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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
性别：男
生日：1984年04月28日
出生地：日本伊豆
爱好：跑步
目前的目标：集中每一刻，培养思想
特异功能：关键时刻的集中力
博客：http://blog.ifeng.com/1261366.html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
1 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2 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
3 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开始北京生活。
4 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
5 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等媒体举办的多个活动，接受过CCTV《实话实说》、《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的访问，在《南方周末》、《国际先驱导报》、英国《金融时报》、《瞭望东方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和专栏作家，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衷观察家、参与者。
6 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日本走向何方》(译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
7 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
8 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9 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曾是专业长跑运动员，参加过全国大赛。
10 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
——摘自加藤嘉一凤凰博客
当面前摆放着这样一份金光灿灿的简历时，记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采访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加藤去了封邮件。出乎意料的是，加藤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他在回信里写道：“我出生于伊豆农村，我有很多话想和中国的中学生聊聊。”
于是在北三环蓟门桥西北角的一个小区里面，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加藤。大概是因为在中国待久了的关系，加藤不似一般的日本青年那么讲究仪表，他的头发甚至有些乱糟糟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在和制作人谈剪片的事情。”他没有像日本人那样鞠躬，而是跟记者握了握手。
加藤提到的剪片指的是《滴泪痣》，中日合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黄圣依和郭家铭担任主演。加藤是副导演，负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还客串一个掌掴黄圣依的黑社会——这经历让这个只有24岁的青年着实有些不一般。
我是个规则打破者
“我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一落座，加藤就来了这么一句。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状况。不过在他的祖国日本，加藤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他想追求的，而是被外界逼迫的。“在那里，我是被社会排斥的，是边缘人。”
加藤的被排斥感起源于他的家庭。12岁那年，他父亲的公司破产了，欠下了许多债务，全家人过上了被逼债的日子，刚上初一的加藤只好去打工。他找了份送报纸的工作，因为年纪太小，老板不同意雇佣他，但加藤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我跟他说，我跑得快，载记性好，你请我绝对是正确的，我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就被我说服了。”
在学校里，加藤也有边缘人的感觉。加藤个子很高，性格也活跃，在班里属于爱出头那种。“但日本社会不喜欢这种出头鸟，我感到很压抑。学校还不允许我练习长跑，说会耽误学业，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说服他们。”
加藤就是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儿，别人越不许他做的，他就要去做。日韩世界杯那年，加藤组织全校学生签名向校长请愿，要求学校提前两小时放学让学生能够为日本队加油。“我就这样去了办公室，和校长交涉。”
“结果呢?”
“结果我们就去看球赛了呗。”
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加藤有些得意。“我就是个规则打破者。当然了，我打破的都是些小规则，校规什么的。”他又自嘲地笑了笑，“我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是小环境的话还是能做些努力，改变些什么的。”
从东大到北大
上了初二，加藤开始学习英语。由于没钱买辅导书，他只能通过阅读英文书报杂志来学习。“这是我独特的学习方法，我学汉语也是这么学的，就看《人民日报》。”高二那年，他开始做日英翻译的工作，报酬比送报纸高了许多，熟练的英语甚至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去澳大利亚短期交流的机会。
这一次的澳洲之旅可以算作是加藤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有了强烈地出国留学的愿望。“我在澳洲的时候，那些人都拥抱我，你不知道对于一直受排斥的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越来越想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日本的社会太压抑，我不愿意这样循规蹈矩地活下去，国外让我看到了希望。”
18岁那年，加藤的机会等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机会。刚刚被东京大学法学部录取的他，偶然地认识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还有北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来中国留学不会那么顺利。”
实际上，加藤会选择来中国，经济是很重要的因素。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我虽然可以自己打工维持生活，但是东京大学的学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得为父母和弟妹着想。”不过加藤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对日本很有影响力，日本青年都对中国感兴趣。”
因为英语成绩突出，加藤曾经有过到联合国工作的念头。“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门英语可不行。”联合国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加藤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这也是促成他留学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3年的春天，加藤退掉了东京大学的录取书，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入住北大勺园。
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精英
说起北大，加藤又打开了话匣子：“到北大第一个晚上，我哭了。”他说，“因为寝室的灯坏了。”那时候正逢“非典”，北大停了课，没课上的他就靠着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和看门的阿姨说话来练习中文。现在，加藤已经在FT中文网(编者注：FT为英国《金融时报》的简写)上开了专栏，出版过好几本中文著作，甚至说话都带上了些微的京腔。
即使在北大，加藤还是不改我行我素的习惯，“我不喜欢上的课我就不去听。”不过紧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这在北大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每天早晨，加藤围着未名湖先跑上10到15公里，然后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面。“我一年读了两百 本书，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当记者质疑睡眠时间的真实性的时候，他手一摊：“我是个运动员，体力好。”
“是北大救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的我。”在加藤看来，正因为有了北大的存在，才使得自己眼里的中国更有魅力，更显得强大。
不过加藤对北大赞美之词也不太多，剩下的全是轰轰的炮火。“你一定要写下来，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精英。”这句话他对着记者重复了好几遍，还放大了声量。加藤认为，北大的学生缺乏公共意识，只顾着经营自己的小世界，北大的许多老师忙于应酬，学术上不能精进。北大进出校门检查证件也成了他攻击的目标：“大学是公共财产，北大是没有权力把自己封闭起来、私有化的。”
专栏作家的习惯让他把批评的矛头从北大学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现在的年轻人，都太功利了。他们自以为是精英，很自大，但又不自信，只会从众，完全没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加藤似乎又恢复了他中学时代那种愤世嫉俗的气质，很有些咄咄逼人。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父母不独立
加藤的名片有20多种，上面印着他的多种头衔和职业，其一便是人大附中的日语外教。说起自己的那群学生，他特别来劲儿。“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追求个性，他们不排斥另类，中国的社会也很有包容性。”
他特别提到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学生。“那个学生很像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他谈到，那个学生希望不走既定的路子，而是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就瞒着父母申请了英国的学校，直到签证下来才向我坦白。“当时他跑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就觉得自己的经历真的鼓舞了学生，那种感觉太好了，我特别为他骄傲，那天晚上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不过加藤对中国的教育还是很不满，他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高考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有父母甚至为了高考搬家，你说，这样给了小孩子多少压力。”不过作为一名教师，加藤抨击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的父母。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父母不独立。”说到这里，他义愤填膺，甚至冒出了一句中文的“国骂”。“父母离不开孩子，就使劲掺和孩子的人生。孩子的人生是自己的，又不是父母的，凭什么指手画脚?”按照加藤的理论，父母亲只需要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房间，别干涉太多。“父母不要总替孩子拿主意，因为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还有谁能照顾你的孩子?”他还用自己来现身说法，“我母亲就很少给我电话，我还不是活得很好。”
想好了，就冲吧
加藤接受过多个媒体的采访，面对记者，他总是进退有据，谈话的主导权永远都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他年轻、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做事有鲜明的目的性，对自己的欲望渴求从不隐瞒。“我不是圣人，我有私心。”他很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但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我要为大众服务，我要从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拼命学习，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得时刻做好准备，不让任何一个机会溜走。”他为多个媒体写专栏，因此被低年级的师妹奉为偶像：“他(加藤)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FT专栏作家。”当然质疑的人也有，北大未名BBS的一位版主就曾调侃道：“既然他想从政，为什么不在日本，而到中国来，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加藤确立从政这一终极目标是在他五岁的时候。“我是从伊豆农村出来，是个完完全全的草根。”自小的经历让加藤对社会特别失望，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来改变这一切：“我只是想做些什么，让后来人不走我走过的弯路，不犯我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而从政是他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他以奥巴马自喻：“我跟奥巴马是同类，他也是出身底层，也是被社会排斥，我从奥巴马身上看见了希望。”他与奥巴马有同样的渴求，似乎也有着同样的才能。
加藤认为，在日本，自己之所以总是感到被排斥，就是因为自己缺乏力量。“在中国的学习和经历就是在积蓄力量，等自己够强大了，我会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才能归国的时候，他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还不行，但总有一天我会回日本的。”
然而即使坚定如加藤，也难免会有沮丧的时刻。“很多人都只看到我成功的一面，他们都不知道，其实我失败过无数次。”每一次的失意，他就会追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加藤会去到景山，坐在山顶上眺望北京城。“其实我是有恐高症的，好在景山还不太高。”他坐在那里，看着“北京的中心，中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加藤语)”，于是他又有了力量。“每次失败以后，我会沮丧。然后我会对自己说，不能再沮丧下去，想想自己的处境，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想好了，就冲吧。”
性别：男
生日：1984年04月28日
出生地：日本伊豆
爱好：跑步
目前的目标：集中每一刻，培养思想
特异功能：关键时刻的集中力
博客：http://blog.ifeng.com/1261366.html
加藤嘉一的10种面孔
1 加藤嘉一的英文名是Kato Yoshikazu，1984年出生，日本伊豆人。
2 加藤嘉一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
3 加藤嘉一在2003年“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当着陆到北京机场时，处于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的“三无”状态。从“零”开始北京生活。
4 加藤嘉一是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他曾经参加过多个国际、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
5 加藤嘉一是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他曾经参加过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等媒体举办的多个活动，接受过CCTV《实话实说》、《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的访问，在《南方周末》、《国际先驱导报》、英国《金融时报》、《瞭望东方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和专栏作家，是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热衷观察家、参与者。
6 加藤嘉一是图书作者。他曾经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日本走向何方》(译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
7 加藤嘉一是同声传译者。他能流利使用日文、中文、英文三种语言，曾经在学术研讨会、国际论坛、商谈、文化娱乐活动等多种平台担任过同传或交传的角色。
8 加藤嘉一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日语教师。
9 加藤嘉一在日本初中、高中时曾是专业长跑运动员，参加过全国大赛。
10 加藤嘉一是谈判者。他曾经在政治、经济、商业、文化、艺术、学术、娱乐、体育等各种国际场合扮演谈判者的角色。
——摘自加藤嘉一凤凰博客
当面前摆放着这样一份金光灿灿的简历时，记者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采访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加藤去了封邮件。出乎意料的是，加藤很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他在回信里写道：“我出生于伊豆农村，我有很多话想和中国的中学生聊聊。”
于是在北三环蓟门桥西北角的一个小区里面，记者第一次见到了加藤。大概是因为在中国待久了的关系，加藤不似一般的日本青年那么讲究仪表，他的头发甚至有些乱糟糟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在和制作人谈剪片的事情。”他没有像日本人那样鞠躬，而是跟记者握了握手。
加藤提到的剪片指的是《滴泪痣》，中日合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黄圣依和郭家铭担任主演。加藤是副导演，负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还客串一个掌掴黄圣依的黑社会——这经历让这个只有24岁的青年着实有些不一般。
我是个规则打破者
“我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一落座，加藤就来了这么一句。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状况。不过在他的祖国日本，加藤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他想追求的，而是被外界逼迫的。“在那里，我是被社会排斥的，是边缘人。”
加藤的被排斥感起源于他的家庭。12岁那年，他父亲的公司破产了，欠下了许多债务，全家人过上了被逼债的日子，刚上初一的加藤只好去打工。他找了份送报纸的工作，因为年纪太小，老板不同意雇佣他，但加藤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我跟他说，我跑得快，载记性好，你请我绝对是正确的，我也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就被我说服了。”
在学校里，加藤也有边缘人的感觉。加藤个子很高，性格也活跃，在班里属于爱出头那种。“但日本社会不喜欢这种出头鸟，我感到很压抑。学校还不允许我练习长跑，说会耽误学业，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说服他们。”
加藤就是有那么一股子狠劲儿，别人越不许他做的，他就要去做。日韩世界杯那年，加藤组织全校学生签名向校长请愿，要求学校提前两小时放学让学生能够为日本队加油。“我就这样去了办公室，和校长交涉。”
“结果呢?”
“结果我们就去看球赛了呗。”
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加藤有些得意。“我就是个规则打破者。当然了，我打破的都是些小规则，校规什么的。”他又自嘲地笑了笑，“我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是小环境的话还是能做些努力，改变些什么的。”
从东大到北大
上了初二，加藤开始学习英语。由于没钱买辅导书，他只能通过阅读英文书报杂志来学习。“这是我独特的学习方法，我学汉语也是这么学的，就看《人民日报》。”高二那年，他开始做日英翻译的工作，报酬比送报纸高了许多，熟练的英语甚至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去澳大利亚短期交流的机会。
这一次的澳洲之旅可以算作是加藤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有了强烈地出国留学的愿望。“我在澳洲的时候，那些人都拥抱我，你不知道对于一直受排斥的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他越来越想走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日本的社会太压抑，我不愿意这样循规蹈矩地活下去，国外让我看到了希望。”
18岁那年，加藤的机会等到了他盼望已久的机会。刚刚被东京大学法学部录取的他，偶然地认识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还有北大，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我来中国留学不会那么顺利。”
实际上，加藤会选择来中国，经济是很重要的因素。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我虽然可以自己打工维持生活，但是东京大学的学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我得为父母和弟妹着想。”不过加藤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中国对日本很有影响力，日本青年都对中国感兴趣。”
因为英语成绩突出，加藤曾经有过到联合国工作的念头。“我觉得，要到联合国工作，光会门英语可不行。”联合国官方语言有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中文，加藤想，起码汉语和日语有相通的地方，学起来应该不会太吃力——这也是促成他留学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3年的春天，加藤退掉了东京大学的录取书，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入住北大勺园。
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精英
说起北大，加藤又打开了话匣子：“到北大第一个晚上，我哭了。”他说，“因为寝室的灯坏了。”那时候正逢“非典”，北大停了课，没课上的他就靠着每天阅读《人民日报》、和看门的阿姨说话来练习中文。现在，加藤已经在FT中文网(编者注：FT为英国《金融时报》的简写)上开了专栏，出版过好几本中文著作，甚至说话都带上了些微的京腔。
即使在北大，加藤还是不改我行我素的习惯，“我不喜欢上的课我就不去听。”不过紧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这在北大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每天早晨，加藤围着未名湖先跑上10到15公里，然后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写作上面。“我一年读了两百 本书，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当记者质疑睡眠时间的真实性的时候，他手一摊：“我是个运动员，体力好。”
“是北大救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今天的我。”在加藤看来，正因为有了北大的存在，才使得自己眼里的中国更有魅力，更显得强大。
不过加藤对北大赞美之词也不太多，剩下的全是轰轰的炮火。“你一定要写下来，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精英。”这句话他对着记者重复了好几遍，还放大了声量。加藤认为，北大的学生缺乏公共意识，只顾着经营自己的小世界，北大的许多老师忙于应酬，学术上不能精进。北大进出校门检查证件也成了他攻击的目标：“大学是公共财产，北大是没有权力把自己封闭起来、私有化的。”
专栏作家的习惯让他把批评的矛头从北大学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现在的年轻人，都太功利了。他们自以为是精英，很自大，但又不自信，只会从众，完全没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说这些话的时候，加藤似乎又恢复了他中学时代那种愤世嫉俗的气质，很有些咄咄逼人。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父母不独立
加藤的名片有20多种，上面印着他的多种头衔和职业，其一便是人大附中的日语外教。说起自己的那群学生，他特别来劲儿。“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追求个性，他们不排斥另类，中国的社会也很有包容性。”
他特别提到一个去英国留学的学生。“那个学生很像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他谈到，那个学生希望不走既定的路子，而是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就瞒着父母申请了英国的学校，直到签证下来才向我坦白。“当时他跑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就觉得自己的经历真的鼓舞了学生，那种感觉太好了，我特别为他骄傲，那天晚上我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不过加藤对中国的教育还是很不满，他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高考给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有父母甚至为了高考搬家，你说，这样给了小孩子多少压力。”不过作为一名教师，加藤抨击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的父母。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父母不独立。”说到这里，他义愤填膺，甚至冒出了一句中文的“国骂”。“父母离不开孩子，就使劲掺和孩子的人生。孩子的人生是自己的，又不是父母的，凭什么指手画脚?”按照加藤的理论，父母亲只需要孩子提供一个独立的房间，别干涉太多。“父母不要总替孩子拿主意，因为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到那个时候还有谁能照顾你的孩子?”他还用自己来现身说法，“我母亲就很少给我电话，我还不是活得很好。”
想好了，就冲吧
加藤接受过多个媒体的采访，面对记者，他总是进退有据，谈话的主导权永远都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他年轻、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做事有鲜明的目的性，对自己的欲望渴求从不隐瞒。“我不是圣人，我有私心。”他很爽快地承认自己的缺点，“但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我要为大众服务，我要从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拼命学习，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得时刻做好准备，不让任何一个机会溜走。”他为多个媒体写专栏，因此被低年级的师妹奉为偶像：“他(加藤)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FT专栏作家。”当然质疑的人也有，北大未名BBS的一位版主就曾调侃道：“既然他想从政，为什么不在日本，而到中国来，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加藤确立从政这一终极目标是在他五岁的时候。“我是从伊豆农村出来，是个完完全全的草根。”自小的经历让加藤对社会特别失望，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什么来改变这一切：“我只是想做些什么，让后来人不走我走过的弯路，不犯我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而从政是他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他以奥巴马自喻：“我跟奥巴马是同类，他也是出身底层，也是被社会排斥，我从奥巴马身上看见了希望。”他与奥巴马有同样的渴求，似乎也有着同样的才能。
加藤认为，在日本，自己之所以总是感到被排斥，就是因为自己缺乏力量。“在中国的学习和经历就是在积蓄力量，等自己够强大了，我会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才能归国的时候，他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还不行，但总有一天我会回日本的。”
然而即使坚定如加藤，也难免会有沮丧的时刻。“很多人都只看到我成功的一面，他们都不知道，其实我失败过无数次。”每一次的失意，他就会追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加藤会去到景山，坐在山顶上眺望北京城。“其实我是有恐高症的，好在景山还不太高。”他坐在那里，看着“北京的中心，中国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加藤语)”，于是他又有了力量。“每次失败以后，我会沮丧。然后我会对自己说，不能再沮丧下去，想想自己的处境，想想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想好了，就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