无论是出版环境还是翻译者队伍，都处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两个出版高潮。到了20世纪40年代，战火烽起，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在业务守势中，难有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的名家名著，包括柏拉图、培根、贝克莱、笛卡尔、莱布尼茨、穆勒、斯宾塞、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康德、詹姆斯、杜威、罗素等。既译介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哲学专著，也翻译了一些普及性的哲学大众类读物，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特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被划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此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功之道
商务印书馆在哲学类图书翻译出版上所体现出的开创性和文化责任感，应该说，是和商务领导层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经营思路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一向崇尚“在商言商”的商务印书馆亦感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商务高层在出书方向、机构改组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1921年商务邀请胡适到馆考察，会同杨端六等提出编译所改组办法，其中一条是“于编译所另设一高等学术研究会，内分哲学、文学、地理历史学、社会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工学、博物学等科，聘专门人才，每人担任一科”。“各科委员，以有大学教授之资格者充之”。“委员之待遇，当比照北京大学教授而增减之”。“委员之职务，对内负审查编纂之责任，对外负联络考察之责任”[4]。以上改组方案从制度上保证了哲学编译出版的学术力量和稳定性。改组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专设哲学教育部，负责人大多是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1922年，在胡适的力荐下，时任北大心理学教授的留美博土唐钺，接掌任哲学教育部部长。哲学教育部对新入行的编辑实行“导师制”，大力培养哲学译著人才。据高觉敷[5]回忆初入商务的情景，“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我把哲学教育部当作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所，主持人唐钺先生无异为我的指导教授。他向年来已为哲教部定购了美、英的多种心理学杂志，对我的学业进修大有效益。我除帮他修改《教育大辞书》的文稿外，还审阅外来投稿的著作”[6]。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 哲学 翻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4-03
在中国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传播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的整理，探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特点和成就，希望能为今日之学术出版业以借鉴。
1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就和特点
根据笔者的整理统计，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1]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2]中，明确标示由商务印书馆直接翻译出版的哲学类图书[3]，共计309种（重版重印不计），翻译图书来源国别，多达17个国家，其中数量较多的几个国家是：美国85种、英国69种、德国43种、法国24种、日本40种、希腊4种。涉及作者237人，译者215人。译著内容涵盖西方哲学、哲学史、伦理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子类。在翻译出版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 哲学类译著以丛书出版为主，单本为辅
309种哲学译著中，有216种是归在各类系列丛书中的。其中收入《汉译世界名著》37种、《哲学丛书》20种、《百科小丛书》20种、《共学社丛书》13种、《尚志学会丛书》16种、《严译名著丛刊》8种、《大学丛书》9种、《社会科学小丛书》8种、《新智识丛书》7种、《心理学丛书》6种、《中德文化丛书》5种，还包括其他一些零散归入的系列丛书，如《家庭丛书》《自然科学小丛书》《师范丛书》《南京高师丛刊》等。
1.2 重视延长经典译著的生命力
商务印书馆对同一著作原本，往往组织不同的译者翻译，并加入到不同的丛书系列中，以扩大发行面和影响力。如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国内最早的译本是郭沫若在《创造周刊》上发表的连载《查拉图司屈拉》，一共6期，全书尚未译完。商务印书馆则于1935年推出了马君武译的《万有文库》本——《扎勒图司之言》。193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肖赣的译本《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1912年初版后，1915年即开印第4版，其后又有1924年5月7版，1927年8版，1940年又加入《汉译世界名著》出精装版。1924年5月初版的汤子庸翻译的英国特雷西著的《青春期心理学》，先是归入《新知识丛书》，1933年国难后又再版两次，并被加入《师范丛书》作为师范生教材发行。
1.3 哲学类译著的出版呈现一定的阶段性
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哲学类著作数量不大，1919年前出版的仅有21种，不到总数的7%，1939—1949年出版的译著总数为39种，不到总数的13%。大规模出版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集中期为1922—1926年，共出版哲学译著63种，年均出版13种；第二个集中期为1934—1938年，共出版哲学译著113种，年均出版23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无论是出版环境还是翻译者队伍，都处在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出现了两个出版高潮。到了20世纪40年代，战火烽起，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在业务守势中，难有大的作为。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古典和近代哲学的名家名著，包括柏拉图、培根、贝克莱、笛卡尔、莱布尼茨、穆勒、斯宾塞、叔本华、尼采、伯格森、康德、詹姆斯、杜威、罗素等。既译介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哲学专著，也翻译了一些普及性的哲学大众类读物，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也正是基于这一特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范围，被划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此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2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哲学类图书的成功之道
商务印书馆在哲学类图书翻译出版上所体现出的开创性和文化责任感，应该说，是和商务领导层锐意进取、与时俱进的经营思路分不开的。“五四”前后，一向崇尚“在商言商”的商务印书馆亦感受到新文化的冲击，商务高层在出书方向、机构改组方面均进行了新的探索。1921年商务邀请胡适到馆考察，会同杨端六等提出编译所改组办法，其中一条是“于编译所另设一高等学术研究会，内分哲学、文学、地理历史学、社会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工学、博物学等科，聘专门人才，每人担任一科”。“各科委员，以有大学教授之资格者充之”。“委员之待遇，当比照北京大学教授而增减之”。“委员之职务，对内负审查编纂之责任，对外负联络考察之责任”[4]。以上改组方案从制度上保证了哲学编译出版的学术力量和稳定性。改组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专设哲学教育部，负责人大多是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专家。1922年，在胡适的力荐下，时任北大心理学教授的留美博土唐钺，接掌任哲学教育部部长。哲学教育部对新入行的编辑实行“导师制”，大力培养哲学译著人才。据高觉敷[5]回忆初入商务的情景，“我觉得好像于大学毕业两年多后考入了一个研究院似的。我把哲学教育部当作哲学教育学科的研究所，主持人唐钺先生无异为我的指导教授。他向年来已为哲教部定购了美、英的多种心理学杂志，对我的学业进修大有效益。我除帮他修改《教育大辞书》的文稿外，还审阅外来投稿的著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