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新闻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越来越多中国的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居住。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
　　1970年，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有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另外，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作用。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毫无信任感。
　　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