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社会各界对此次会议的期待颇高，有人认为阻碍中国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将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前进的任督二脉将被打通，所以，其意义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肩。此次会议的一个焦点可能是“国企改革”，因为国企改革已成为饱受社会各界诟病的重大问题。中国在过去10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便是国有企业的力量大大增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网上出现许多为国企辩护的文章，一些学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国企存在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并不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如果民营企业过度发展，情况可能会更糟；还有学者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出发，认为国有企业并不一定竞争力差，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正是其竞争力的体现。这些为国企辩护的种种见解突破了惯常的思维，表面上看有些道理，却经不起推敲。
　　国有企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怪胎，它是行政化的产物，不是市场化的产物，正所谓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花盘里养不出万年松，国有企业就像一个受到过度保护和溺爱的孩子一样，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竞争力。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力更多是受到过度呵护的结果，这种过度呵护只能让一个产业的效率遭到破坏，社会整体财富流失，发展的机遇丧失，国有企业不但自己长不成参天大树，其对社会资源的挤占，也会压缩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几乎没有培养出世界级企业，国有企业难辞其咎，比如受到国家保护的汽车产业，几十年都没造出像样的汽车，没有哪个国有企业成为世界级家喻户晓的品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倒是像华为、联想这样的民营企业更能代表中国形象。正因为国有企业本身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西方国家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国有企业这个怪胎的，花旗银行、通用汽车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短期成为“国有企业”，是美国政府为了救市的无奈之举，这些企业复苏后，政府资本便马上退出了。所以，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观点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只能当“药”来吃而不能当“饭”来吃，否则市场经济就会生病，而我国却是把国有企业当“饭”来吃了。
　　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如民营企业，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国有企业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国有企业内部的各层级之间是一种层层代理关系，因为最顶层的一级代理存在“所有者缺位”，让各个层级代理的效用都会大打折扣。在最顶级的代理中，是国资部门作为全民的代表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但无论国资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多么严谨科学，它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并不能有效制约，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国资部门对国企监管并不会像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或所有者那样投入，另外，即使国有企业能够做到像“民营企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但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国资部门并不能很好的监控企业管理层的行为。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虽然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但其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创始人自己或通过其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这种模式基本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二是即使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不参与日常经营，也可以通过董事会对企业的方向进行把控，这种情况委托代理的问题不严重；三是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发展成熟的公众企业，创始人和家族成员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但因为建立了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委托代理问题由制度层面解决。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其委托代理的效果都远远优于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很难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虽然国资部门进行全球招聘一些国企领导者岗位，但国企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这些人很难有施展的空间，怀才不遇者可能怅然离去，留下来的恐怕也难有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并不是国有企业可以打造的，一个国家的优秀人才挤破头进国有企业也是不正常的。国有企业属于全民，但并未为全民创造福利，却事实上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推手，这是违背了其“国有”这两个字的性质，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少数享有的福利，而其丧失的效率却由全民来买单，这是不公平的。国有企业并未在社会责任方面显示比民营企业更有热情，它们更像一个封闭冷漠的帝国，听不得劝解和批评的声音。如有人提出在目前社保資金缺乏的情况下，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股份划归给社保基金，凸显其“全民所有”的特性，竟也遭到了一些国企人士的反对。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农村通过联产承包无疑改革成功了，而城市的改革其实便是围绕国企改革展开的，一直是举步维艰，国有企业当年无论搞得承包、租赁、股份制，还是后来的“抓大放小，退出竞争性领域”，虽然造成了一时的阵痛，但其方向无疑是成功的。但后来的风向不知为何突然转变，国企卷土重来，这是让人费解的。其实，国企目前取得的那一点点业绩完全是建立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基础上的，国企靠一种寄生生存模式掩盖了自身的顽疾，如果经济繁荣不再，这种顽疾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因此，在此顽疾从肘腋之患发展成心腹之患前，尽快改革势在必然。
　　2013年0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