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藏书家，无不好古敏求，在一部雕印精美的善本书里，钤上几方古雅别致的藏书印，朱墨灿然，开卷一乐。藏书印是随着纸本书的出现、印章艺术的发展以及图书典藏活动的兴起，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西汉时期就出现了藏书印，不过，那时的藏书印与一般的收藏印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明清之际，藏书界使用藏书印的风气日益浓厚，藏书印也有了较为定型的格式，广受普通书香之家和文人的喜爱。叶德辉在《藏书十得·印记》中这样论述藏书印的价值：“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值连城。”
　　藏书印作用，在于证信，以示某书曾为某人所有，故历来受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许多优秀的书目都将藏书印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著录，从这点而言，藏书印首先具有史料价值;其次，用以判断一书的版本，印章和版式、行款、字体、纸张等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第三，藏书印又有其艺术价值，如明代毛晋用印，多出汪昊之手;清代潘祖荫滂喜斋藏章，赵之谦手治;徐乾学传是楼印乃顾苓之作;朱彝尊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印，葛潜手耕。它们或凝重古朴，或温雅秀逸，均可称精美之极。藏书印风格各异，就印文内容而言，包括名号印、堂号印、鉴赏印、校读印、里居印、箴言印、闲章等。
　　名号印是最为常见的藏书印，可以是姓名、字号、别号印。如“毛晋之印”、“乾学之印”、“黄丕烈印”。名号印中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连珠印，是把姓名拆开，每个字自成一方，几颗印连缀钤盖，姓名方才完整。黄丕烈有一“丕”、“烈”朱白文连珠印，“丕”为白文，“烈”为朱文，元刻本《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一即钤有此印。另外，藏书家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起一个别号，表述个人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并用以入印，这种印叫别号印。如唐寅的“六如居士”、徐乾学的“健庵”。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藏书斋、室、堂、阁、楼台，并刻成印章， 钤于书上，这种印叫堂号印，也有人把它叫做斋馆印。如文徴明的堂号印有“停云馆”、“辛夷馆”、“悟言堂”、“玉兰堂”;毛晋的堂号印有“汲古阁”、“目耕楼”、“弦歌草堂”;瞿镛的堂号印有“铁琴铜剑楼”等等。有些堂号印在各种堂号上加各种前后缀，如徐乾学“玉峰徐氏传是楼藏书”，文嘉“十二研斋及东文献衡山世家印”、吴云“二百兰亭斋鉴藏”，这些堂号印虽然有些变化，但仍以藏书家堂号为主体。
　　鉴赏印也是传统的藏书印。毛晋的“宋本”、“元本”、“甲”三印就是典型的鉴赏章，直接记录了鉴赏结果。毛氏以后，历代都有模仿，清末民初以来的藏书家更是发展了这种印记风格。这类鉴赏章可细分为偏重于鉴和偏重于赏的两类。偏重于鉴的如：校定、考订、审定、鉴定、珍玩、秘玩等，有的则直接记录鉴定结果，如“善本”、“宋本”、“元本”、“孤本”、“钞本”等;偏重于赏的如：珍藏、鉴藏、鉴赏、藏书清赏、珍赏、心赏、阅过、曾阅、曾藏、读过、眼福等等。
　　校读印是对于善本书上常见的校勘印与阅读印的统称。黄廷鉴“琴六手校”，“武愿顾千里校本”，顾沅“湘舟手校”，“琴川张蓉镜鉴定宋刻善本”，郑文焯“叔问校定”，江标“吴郡江氏曾经校订”，石蕴玉“琢堂校藏”，邓邦述“群碧校读”、“正闇审定”，金俊明“春草闲房手定”，张绍仁“异读斋校正善本”，钱曾“钱氏校本”，顾广圻“顾宾涧手校”，黄丕烈“士礼居精校书籍印记”，“惠定宇手抄本”，吴翌凤“爱读奇书手自抄”，也可归入校读印一类。
　　里居印是在印文中记载籍贯或族氏里居，如文徴明的“江左”印。印文更有以街巷分的，如吴县顾氏的“骑龙巷顾氏”，顾应昌的“混堂巷顾氏”、“碧凤坊顾氏”，唐寅的“桃坞人家”，吴宽的“长洲吴氏”、“双井村人”、“延州来季子后”，史鉴的“西史村人”，查燕绪的“家在苏州望信桥”，张蓉镜的“琴川望族”，沈与文的“故余山人”，何焯的“家在桃花坞”印等等。
　　箴言印是以格言、成语、警句等入印，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治学态度，或是对书籍的感情，更多的是谆嘱子孙后人继承先人遗志，保存好藏书。如钱谷的“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还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张燮的“平生减产为收书，三十年来万余卷，寄语儿孙劝雒诵，莫令弃掷饷蟫鱼，荛友氏识”。
　　闲章不闲，即这种印章是抒发个人的心迹或情趣，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主要反映藏主的志趣、逸兴、祈望、癖好等心迹，也间及藏主的特别荣宠事迹。闲章较之名章更多，尤其是明清两代。闲章印文取材来源，一是前人诗词、文句、典故、箴言、警句等，如文徴明的“惟庚寅吾以降”，其子文嘉“肇余锡以嘉名”，皆出自屈原《离骚》。王鏊“吴趋”，取《乐府·吴趋曲》。毛晋“汲古得修绠”，出于唐韩愈《秋怀诗》之五“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月明千里故人来”，出自唐寅《题草堂话旧图》诗中“新扣柴扉惊鹤梦，月明千里故人来”。二是自撰，更能反映藏书家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