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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19世纪东西方女医打破男权社会对于医师职业的垄断,使女医在医学教育、行医资质等方面的权益最终获得保障,这一过程蕴含了对性别平等这一终极目标和社会正义的追求.但是从韩国的事例来看,近代韩国女医职业化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并没有形成充满张力的互动.与其说女医是现存性别规范和社会旧秩序的挑战者,毋宁说她们更多呈现出的是顺从、继承乃至拥护旧秩序与旧规范的姿态.韩国女医师这一职业在诸多方面受制于性别不平等和歧视造成的非制度性障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待于一项长远的、各项机制配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