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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蹇先艾是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通过对贵州风俗、地理、经济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描摹，他的作品传达了启迪民智和反军阀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受时代环境和人生历练的影响，作家的创作思想会随之发生改变。《水葬》是其成名作，通过对1927年初版本和1981年选集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个版本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又有所不同：前者从启蒙视角批判落后的封建习俗和乡民的愚昧麻木；后者从阶级视角表现农民的觉醒和反抗。
关键词：《水葬》 初版本 选集本 对比分析 阶级视角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他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抒写萦绕贵州情结的乡土文学，后期是抒写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后，蹇先艾对《水葬》《在贵州道上》《盐灾》《乡间的悲剧》《赶驮马的老人》等早期作品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写。经历了“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的时代巨变，蹇先艾的创作热情不减，但创作思想却发生了改变。下面我们将以蹇先艾的成名作《水葬》为例，探究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和作家的思想变化。
一、《水葬》从初刊到集结的五个版本
童年时代，蹇先艾随父母住在遵义的老城。1919年十三岁的蹇先艾被父亲送往北京求学，直到1936年卢沟桥事变，他才逃离北京回到贵州。在北京求学期间，蹇先艾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很早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由于对故乡的怀念时常萦绕心头，他尝试着以贵州的劳动人民为题材进行写作，而《水葬》 就是他的第一篇习作。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引起文坛关注，使蹇先艾成功跻身乡土文学作家行列。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了各自的丧葬习俗，常见的有土葬、火葬、水葬、树葬、天葬、塔藏、洞藏等，其中水葬即将死者遗体投于江河湖海。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故而水葬在某些地区寓意了对死者美好、幸福、不朽的祝愿。然而在这篇小说里，“水葬”既不是对死者的祭祀，更谈不上祝福，而是对活人的刑罚。经搜寻，这篇小说经历了以下版本的变迁：
《现代评论》（1924—1928）是民国时期在北京发行的一份综合性刊物，曾發表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文章，蹇先艾的《水葬》最早刊于1926年1月的《现代评论》，它真实地暴露了20世纪在中国边远贵州的农村依然存在的野蛮乡风：村民骆毛只因偷窃就被处以“水葬”的极刑，而乡民们竟围观看热闹。1927年8月，蹇先艾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朝雾》，收入作者1926年之前发表的十一个短篇，《水葬》是其中第七篇，基本上保持了1926年初刊的原貌。1957年3月，蹇先艾又整理了1926年至1943年间的十个短篇，集结为短篇小说集《倔强的女人》出版，《水葬》是其中第一篇。作者在这部小说集的自序中谈到，自己没有对《水葬》进行“大事修订”a，然而，1957年版《水葬》在某些字词上的改动，使得小说在内容和思想上相较1927年版都有了很大变化。1981年5月，蹇先艾另选取了1949年前写作的二十五个短篇集结成《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出版，《水葬》排在第一篇，它基本上维持了1957年版的面貌，可视为1957年版的完善本。2003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蹇先艾文集》（全三卷），收入卷一的《水葬》基本上恢复了1927年版的面貌，但编者亦做了少许改动。《蹇先艾文集》是在作者去世之后出版的，因此2003年版《水葬》中的改动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本意。下面我们将对1927年版和1981年版的《水葬》做对比分析，这两个版本都是由蹇先艾亲自审定的，并且差异较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有哪些差异，并且试述由差异导致的不同解读以及作者为何要如此修改。
二、阶级视角下两版《水葬》对比分析
1927年版《水葬》（以下简称初版本）通过对乡间冷酷习俗的描绘，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和麻木人性的批判，寄予了作者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经过修改，1981年版《水葬》（以下简称选集本）具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反映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残害、农民间的集体友爱以及受压迫农民的反抗意识。
（一）阶级矛盾显现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乡土社会可以说是“无法”的，这里的社会秩序依靠“礼治”来维持，但“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善意’，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b。初版本开篇就暴露了这种古已有之的冷酷风俗：
他们送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贼。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名目，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私下都可以处置。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了的。c
通常情况下，乡人若是有了越距的行为，可以请德高望重者出来主持，或是裁决，或是调解，或是教化。然而，边远的桐村竟连主持公道的村长都没有，骆毛只因偷盗就被村民们直接处以水葬。“中华民国”早已成立，然而桐村奉行的不是“民主”和“法制”的现代观念，而是“古已有之”的封建陋习。在桐村人看来，偷盗行为是本村道德文明的禁忌，所犯者是全村之公敌，处死小偷不仅是正义合理的，更是为民除害。千百年来，桐村人遵循着将小偷水葬的惯例，如今村民们“送着”骆毛去水葬亦不过是在重复着一场传统的仪式。在选集本里骆毛同样是被处死，但不是因为触犯了乡村习俗，而是因为得罪了惹不起的人物：
他们押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完全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一脸横肉的那个大绅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d
贵州到处是穷山恶水，耕地十分有限，农民靠租地过活，一生都要还地主的债，地方官僚和军阀不仅利用食盐和鸦片剥削老百姓，并且与地主相互勾结，压榨农民。因此，直到20世纪初，贵州的农民还是生活得连奴隶都不如，他们自称“干人”，即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人。读初版本，我们只知道骆毛是桐村的村民，对于他的具体出身、偷盗的原因、偷了谁的东西等等，都不甚了之。而选集本却在同一场景补充了重要信息：一是骆毛被水葬的来龙去脉，骆毛是被地主周德高退佃而破产的农民，他出于报复而盗窃周德高家，结果不幸被逮住；二是旧社会黑暗的上层社会关系网，地主周德高与地方官僚曹营长、区长、保长利益相连，他们相互勾结，欺压农民。不难看出，改写后的小说表现出了在现实中存在，而初版本未曾关注的农村阶级矛盾。 （二）阶级意识觉醒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也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许多青年乡土小说作家都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蹇先艾也不例外。初版本的骆毛总是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的摇动躯体支撑着一张和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的一身都没有肉，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头上的发虽然很乱，却缠着青布的套头；套头之下那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e
在初版本里，骆毛是一个身心不健全的人。从外形来看，他的脸又脏又黑，头发蓬乱邋遢，几根骨架和一张人皮构成了他的全部身躯，他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弱小者。除了污言秽语，他几乎一路沉默，“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只是顺从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与行尸走肉毫无差别。骆毛去偷盗，不过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从未思考过造成个人悲剧命运的原因，更不会萌生改变命运的想法。因此，骆毛的形象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虽然让人同情，但作者批判的态度更加明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选集本里，骆毛却有了一丝变化：
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的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套头；套头下面，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愤怒的光。f
在这里，虽然骆毛的外形没有太大变化，但细节上的改写却一扫人物精神的萎靡状态。从“一身都没有肉”到“没有肉”，“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到“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又黑又瘦的骆毛传达出一种“力”的感觉，尤其是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并且“放出愤怒的光”。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双眼睛让我们看到了骆毛的反抗精神。联系上下文可知，骆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地主周德高造成的，所以他愤怒的对象是很明确具体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像一般村民那样，只会把一切的不幸归咎于“命运”。这段描写暗含了作者对骆毛觉醒意识的赞美。除了骆毛，两个版本对村民的描写也有很大差异。妇人们是围观水葬的重要看客，在初版本里，她们自觉地与骆毛划清界限，不仅高喊骆毛为“强盗”，还要以“道德”的名義将他摧毁，在乡规民约面前，乡人与骆毛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而在选集本里，妇人们不是来看热闹的，她们站在路边叹息、皱眉、苦脸、不敢开口，不仅流露出对骆毛的深切同情，也表现出对自身悲惨命运的忧虑及不满。选集本通过对村民同情心的展示表现了农民阶级开始觉醒的集体意识，当骆毛挨打时，他们还集体发出不平的声音，“不行！你们不能老打人家呀！”g
（三）反抗阶级压迫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既培养了中国人高尚的品德，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人低劣的性格。中国人的“耐性”和“顺从”是令人惊叹的，林语堂曾对比过中西方人的性格，他在《中国人》里指出，许多的暴政、动荡和腐败在西方人眼里是不能容忍的，而中国人却视为自然法则。初版本里的骆毛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驯服：
骆毛的语声这时嘶哑的程度减轻而蓦地高朗了许多，颤颤的像破锣般的在响成一片：“嘿！瞧你们祖宗的热闹！老子把你们的婆娘偷走了吗？叫老子吃水？你们也有吃火的一天！烧死你们这一群狗杂种！”骆毛口里不干净的咕哝骂着。h
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反映当地的民俗文化，方言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版本里，骆毛像泼皮无赖一样，一路上骂骂咧咧，“祖宗”“婆娘”“狗杂种”等都是当地骂人的常用语，任何村民在生活不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像骆毛一样满口脏话。在初版本里，骆毛谩骂的是桐村村民，因为村民们要对他执行古已有之的私刑，并且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围观他、嘲笑他，这更令他窘迫和不满。实际上，桐村人在精神上与骆毛并没有差别，在相同的境遇中，他们都会将一腔的愤怒发泄在周围的人群身上。因此，这些低俗的骂人方言是对整个桐村人愚昧落后的写实。在选集本里的相同场景中，骆毛的语言却有了较大的改写：
这时，骆毛的声音，蓦地高朗了许多，像铜锣般响着：“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骆毛接连又骂了几句绅粮们最忌讳的“下流话”。i
语言的改写使骆毛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第一，骆毛清楚地意识到，以自己为代表的农民和以周德高为代表的地主是势不两立的。骆毛不仅土地被剥夺，生命也即将葬送在地主手里，所以他控诉的对象直指地主周德高，“狗仗人势”一词准确地划分了二者的界限。第二，骆毛虽然意识到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但他却不肯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骆毛喊出了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并且他的下流话都是地主最为忌讳的，可以想见，这些下流话就像“遭殃”“不会得好死”一样，都是对地主阶级灭亡的期待。此时，骆毛临终前的呐喊不再是颤颤的破锣声，而是洪亮的铜锣声，这些铿锵有力的语句能起到鼓动所有人反抗精神的作用。第三，作者故意省略了初版本里骂人的方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骆毛的形象。此外，在面对村民的扭打时，初版本里的骆毛逆来顺受，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牲畜，在选集本里，家丁对待骆毛的手段更加残忍，但骆毛却敢于停下脚步并反踢家丁一脚。总体来看，虽然只是简单的言语和动作的改写，骆毛的形象已显得大为不同。
三、两版《水葬》的创作思想及艺术价值
1949年以前，蹇先艾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奉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和改良主义思想。1949年以后，蹇先艾对国民党的政策愈加失望，开始逐渐认识和接触中国共产党，深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从此以后，蹇先艾在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上主动向共产党的文艺方针靠拢，他对早期作品的自我评价是：
我曾经试图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来发泄我的愤怒，但是在我的作品里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仅仅表示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对它作了一些无情的批判，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光明的革命前途；因此有些短篇或多或少地都带着感伤、忧郁的气氛。我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得过低了；我很少塑造出光辉的正面人物的形象来。j
关键词：《水葬》 初版本 选集本 对比分析 阶级视角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他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抒写萦绕贵州情结的乡土文学，后期是抒写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后，蹇先艾对《水葬》《在贵州道上》《盐灾》《乡间的悲剧》《赶驮马的老人》等早期作品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写。经历了“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的时代巨变，蹇先艾的创作热情不减，但创作思想却发生了改变。下面我们将以蹇先艾的成名作《水葬》为例，探究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和作家的思想变化。
一、《水葬》从初刊到集结的五个版本
童年时代，蹇先艾随父母住在遵义的老城。1919年十三岁的蹇先艾被父亲送往北京求学，直到1936年卢沟桥事变，他才逃离北京回到贵州。在北京求学期间，蹇先艾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很早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由于对故乡的怀念时常萦绕心头，他尝试着以贵州的劳动人民为题材进行写作，而《水葬》 就是他的第一篇习作。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引起文坛关注，使蹇先艾成功跻身乡土文学作家行列。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了各自的丧葬习俗，常见的有土葬、火葬、水葬、树葬、天葬、塔藏、洞藏等，其中水葬即将死者遗体投于江河湖海。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故而水葬在某些地区寓意了对死者美好、幸福、不朽的祝愿。然而在这篇小说里，“水葬”既不是对死者的祭祀，更谈不上祝福，而是对活人的刑罚。经搜寻，这篇小说经历了以下版本的变迁：
《现代评论》（1924—1928）是民国时期在北京发行的一份综合性刊物，曾發表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文章，蹇先艾的《水葬》最早刊于1926年1月的《现代评论》，它真实地暴露了20世纪在中国边远贵州的农村依然存在的野蛮乡风：村民骆毛只因偷窃就被处以“水葬”的极刑，而乡民们竟围观看热闹。1927年8月，蹇先艾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朝雾》，收入作者1926年之前发表的十一个短篇，《水葬》是其中第七篇，基本上保持了1926年初刊的原貌。1957年3月，蹇先艾又整理了1926年至1943年间的十个短篇，集结为短篇小说集《倔强的女人》出版，《水葬》是其中第一篇。作者在这部小说集的自序中谈到，自己没有对《水葬》进行“大事修订”a，然而，1957年版《水葬》在某些字词上的改动，使得小说在内容和思想上相较1927年版都有了很大变化。1981年5月，蹇先艾另选取了1949年前写作的二十五个短篇集结成《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出版，《水葬》排在第一篇，它基本上维持了1957年版的面貌，可视为1957年版的完善本。2003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蹇先艾文集》（全三卷），收入卷一的《水葬》基本上恢复了1927年版的面貌，但编者亦做了少许改动。《蹇先艾文集》是在作者去世之后出版的，因此2003年版《水葬》中的改动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本意。下面我们将对1927年版和1981年版的《水葬》做对比分析，这两个版本都是由蹇先艾亲自审定的，并且差异较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有哪些差异，并且试述由差异导致的不同解读以及作者为何要如此修改。
二、阶级视角下两版《水葬》对比分析
1927年版《水葬》（以下简称初版本）通过对乡间冷酷习俗的描绘，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和麻木人性的批判，寄予了作者对弱小者的深切同情。经过修改，1981年版《水葬》（以下简称选集本）具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反映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残害、农民间的集体友爱以及受压迫农民的反抗意识。
（一）阶级矛盾显现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乡土社会可以说是“无法”的，这里的社会秩序依靠“礼治”来维持，但“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善意’，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b。初版本开篇就暴露了这种古已有之的冷酷风俗：
他们送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贼。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名目，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私下都可以处置。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了的。c
通常情况下，乡人若是有了越距的行为，可以请德高望重者出来主持，或是裁决，或是调解，或是教化。然而，边远的桐村竟连主持公道的村长都没有，骆毛只因偷盗就被村民们直接处以水葬。“中华民国”早已成立，然而桐村奉行的不是“民主”和“法制”的现代观念，而是“古已有之”的封建陋习。在桐村人看来，偷盗行为是本村道德文明的禁忌，所犯者是全村之公敌，处死小偷不仅是正义合理的，更是为民除害。千百年来，桐村人遵循着将小偷水葬的惯例，如今村民们“送着”骆毛去水葬亦不过是在重复着一场传统的仪式。在选集本里骆毛同样是被处死，但不是因为触犯了乡村习俗，而是因为得罪了惹不起的人物：
他们押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完全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一脸横肉的那个大绅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d
贵州到处是穷山恶水，耕地十分有限，农民靠租地过活，一生都要还地主的债，地方官僚和军阀不仅利用食盐和鸦片剥削老百姓，并且与地主相互勾结，压榨农民。因此，直到20世纪初，贵州的农民还是生活得连奴隶都不如，他们自称“干人”，即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人。读初版本，我们只知道骆毛是桐村的村民，对于他的具体出身、偷盗的原因、偷了谁的东西等等，都不甚了之。而选集本却在同一场景补充了重要信息：一是骆毛被水葬的来龙去脉，骆毛是被地主周德高退佃而破产的农民，他出于报复而盗窃周德高家，结果不幸被逮住；二是旧社会黑暗的上层社会关系网，地主周德高与地方官僚曹营长、区长、保长利益相连，他们相互勾结，欺压农民。不难看出，改写后的小说表现出了在现实中存在，而初版本未曾关注的农村阶级矛盾。 （二）阶级意识觉醒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匠，也是乡土文学的开创者，许多青年乡土小说作家都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蹇先艾也不例外。初版本的骆毛总是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的摇动躯体支撑着一张和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的一身都没有肉，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头上的发虽然很乱，却缠着青布的套头；套头之下那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e
在初版本里，骆毛是一个身心不健全的人。从外形来看，他的脸又脏又黑，头发蓬乱邋遢，几根骨架和一张人皮构成了他的全部身躯，他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弱小者。除了污言秽语，他几乎一路沉默，“一对黄色的眼睛膨着直瞪”，只是顺从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与行尸走肉毫无差别。骆毛去偷盗，不过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他从未思考过造成个人悲剧命运的原因，更不会萌生改变命运的想法。因此，骆毛的形象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虽然让人同情，但作者批判的态度更加明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选集本里，骆毛却有了一丝变化：
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的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套头；套头下面，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愤怒的光。f
在这里，虽然骆毛的外形没有太大变化，但细节上的改写却一扫人物精神的萎靡状态。从“一身都没有肉”到“没有肉”，“只剩下几根骨头架子披着皮”到“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又黑又瘦的骆毛传达出一种“力”的感觉，尤其是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并且“放出愤怒的光”。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双眼睛让我们看到了骆毛的反抗精神。联系上下文可知，骆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地主周德高造成的，所以他愤怒的对象是很明确具体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像一般村民那样，只会把一切的不幸归咎于“命运”。这段描写暗含了作者对骆毛觉醒意识的赞美。除了骆毛，两个版本对村民的描写也有很大差异。妇人们是围观水葬的重要看客，在初版本里，她们自觉地与骆毛划清界限，不仅高喊骆毛为“强盗”，还要以“道德”的名義将他摧毁，在乡规民约面前，乡人与骆毛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而在选集本里，妇人们不是来看热闹的，她们站在路边叹息、皱眉、苦脸、不敢开口，不仅流露出对骆毛的深切同情，也表现出对自身悲惨命运的忧虑及不满。选集本通过对村民同情心的展示表现了农民阶级开始觉醒的集体意识，当骆毛挨打时，他们还集体发出不平的声音，“不行！你们不能老打人家呀！”g
（三）反抗阶级压迫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和儒家文化既培养了中国人高尚的品德，同时也造就了中国人低劣的性格。中国人的“耐性”和“顺从”是令人惊叹的，林语堂曾对比过中西方人的性格，他在《中国人》里指出，许多的暴政、动荡和腐败在西方人眼里是不能容忍的，而中国人却视为自然法则。初版本里的骆毛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驯服：
骆毛的语声这时嘶哑的程度减轻而蓦地高朗了许多，颤颤的像破锣般的在响成一片：“嘿！瞧你们祖宗的热闹！老子把你们的婆娘偷走了吗？叫老子吃水？你们也有吃火的一天！烧死你们这一群狗杂种！”骆毛口里不干净的咕哝骂着。h
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反映当地的民俗文化，方言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初版本里，骆毛像泼皮无赖一样，一路上骂骂咧咧，“祖宗”“婆娘”“狗杂种”等都是当地骂人的常用语，任何村民在生活不顺、心情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像骆毛一样满口脏话。在初版本里，骆毛谩骂的是桐村村民，因为村民们要对他执行古已有之的私刑，并且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来围观他、嘲笑他，这更令他窘迫和不满。实际上，桐村人在精神上与骆毛并没有差别，在相同的境遇中，他们都会将一腔的愤怒发泄在周围的人群身上。因此，这些低俗的骂人方言是对整个桐村人愚昧落后的写实。在选集本里的相同场景中，骆毛的语言却有了较大的改写：
这时，骆毛的声音，蓦地高朗了许多，像铜锣般响着：“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骆毛接连又骂了几句绅粮们最忌讳的“下流话”。i
语言的改写使骆毛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第一，骆毛清楚地意识到，以自己为代表的农民和以周德高为代表的地主是势不两立的。骆毛不仅土地被剥夺，生命也即将葬送在地主手里，所以他控诉的对象直指地主周德高，“狗仗人势”一词准确地划分了二者的界限。第二，骆毛虽然意识到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但他却不肯屈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骆毛喊出了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并且他的下流话都是地主最为忌讳的，可以想见，这些下流话就像“遭殃”“不会得好死”一样，都是对地主阶级灭亡的期待。此时，骆毛临终前的呐喊不再是颤颤的破锣声，而是洪亮的铜锣声，这些铿锵有力的语句能起到鼓动所有人反抗精神的作用。第三，作者故意省略了初版本里骂人的方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骆毛的形象。此外，在面对村民的扭打时，初版本里的骆毛逆来顺受，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牲畜，在选集本里，家丁对待骆毛的手段更加残忍，但骆毛却敢于停下脚步并反踢家丁一脚。总体来看，虽然只是简单的言语和动作的改写，骆毛的形象已显得大为不同。
三、两版《水葬》的创作思想及艺术价值
1949年以前，蹇先艾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奉行的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和改良主义思想。1949年以后，蹇先艾对国民党的政策愈加失望，开始逐渐认识和接触中国共产党，深信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从此以后，蹇先艾在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上主动向共产党的文艺方针靠拢，他对早期作品的自我评价是：
我曾经试图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来发泄我的愤怒，但是在我的作品里也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仅仅表示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对它作了一些无情的批判，却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光明的革命前途；因此有些短篇或多或少地都带着感伤、忧郁的气氛。我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得过低了；我很少塑造出光辉的正面人物的形象来。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