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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第一作者的新书《我这60年——与共和国同行的岁月记忆》里，一开篇我就叙述了一个关于俩“司徒”的故事：
1949年，司徒雷登走了，司徒美堂来了。这一年，司徒雷登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司徒美堂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当4月份解放军攻占南京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乎意料地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那里。到了8月，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才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这个月，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众所周知，这篇著名文章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1949年1月，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开国大典，83岁高龄、精神矍铄的司徒美堂，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为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之事宜，作出了他人不曾想到的特别贡献。原《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坚决反对这个简称，坚定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最终意见被采纳，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这个有“沿袭”意味的简称。司徒美堂后来留在祖国开放的怀抱里，直到1955年辞世。
此前在1947年，司徒美堂与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过面。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生活在中国五十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以自己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半个美国人”的美堂先生。司徒美堂则铿锵回答：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不是半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杭州，后来他成了“别不了的司徒雷登”。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被安葬在杭州。
两位“司徒”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天安门的身影，则浓缩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你去北京旅游，如果没有到过天安门，那么等于没有去过北京。你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的书名是《回到天安门》，但一定晓得那首著名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从遥远的过去来到现在，它是历史的，它是文化的，它更是政治的。
天安门是首都北京的地标，又远远不止是地理意义的地标。在我看来，给天安门寻找两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关键词，那么就是“解放”和“开放”。这两个词，既关乎本义，又关乎引申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里头出政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天安门跟着也获得了解放。正因为有了“解放”，才会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报道盛况的新华社记者是年轻的李普。他后来这样回忆：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
当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及委员会委员56人组成，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副主席6人中，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人士属于非中共，56委员中也有近半——27位是非中共人士，其中就有司徒美堂。从这个名单的组成中，我们清晰地看出当时思想的解放与开放，那真是“海纳百川”的时代。
记者李普所写的消息，“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李普在2004年撰文“检讨”自己没有把该消息写得更好、更到位、更准确，“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他说有位学者对开国大典的消息提出若干意见，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
受开国大典熏陶的李普，思想是解放与开放的。到了1984年9月，一位叫华兴的公民，同样成了思想解放与开放的智者，他用这个普通而又独特的名字，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是的，天安门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我国最初设计人造卫星时，就有人提出把卫星设计成天安门的样子。那封平信，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当时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1986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组织了一次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此刻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享有了一种荣誉。人大代表庄庆汉直接在留言簿上写下：“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1986年年底，北京市旅游局组建成立，第一任局长薄熙成刚刚履新，就把筹备天安门开放列为自己的几个重点工作之一。1987年国庆后，天安门管理处收到了通知，为次年元旦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百姓开放。
如果说天安门是一国之象征，那么，天安门的解放与开放，恰是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象征。
1949年，司徒雷登走了，司徒美堂来了。这一年，司徒雷登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司徒美堂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当4月份解放军攻占南京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乎意料地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那里。到了8月，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才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这个月，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众所周知，这篇著名文章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多年，是名扬海内外的华侨领袖。1949年1月，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开国大典，83岁高龄、精神矍铄的司徒美堂，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为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之事宜，作出了他人不曾想到的特别贡献。原《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中华民国”的简称。司徒美堂坚决反对这个简称，坚定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最终意见被采纳，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这个有“沿袭”意味的简称。司徒美堂后来留在祖国开放的怀抱里，直到1955年辞世。
此前在1947年，司徒美堂与司徒雷登曾在南京见过面。司徒雷登说他爱恋中国，生活在中国五十年，是“半个中国人”；并说以自己以“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半个美国人”的美堂先生。司徒美堂则铿锵回答：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不是半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杭州，后来他成了“别不了的司徒雷登”。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被安葬在杭州。
两位“司徒”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而天安门的身影，则浓缩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你去北京旅游，如果没有到过天安门，那么等于没有去过北京。你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的书名是《回到天安门》，但一定晓得那首著名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从遥远的过去来到现在，它是历史的，它是文化的，它更是政治的。
天安门是首都北京的地标，又远远不止是地理意义的地标。在我看来，给天安门寻找两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关键词，那么就是“解放”和“开放”。这两个词，既关乎本义，又关乎引申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里头出政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天安门跟着也获得了解放。正因为有了“解放”，才会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报道盛况的新华社记者是年轻的李普。他后来这样回忆：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
当时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及委员会委员56人组成，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在副主席6人中，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人士属于非中共，56委员中也有近半——27位是非中共人士，其中就有司徒美堂。从这个名单的组成中，我们清晰地看出当时思想的解放与开放，那真是“海纳百川”的时代。
记者李普所写的消息，“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李普在2004年撰文“检讨”自己没有把该消息写得更好、更到位、更准确，“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他说有位学者对开国大典的消息提出若干意见，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
受开国大典熏陶的李普，思想是解放与开放的。到了1984年9月，一位叫华兴的公民，同样成了思想解放与开放的智者，他用这个普通而又独特的名字，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顺乎民意，开放天安门城楼，供人们参观。信中写道：“我是1954年从上海来北京的。三十多年来，每次到天安门，仰望天安门城楼，我总梦想有一天能登上这‘祖国心脏的心脏’。我向周围的同志们说出我的愿望，有人说这是‘幻想’、‘白日做梦’，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梦想会成为现实……”是的，天安门的形象深入人心，在我国最初设计人造卫星时，就有人提出把卫星设计成天安门的样子。那封平信，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当时中央多位领导人的重视。1986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组织了一次内部开放，接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英模代表。他们兴高采烈地登上城楼，此刻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享有了一种荣誉。人大代表庄庆汉直接在留言簿上写下：“天安门城楼的开放，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1986年年底，北京市旅游局组建成立，第一任局长薄熙成刚刚履新，就把筹备天安门开放列为自己的几个重点工作之一。1987年国庆后，天安门管理处收到了通知，为次年元旦天安门城楼开放做好所有准备。1988年1月1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百姓开放。
如果说天安门是一国之象征，那么，天安门的解放与开放，恰是一个国家发展与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