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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古称彭城，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为两汉时期重要封国楚国和彭城国的都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以谋反为借口，将韩信降为淮阴侯，将其封地一分为二，淮河以北仍为楚，以其同父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封东海、彭城、薛郡三郡36县（或作“40余城”）。从此，以徐州为中心的西汉楚国正式建立，是汉初“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九大同姓诸侯王国之一。自刘交起西汉传了12代楚王，按照汉代制度，诸侯有封地者死后葬于封地，因此这些分封于徐州境内的诸侯王，一般均葬于今天徐州境内。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一批墓室规模宏大、出土玉器精美的西汉楚王墓群，尤其是西汉早期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所出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玉质优良，雕琢工艺精湛，达到了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巅峰。这批玉器是最具典型性的西汉早期楚国玉器，通过对其制作产地的探讨，对汉玉的继承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汉早期玉器非当时中央政府统一制作
汉代玉器的水平之高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不过关于这些玉器的制作地点，却长期以来难以说清，有人认为应是由长安中央政权统一制作，然后赐给各诸侯国。而近年来，对古代玉器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科技手段的加入，则对此作了较好的解释。
西汉早期出土的玉器中玉衣是较为突出和有代表性的。本章通过对西汉早期出土玉衣的制作的研究，以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衣为例，来阐明西汉早期玉器制作的非统一性。以玉衣为研究对象，是因玉衣应是汉代中央政权控制最为严格的丧葬用具，最可能由中央政权统一制作，其研究成果最具说服力。
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刘胜金缕玉衣一具，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联缀组成，金丝重1100克，刘胜在位42年，卒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1983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丝缕玉衣一具，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全长1.73米，由2291片玉片、麻布和丝线粘贴编缀而成，墓主赵眜是第二代南越王，卒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一具，修复后的玉衣总长1.76米，玉片总数4248片，穿缀金丝重1576克，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金缕玉衣，虽然墓主的身份尚未完全确定，但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54年（图1）。
分析研究这三件玉衣，其中有两个方面最具说服力。第一方面，首先是玉料的来源不同。虽然这三件玉衣均为透闪石玉，但玉料产地不同。满城汉墓玉衣玉料来自于辽宁岫岩地区;南越王墓玉衣玉料根据科技检测分析部分玉料来自于广东广宁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玉料来源尚未完全确定，谷娴子等学者根据狮子山出土玉片样品的微量及稀土元素分析，排除玉料来自新疆玛纳斯、台湾花莲、江苏溧阳小梅岭、辽宁岫岩、四川汶川龙溪和河南栾川的可能，认为玉料来自新疆和田。最近，又有学者考察了狮子山出土的玉龙佩、玉璧、玉环、玉容器等，指出该批玉料的材料与新疆和田玉有显著差异，却同甘肃闪石玉非常相似，推测玉料的来源或为甘肃马鬃山玉矿。但是不管是新疆和田还是甘肃马鬃山，都是来自中国西部区域，排除了来自已知中原地区玉矿的可能性。第二方面，工艺加工特征不同。从玉衣片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地的切割水平;从打磨抛光技术来判断，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玉衣片技术更加成熟，又明显高于其他两地的打磨抛光技术;从玉片钻孔方法来判断，南越王墓玉片钻孔为实心对钻，徐州狮子山汉墓玉片钻孔为实心单面钻，而满城汉墓玉片钻孔有两种：一为杆钻，一为管钻，这三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工艺加工特征的不同，说明其不是来自一个玉作体系，而是由不同的玉作体系制作完成的。
西汉早期是玉衣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是汉以前缀玉面罩、缀玉衣服等向完整玉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徐州地区，这一发展的脉络在早期的墓葬中已可窥其豹斑，从子房山M3出土的缀玉面罩，药检所、韩山M1等墓的丝缕玉面罩到拖龙山M1由头套、足套两部分构成的玉套，到韩山M1由头套、手套、足套三部分构成的玉套，最终发展到完整的玉衣，构成了玉衣比较完整的发展线索，而在西安出土西汉时期墓葬中却见不到这种迹象。
灵寿故城是战国中山国国都，在其战国墓中出土有部分制作玉器的边角料，说明当时中山国拥有了自己的玉石作坊。文帝时期，南越王赵佗进献的物品中，第一项就是“白璧一双”，便是最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西汉早期中央政权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尚没有形成由中央政权统一制作玉器然后赐给各诸侯国的制度，而当时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发达，大批当地玉料不可能来回往复地运输，而就近由当地诸侯国加工制作玉器应视为可能。
二、汉代徐州地区拥有自己的玉器制作作坊
汉代楚国历史记载简略，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记录更是一片空白。大量汉代玉器的出土，表明西汉楚国存在发达的治玉手工业，种类之多、数量之盛的徐州汉玉承载了大量信息，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汉代楚国制玉业的认识。
绚丽多彩的徐州汉玉展示了自身独特的风采，数量丰富是其特点之一：现已发掘的徐州汉代王侯贵族墓葬几乎墓墓有玉，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便达200余件套，占该墓文物的十分之一。在徐州地区，不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北洞山楚王墓、小龟山楚王墓均有许多精美玉器的出土，而且发现的列侯墓、宗室墓也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地方特色鮮明是其特点之二：狮子山楚王墓所出的两面浮雕20条龙纹的玉璜，为汉代同类玉器所未见;所出的玉戈，援部和胡部之间有透雕的龙纹附饰，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器型和纹饰差别也非常大。又如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形状很特殊，多数做“凸”字形鳞甲状，与常见的玉衣片大不相同，从玉片的穿孔可以看出其编联方式和其他玉衣也不一样，这套形制特殊的玉衣应该是在楚王国内的玉器作坊制作的（图2、图3、图4）。 楚国是西汉前期“连城数十”的大藩国。当时的大藩国往往是“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形成半割据的状态，西汉楚国在诸大藩国中又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楚王国内应该也有与中央朝廷类似的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专为楚王及其亲属琢制各种玉器。
楚王国有自己的玉器手工业作坊，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能得到证明。徐州白云山、拾屯西汉墓葬和乔家湖东汉墓葬都出土了一批玉料、边角料和半成品。审视这些玉料，有的仅仅只是将玉料中的氧化层去掉，拾屯汉墓出土的两种青玉料即是如此，玉料的个体较大，一件略呈刀形，另一件略呈山字形，都是用双面切割的方法去掉表面氧化层的;有的是为制作玉器遗留下来的半成品及废料，白云山水泥厂一号墓曾出土一件被切割开的玉璧，从璧的两侧切开，准备制成两件玉璜，还有一块圆形玉片，显系挖空玉璧内孔剩下的碎料。随葬玉废料的墓主，可能是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的玉工或其亲属。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楚王刘英曾做“金龟玉鹤”，说明汉代楚王国有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图5）。
三、西汉早期楚国高超玉器加工工艺源于战国楚国的继承
春秋至战国中期，随着楚国经济、军事力量的积聚，楚国的文化走向了鼎盛，相应的也是楚国的玉器发展的繁荣期。春秋中后期，楚国已经有专门治理和掌管玉的官员——玉尹。1987年，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了大批竹简，竹简记录楚国设有玉府，专门管理和制造玉。结合楚国用玉的历史和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楚和氏璧并不是一个玉璧的特称，而是指楚国制作的具有特色品质、颜色、形制和花纹工艺的璧的总称。说明战国楚国已有自己特色鲜明技术高超的玉器制作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地玉器的重要代表。
郢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楚人首都搬到哪里，哪里就是郢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领秦军攻袭楚国，一路攻城略地。迫使楚国放弃郢都东迁。于公元前241年正式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向东扩张，楚势力范围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公元前209年，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都盱眙，后迁都彭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五年，“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下邳即今徐州睢宁县古邳附近。秦汉之际，楚的区域中心已逐步迁移到徐州地区。公元前201年，韩信的封地被一分为二，原楚国淮水以北地区大片土地划归为西汉楚国领地，封国为楚国，封王为楚王。楚国的风俗习惯在这里得到延续，此地人唱楚歌，跳楚舞，楚风楚韵异常浓重。长期生活在沛郡的刘邦，在其回乡酒宴上吟唱了广为流传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中“兮”字的反复出现，正是楚辞的典型表现形式，可见楚文化影响之深远。
玉器同其他器物一样。存在着承上启下特点。如果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造就西汉早期楚国玉器的巅峰。考察徐州汉玉的特点，其从器型到工艺，都明显继承了楚地玉器的风格特色。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寿县博物馆陈列的大量楚国玉器与徐州地区出土汉玉的器型相近，应是徐州地区汉玉的源头。
战国楚国玉器重璧、重佩的特色在西汉楚国的玉器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玉璧、玉佩是楚国玉器类型的代表性作品。在战国晚期十多处楚玉出土地点中，以安徽长丰杨公楚墓出土玉器最为丰富。1977至1979年，先后在杨公公社清理九座中型楚墓，它们虽经不同程度的盗掘，但仍出有玉器79件，其中玉璧最多数量有42件，玉璜有11件，玉佩6件。战国楚国大量使用玉璧，而在西汉初期楚王墓中也发现了大量使用的玉璧，仅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就出土玉璧33件，其纹饰造型与战国楚国玉璧如出一辙。楚人佩玉，战国楚国玉佩较为突出的是玉璜、龙形玉佩，其造型优美雕刻工艺精良，与西汉楚国玉佩有明显的相承关系。楚地玉器的发展对西汉初期玉器楚国玉器产生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镂空透雕技法以及游丝刻、绞丝纹等具体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上，尤为相似的是齐头雕戚齿玉璜，战国楚国玉器特点表现最明显的是齐头雕戚齿肉部饰涡纹的玉璜。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璜97件，绝大多数为平头，两端雕出戚齿，戚齿雕制规范，并在璜拱之上部钻出小圆孔，用以系绳，肉部满饰涡纹或蒲纹。这些玉璜与安徽省长丰县楊公二号墓、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墓、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等战国楚地墓葬所出玉璜完全相同或相近。
在战国时期楚地，已形成了中国南方工艺卓越、设计奇妙、风格独特的楚国玉器文化，并迅速推动其后西汉早期楚国玉器发展，促其走上巅峰，创造了徐州地区汉代玉器的辉煌。
（作者简介：陈东，现供职于徐州博物馆藏品部，经济师）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附录九满城汉墓部分玉器的分析鉴定[M]，1980：P403。
2.罗涵等《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5）：P71。
3.谷娴子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11）：60-61。
4.龚良等《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J]，《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科学出版社：P103。
5.李银德、钱国光《试论两汉时期彭城的治玉业》[J]，《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P98-107。
6.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J]，《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科学出版社：P358。
一、西汉早期玉器非当时中央政府统一制作
汉代玉器的水平之高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不过关于这些玉器的制作地点，却长期以来难以说清，有人认为应是由长安中央政权统一制作，然后赐给各诸侯国。而近年来，对古代玉器大量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科技手段的加入，则对此作了较好的解释。
西汉早期出土的玉器中玉衣是较为突出和有代表性的。本章通过对西汉早期出土玉衣的制作的研究，以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衣为例，来阐明西汉早期玉器制作的非统一性。以玉衣为研究对象，是因玉衣应是汉代中央政权控制最为严格的丧葬用具，最可能由中央政权统一制作，其研究成果最具说服力。
1968年发掘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刘胜金缕玉衣一具，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联缀组成，金丝重1100克，刘胜在位42年，卒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1983年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丝缕玉衣一具，是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全长1.73米，由2291片玉片、麻布和丝线粘贴编缀而成，墓主赵眜是第二代南越王，卒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金缕玉衣一具，修复后的玉衣总长1.76米，玉片总数4248片，穿缀金丝重1576克，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玉片最多、玉质最好、工艺最精的金缕玉衣，虽然墓主的身份尚未完全确定，但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54年（图1）。
分析研究这三件玉衣，其中有两个方面最具说服力。第一方面，首先是玉料的来源不同。虽然这三件玉衣均为透闪石玉，但玉料产地不同。满城汉墓玉衣玉料来自于辽宁岫岩地区;南越王墓玉衣玉料根据科技检测分析部分玉料来自于广东广宁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玉料来源尚未完全确定，谷娴子等学者根据狮子山出土玉片样品的微量及稀土元素分析，排除玉料来自新疆玛纳斯、台湾花莲、江苏溧阳小梅岭、辽宁岫岩、四川汶川龙溪和河南栾川的可能，认为玉料来自新疆和田。最近，又有学者考察了狮子山出土的玉龙佩、玉璧、玉环、玉容器等，指出该批玉料的材料与新疆和田玉有显著差异，却同甘肃闪石玉非常相似，推测玉料的来源或为甘肃马鬃山玉矿。但是不管是新疆和田还是甘肃马鬃山，都是来自中国西部区域，排除了来自已知中原地区玉矿的可能性。第二方面，工艺加工特征不同。从玉衣片切割痕迹判断，南越王墓所使用的切割工具可能接近当时的最高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两地的切割水平;从打磨抛光技术来判断，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玉衣片技术更加成熟，又明显高于其他两地的打磨抛光技术;从玉片钻孔方法来判断，南越王墓玉片钻孔为实心对钻，徐州狮子山汉墓玉片钻孔为实心单面钻，而满城汉墓玉片钻孔有两种：一为杆钻，一为管钻，这三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工艺加工特征的不同，说明其不是来自一个玉作体系，而是由不同的玉作体系制作完成的。
西汉早期是玉衣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是汉以前缀玉面罩、缀玉衣服等向完整玉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徐州地区，这一发展的脉络在早期的墓葬中已可窥其豹斑，从子房山M3出土的缀玉面罩，药检所、韩山M1等墓的丝缕玉面罩到拖龙山M1由头套、足套两部分构成的玉套，到韩山M1由头套、手套、足套三部分构成的玉套，最终发展到完整的玉衣，构成了玉衣比较完整的发展线索，而在西安出土西汉时期墓葬中却见不到这种迹象。
灵寿故城是战国中山国国都，在其战国墓中出土有部分制作玉器的边角料，说明当时中山国拥有了自己的玉石作坊。文帝时期，南越王赵佗进献的物品中，第一项就是“白璧一双”，便是最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西汉早期中央政权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尚没有形成由中央政权统一制作玉器然后赐给各诸侯国的制度，而当时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发达，大批当地玉料不可能来回往复地运输，而就近由当地诸侯国加工制作玉器应视为可能。
二、汉代徐州地区拥有自己的玉器制作作坊
汉代楚国历史记载简略，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记录更是一片空白。大量汉代玉器的出土，表明西汉楚国存在发达的治玉手工业，种类之多、数量之盛的徐州汉玉承载了大量信息，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汉代楚国制玉业的认识。
绚丽多彩的徐州汉玉展示了自身独特的风采，数量丰富是其特点之一：现已发掘的徐州汉代王侯贵族墓葬几乎墓墓有玉，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便达200余件套，占该墓文物的十分之一。在徐州地区，不仅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北洞山楚王墓、小龟山楚王墓均有许多精美玉器的出土，而且发现的列侯墓、宗室墓也都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地方特色鮮明是其特点之二：狮子山楚王墓所出的两面浮雕20条龙纹的玉璜，为汉代同类玉器所未见;所出的玉戈，援部和胡部之间有透雕的龙纹附饰，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器型和纹饰差别也非常大。又如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形状很特殊，多数做“凸”字形鳞甲状，与常见的玉衣片大不相同，从玉片的穿孔可以看出其编联方式和其他玉衣也不一样，这套形制特殊的玉衣应该是在楚王国内的玉器作坊制作的（图2、图3、图4）。 楚国是西汉前期“连城数十”的大藩国。当时的大藩国往往是“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形成半割据的状态，西汉楚国在诸大藩国中又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在楚王国内应该也有与中央朝廷类似的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专为楚王及其亲属琢制各种玉器。
楚王国有自己的玉器手工业作坊，在考古发掘资料中也能得到证明。徐州白云山、拾屯西汉墓葬和乔家湖东汉墓葬都出土了一批玉料、边角料和半成品。审视这些玉料，有的仅仅只是将玉料中的氧化层去掉，拾屯汉墓出土的两种青玉料即是如此，玉料的个体较大，一件略呈刀形，另一件略呈山字形，都是用双面切割的方法去掉表面氧化层的;有的是为制作玉器遗留下来的半成品及废料，白云山水泥厂一号墓曾出土一件被切割开的玉璧，从璧的两侧切开，准备制成两件玉璜，还有一块圆形玉片，显系挖空玉璧内孔剩下的碎料。随葬玉废料的墓主，可能是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的玉工或其亲属。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楚王刘英曾做“金龟玉鹤”，说明汉代楚王国有官营玉器手工业作坊（图5）。
三、西汉早期楚国高超玉器加工工艺源于战国楚国的继承
春秋至战国中期，随着楚国经济、军事力量的积聚，楚国的文化走向了鼎盛，相应的也是楚国的玉器发展的繁荣期。春秋中后期，楚国已经有专门治理和掌管玉的官员——玉尹。1987年，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了大批竹简，竹简记录楚国设有玉府，专门管理和制造玉。结合楚国用玉的历史和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楚和氏璧并不是一个玉璧的特称，而是指楚国制作的具有特色品质、颜色、形制和花纹工艺的璧的总称。说明战国楚国已有自己特色鲜明技术高超的玉器制作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地玉器的重要代表。
郢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都。楚人有将都城命名为郢的习惯。楚人首都搬到哪里，哪里就是郢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领秦军攻袭楚国，一路攻城略地。迫使楚国放弃郢都东迁。于公元前241年正式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向东扩张，楚势力范围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公元前209年，项梁立熊心为楚怀王，都盱眙，后迁都彭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五年，“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下邳即今徐州睢宁县古邳附近。秦汉之际，楚的区域中心已逐步迁移到徐州地区。公元前201年，韩信的封地被一分为二，原楚国淮水以北地区大片土地划归为西汉楚国领地，封国为楚国，封王为楚王。楚国的风俗习惯在这里得到延续，此地人唱楚歌，跳楚舞，楚风楚韵异常浓重。长期生活在沛郡的刘邦，在其回乡酒宴上吟唱了广为流传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中“兮”字的反复出现，正是楚辞的典型表现形式，可见楚文化影响之深远。
玉器同其他器物一样。存在着承上启下特点。如果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造就西汉早期楚国玉器的巅峰。考察徐州汉玉的特点，其从器型到工艺，都明显继承了楚地玉器的风格特色。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寿县博物馆陈列的大量楚国玉器与徐州地区出土汉玉的器型相近，应是徐州地区汉玉的源头。
战国楚国玉器重璧、重佩的特色在西汉楚国的玉器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玉璧、玉佩是楚国玉器类型的代表性作品。在战国晚期十多处楚玉出土地点中，以安徽长丰杨公楚墓出土玉器最为丰富。1977至1979年，先后在杨公公社清理九座中型楚墓，它们虽经不同程度的盗掘，但仍出有玉器79件，其中玉璧最多数量有42件，玉璜有11件，玉佩6件。战国楚国大量使用玉璧，而在西汉初期楚王墓中也发现了大量使用的玉璧，仅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就出土玉璧33件，其纹饰造型与战国楚国玉璧如出一辙。楚人佩玉，战国楚国玉佩较为突出的是玉璜、龙形玉佩，其造型优美雕刻工艺精良，与西汉楚国玉佩有明显的相承关系。楚地玉器的发展对西汉初期玉器楚国玉器产生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镂空透雕技法以及游丝刻、绞丝纹等具体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上，尤为相似的是齐头雕戚齿玉璜，战国楚国玉器特点表现最明显的是齐头雕戚齿肉部饰涡纹的玉璜。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玉璜97件，绝大多数为平头，两端雕出戚齿，戚齿雕制规范，并在璜拱之上部钻出小圆孔，用以系绳，肉部满饰涡纹或蒲纹。这些玉璜与安徽省长丰县楊公二号墓、湖北省江陵望山一号墓、河南省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等战国楚地墓葬所出玉璜完全相同或相近。
在战国时期楚地，已形成了中国南方工艺卓越、设计奇妙、风格独特的楚国玉器文化，并迅速推动其后西汉早期楚国玉器发展，促其走上巅峰，创造了徐州地区汉代玉器的辉煌。
（作者简介：陈东，现供职于徐州博物馆藏品部，经济师）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附录九满城汉墓部分玉器的分析鉴定[M]，1980：P403。
2.罗涵等《西汉早期出土金缕和丝缕玉衣部分玉料材质及其加工工艺特征管窥》[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5）：P71。
3.谷娴子等《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的玉料组分特征及产地来源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11）：60-61。
4.龚良等《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J]，《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科学出版社：P103。
5.李银德、钱国光《试论两汉时期彭城的治玉业》[J]，《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P98-107。
6.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J]，《徐州文物考古文集（一）》，科学出版社：P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