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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被认为是全球精英的聚会。在第一天论坛签到时,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进入一个帐篷,我把护照交给前台一个上年纪的瑞士妇女,她核实后说我走错了帐篷,她是负责媒体代表簽到的,而我是“媒体领袖”,应该去隔壁一个帐篷。我马上否认,说我不是领袖,但她坚持认为我是。我想解释父亲曾经是记者,我一些好朋友也是记者,我从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的东西与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这根本不是领导任何人的问题,但我已经看出来
本期《南风窗》的封面报道关注到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人们的利益冲突已很严重,甚至赤膊上阵的今天,知识分子能够做些什么?  这当然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也是拷问“政府该怎么做”,作为“利益方”,我们每一个人,又当如何?毕竟,无论是政府,还是每一个人的行为选择,都会改善或恶化大家的处境和命运,也会影响社会的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利益或更多的利益,看起来这个社会中的一些人已经疯狂了。  比如,一些
2010年8月11日,黑龙江嫩江县,牧农夫妇在草地上挤奶,江对岸是豪华的县政府大楼,紧邻的“罗马”穹顶建筑,是高档的酒店会所。  直到有一天,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为车辆交通铺开的、满是尘土的路上,我们才发现,城市的大,却容不下一个让孩子们展开笑颜的机会。  沿着瑗珲—腾冲线,这条1935年由胡焕庸先生发现并命名的中国人口、自然和历史地理的分界线,我们看到,从远距离贸易发展开始的那天起,利益和
许多人都知道18世纪德国伟大哲学家暨诗人、美学家席勒(J.C.F.Schillen)其人。他写过《欢乐颂》这首名诗。后来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就把该诗的内在精神发扬光大。  但知道席勒也是运动竞技类学家的可能就不多了。席勒是第一个以游戏的概念来谈运动竞技的思想家。他认为运动这种旅游活动,可以使人快乐,而这种竞技的游戏,在带给人们快乐时,同时也具有使人产生自求完美、追求卓越的飞越功能,而达到审美的境界。
“红色重庆”的经验    储建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经过28年的时间,夺取了全国政权,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将中国带上了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的确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共产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并且在关键的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扭转乾坤。  在共产党取得显著成就的今天,需要面对贫富分化和官场腐败这两个顽症。重庆的主政者则诉诸共产党革命
普世主义是当下国际政治领域和思想讨论空间内无可回避的一种思潮和修辞手法,它将某些价值理念定义为“普世的”,相应地,另一些价值理念是落后的、应该被普世价值替代的。参与政治性辩论的人,要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诘问:难道你不认同普世价值吗?这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终结讨论、为对手定性的一个策略。  普世价值是一组能动的概念,指向一个被规定了的方向,其作用不是阐释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关于普世主义的讨论与
刘福垣已经从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一职退休,但仍未完全离开社会工作。和不少退休学者和官员一样,他进入了协会工作,担任国家发改委下属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一职,且仍然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大事保持密切关注。  当此经济形势复杂,宏观经济调控引人关注之时,他在国宏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围绕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等问题直抒己见。“中国还没到谈经济周期
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  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  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按“现代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我们这个流行乡愿、惧官的社会里,对既有体制的“服从”即便不被视为美德,也会被当作生存法则而反躬践行。而即便抱持常理的“不服从”,也往往会被视为“逆上的异端”。  “公民不服从”是美国作家梭罗开创的一项现代理论,被应用于从印度独立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到当代西欧反核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公民不服从”拒绝整体改造论,否定暴力革命论,是公共意义上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