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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70年前的西安事变，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时任绥远省军政长官的傅作义将军，也为之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这却是鲜为人知的。
蒋介石拒绝东北军援绥抗日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起因之一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西安事变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反而激起西安事变”。这是中共领导人对西安事变直接起因的较早论述。
傅作义曾是张学良的部下，1931年傅作义出任绥远省主席就是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推荐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力主抗日，先后率部进行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和绥东抗战。尤其是1936年11月23日的百灵庙大捷，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勾结伪蒙亲日势力重建“大元帝国”的阴谋，更使傅作义成为全民敬仰的抗日民族英雄。
绥东抗战的炮声，大大激发了东北军的抗日热情。在东北军中，“援绥抗日，收复失地”成为爱国将士的共同心声。一些高级将领纷纷面谏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援绥，我们东北军“不抵抗”的黑锅再也不能继续背下去了。1936年11月26日，以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各界赴绥慰问团路经西安，张学良见到黄炎培时劈头就问：“我们剿共剿了两年多，怎么也没见有人来慰问我们呢?”五年来，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忍受着国人不明真相的辱骂，深负失土亡家之痛的张学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1月27日，他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呼吁最高当局“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此后，他又于12月3日和7日两次向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哭谏，请求援绥抗日，并提出一系列抗日救国的主张，均遭到拒绝。12月12日，在多次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逼蒋答应他们的抗日条件，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的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全国各界人士的通电中，也申明了他们对蒋实施兵谏的直接起因：“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们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而“后方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可见，张、杨把请求援绥抗日作为他们对蒋进行兵谏的最直接理由，进而借此将他们的抗日主张大白于天下。
西安事变发生后傅作义力主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当时的震撼力不亚于一场重大政治地震。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南京国民党当局的讨伐派和主和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傅作义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当12月13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绥远时，傅作义也感到非常突然。15日，傅作义接到张、杨《致阎锡山、傅作义及绥远将士电》，电文曰：“日伪攻占绥东，举国愤慨，各将士在阎公、傅主席的指导下，效命前线，为国忠勤，曷胜敬仰!此间多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非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日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利赖。特电慰劳。”
傅作义对电文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纯系为国家民族着想，绝不是私人间的争权夺利。经过分析，傅作义认为张、杨没有杀蒋的意图，只是强迫他接受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而已。
傅作义在摸清张、杨发动事变的“底牌”之后，决定亲赴西安进行调解。他准备一方面劝说张、杨，晓以大义，应将蒋介石放回南京；另一方面劝说蒋介石事后对张、杨保证不咎既往。他认为如果能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就是一件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有益的了不起的大好事。对蒋介石来说，他这是勤王救驾；对张学良来说，他这是推恩报德(1927年傅作义坚守涿州三个月之久，被奉军攻破后，张学良对他以客礼相待；1930年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到沈阳见张学良，得以保全晋军——作者注)；对傅作义本人来说，如果这次调解能够成功，自己在“抗日英雄”的称誉之外，将会再被冠以“民族功臣”的封号。至于整合全国各派抗日力量，于国家于民族更是功莫大焉。
正当傅作义准备亲赴西安调解时，张、杨派出的使者苗浡然于12月16日在太原面见阎锡山之后来到绥远。傅作义在接见苗浡然时，热情地表示：“这像救火一样，我一定急人之急。”并当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一、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
12月18日，西安方面又发出《张、杨为组织抗日援绥军北上通电》，委任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集团军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傅作义复电表示欢迎东北军和西北军援绥抗日，并表示一本拥蒋、拥张之立场，亲赴西安参加调解。
傅作义为赴西安进行调解所作的努力
在关乎民族生存危亡的关键时刻，傅作义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认为自己是具备做好调解工作的条件的：一是张学良与自己一向私交甚密；二是蒋介石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也是一贯认可的；三是自己没有过深地卷入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纷争，各方面人士都能接受自己参加调停工作。于是，他抓紧时机，迅速展开了赴西安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赶往集宁面见蒋介石的嫡系爱将汤恩伯。汤正为蒋介石被扣而一筹莫展，听了傅的意见，大喜过望，力促他早日成行。傅作义在绥远部署就绪之后，立即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发电，通报自己要到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请求速派飞机来绥备用。孔知道傅作义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接电后非常高兴，即刻通过宋子文特派欧亚航空公司专机一架来绥供傅随时乘用。
12月22日，傅作义按既定方案由绥远飞往太原，决定先与阎锡山交换意见后再转西安。因为阎是他的老上司，并且他知道在事变发生前，张学良曾就面谏蒋介石结束内战、联合抗日事宜与阎锡山交换过意见，阎曾表示理解和赞同，因此自己听取阎的意见就很有必要了。
由绥远到太原的航程，平时最多不过三小时，而这次从下午一时起飞直到五时仍未到太原。坐在飞机上的傅作义感觉不大对头，从窗口望下去，不像自己熟悉的太原附近的地貌，判断可能是在石家庄一带。飞机在云雾间盘旋，迷失了航向。傅作义令飞行员拨转方向，向北航行，希望在保定或北平着陆。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汽油也将耗尽，傅作义果断地命令飞行员强行着陆，结果飞机降落在河北省易县城外的一块平地上，幸而有惊无险，未发生意外。
飞机迫降成功后，傅作义一行徒步十余里，来到易县县政府，先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电报，然后又电告太原的阎锡山。宋哲元接电后连夜派人将傅作义接回北平。
傅作义于12月25日乘火车由北平回到绥远，拟换乘飞机再度前往西安，不料张学良已于当日下午乘飞机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得此消息，傅作义即向蒋介石致电表示慰问：“欣闻钧座平安回京，万民欢腾，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傅作义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行动和斡旋活动，对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人们所不该忘记的。
( 责编 郄 智 )
蒋介石拒绝东北军援绥抗日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起因之一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西安事变1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反而激起西安事变”。这是中共领导人对西安事变直接起因的较早论述。
傅作义曾是张学良的部下，1931年傅作义出任绥远省主席就是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推荐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力主抗日，先后率部进行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和绥东抗战。尤其是1936年11月23日的百灵庙大捷，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勾结伪蒙亲日势力重建“大元帝国”的阴谋，更使傅作义成为全民敬仰的抗日民族英雄。
绥东抗战的炮声，大大激发了东北军的抗日热情。在东北军中，“援绥抗日，收复失地”成为爱国将士的共同心声。一些高级将领纷纷面谏张学良：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援绥，我们东北军“不抵抗”的黑锅再也不能继续背下去了。1936年11月26日，以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各界赴绥慰问团路经西安，张学良见到黄炎培时劈头就问：“我们剿共剿了两年多，怎么也没见有人来慰问我们呢?”五年来，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忍受着国人不明真相的辱骂，深负失土亡家之痛的张学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11月27日，他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呼吁最高当局“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此后，他又于12月3日和7日两次向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哭谏，请求援绥抗日，并提出一系列抗日救国的主张，均遭到拒绝。12月12日，在多次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介石实施“兵谏”，逼蒋答应他们的抗日条件，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的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全国各界人士的通电中，也申明了他们对蒋实施兵谏的直接起因：“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们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而“后方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可见，张、杨把请求援绥抗日作为他们对蒋进行兵谏的最直接理由，进而借此将他们的抗日主张大白于天下。
西安事变发生后傅作义力主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当时的震撼力不亚于一场重大政治地震。围绕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南京国民党当局的讨伐派和主和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傅作义作为地方实力派人物之一，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
当12月13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绥远时，傅作义也感到非常突然。15日，傅作义接到张、杨《致阎锡山、傅作义及绥远将士电》，电文曰：“日伪攻占绥东，举国愤慨，各将士在阎公、傅主席的指导下，效命前线，为国忠勤，曷胜敬仰!此间多日谏请蒋公，积极抗日，未蒙采纳，因请暂留西安，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非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日力量。各将士爱国心切，当荷同情。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利赖。特电慰劳。”
傅作义对电文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纯系为国家民族着想，绝不是私人间的争权夺利。经过分析，傅作义认为张、杨没有杀蒋的意图，只是强迫他接受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而已。
傅作义在摸清张、杨发动事变的“底牌”之后，决定亲赴西安进行调解。他准备一方面劝说张、杨，晓以大义，应将蒋介石放回南京；另一方面劝说蒋介石事后对张、杨保证不咎既往。他认为如果能劝说张、杨释放蒋介石，就是一件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有益的了不起的大好事。对蒋介石来说，他这是勤王救驾；对张学良来说，他这是推恩报德(1927年傅作义坚守涿州三个月之久，被奉军攻破后，张学良对他以客礼相待；1930年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到沈阳见张学良，得以保全晋军——作者注)；对傅作义本人来说，如果这次调解能够成功，自己在“抗日英雄”的称誉之外，将会再被冠以“民族功臣”的封号。至于整合全国各派抗日力量，于国家于民族更是功莫大焉。
正当傅作义准备亲赴西安调解时，张、杨派出的使者苗浡然于12月16日在太原面见阎锡山之后来到绥远。傅作义在接见苗浡然时，热情地表示：“这像救火一样，我一定急人之急。”并当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一、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
12月18日，西安方面又发出《张、杨为组织抗日援绥军北上通电》，委任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集团军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傅作义复电表示欢迎东北军和西北军援绥抗日，并表示一本拥蒋、拥张之立场，亲赴西安参加调解。
傅作义为赴西安进行调解所作的努力
在关乎民族生存危亡的关键时刻，傅作义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认为自己是具备做好调解工作的条件的：一是张学良与自己一向私交甚密；二是蒋介石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也是一贯认可的；三是自己没有过深地卷入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纷争，各方面人士都能接受自己参加调停工作。于是，他抓紧时机，迅速展开了赴西安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他赶往集宁面见蒋介石的嫡系爱将汤恩伯。汤正为蒋介石被扣而一筹莫展，听了傅的意见，大喜过望，力促他早日成行。傅作义在绥远部署就绪之后，立即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孔祥熙发电，通报自己要到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请求速派飞机来绥备用。孔知道傅作义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接电后非常高兴，即刻通过宋子文特派欧亚航空公司专机一架来绥供傅随时乘用。
12月22日，傅作义按既定方案由绥远飞往太原，决定先与阎锡山交换意见后再转西安。因为阎是他的老上司，并且他知道在事变发生前，张学良曾就面谏蒋介石结束内战、联合抗日事宜与阎锡山交换过意见，阎曾表示理解和赞同，因此自己听取阎的意见就很有必要了。
由绥远到太原的航程，平时最多不过三小时，而这次从下午一时起飞直到五时仍未到太原。坐在飞机上的傅作义感觉不大对头，从窗口望下去，不像自己熟悉的太原附近的地貌，判断可能是在石家庄一带。飞机在云雾间盘旋，迷失了航向。傅作义令飞行员拨转方向，向北航行，希望在保定或北平着陆。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汽油也将耗尽，傅作义果断地命令飞行员强行着陆，结果飞机降落在河北省易县城外的一块平地上，幸而有惊无险，未发生意外。
飞机迫降成功后，傅作义一行徒步十余里，来到易县县政府，先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发电报，然后又电告太原的阎锡山。宋哲元接电后连夜派人将傅作义接回北平。
傅作义于12月25日乘火车由北平回到绥远，拟换乘飞机再度前往西安，不料张学良已于当日下午乘飞机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得此消息，傅作义即向蒋介石致电表示慰问：“欣闻钧座平安回京，万民欢腾，河山再造，日月重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傅作义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抗日行动和斡旋活动，对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人们所不该忘记的。
( 责编 郄 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