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林芝有了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大地区”的想法，开发本地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成了前期筹备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但林芝的生态旅游如何前行？珞巴族服饰、藏香、藏纸……这些林芝地区独有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怎样在“生产性保护”的路上传承下去？作为独立设计师的盖宏睿接下了项目整合的担子，从北京来到西藏，长期扎根在林芝，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保护并传承“非遗”项目、传统技艺，设计、制作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产品，并将它们带出林芝，走向更宽广的市场。
从“土泥”来，到西藏去
盖宏睿，最早学油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得到了为“探索”频道拍摄民间手工艺人的机会，有3年的时间都在做中国民艺的记录调研。手艺人的专注与踏实让她感到安宁，也让她目睹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之间，无论设计、实用性还是运作模式的断层。
一开始，盖宏睿选择在山西丁村进行尝试：在这个有大量明清四合院留存的晋南村庄，妇女们有着织、染、绣、缝的手工技艺。她成立了一间名叫“土泥”的工坊，将曾经闲时热衷于打麻将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完成生产，自己则在北京的工作室负责设计和销售。回想起这段经历，盖宏睿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沟通，让她们能够按时、按标准交付订单。“我会发图案给她们，慢慢恢复手工制作的能力，接着把她们绣的‘废品’全买回来。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培养出16位姑娘，‘土泥’品牌手工部分制作就从这里开始。”
经过10年的运营，“土泥”成为成功的小众品牌。“我的客户是平时不太买东西的人，他们懂得地球资源有限，因此节制消费。但每次要买，一定选择质量上乘又耐用的产品。”“土泥”的产品主要是手工布包，在台北诚品书店和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商店出售。“那些和你情感、想法相似的人最后找到了你设计的东西，就像对上了暗号，感觉很奇妙。”
“土泥”的运作属于个人行为，来到林芝之后，盖宏睿所处的是另一番新天地。从2012—2015年的3年时间，她扎根在林芝，全身心投入到田野调查中，梳理当地手工艺的传承脉络，开发设计了一系列符合现代人需求和审美的产品。但她并不急于零散地售卖，而是想继续帮助政府为这些产品搭建一个网络销售的平台，客户可以看到每种手工制品的数量，随时下单。现在的产品有竹器、织物、藏纸和藏香4种，一旦开始市场化的运作，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远远不够。
盖宏睿还计划让更多有手工传统的村庄参与到制作中，“非遗”产品也逐步囊括更多的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因为‘非遗’恰恰是人与自然相对抗时产生的智慧。”盖宏睿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芝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并不是发展‘非遗’项目的理想场所。但没有关系，当地政府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也同样重要。”
把林芝当成实验样本，盖宏睿从最初寻找手工艺项目，到摸索机器与手工生产相结合，再到为不同类别的产品设定产量。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随时总结经验，唯有如此将来才有推广的价值。
隐藏起来的设计师
在盖宏睿考察的所有手工艺中，林芝地区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工布藏族服饰技艺和米林县珞巴族服饰技艺是两个亮点。但刚开始，盖宏睿却觉得项目不可行。因为，村民做衣服的羊毛来自本村的绵羊，不仅数量有限，手感也比较硬。加上村民们都用土方法染色，发酵时间长，无法保证质量。但使用化学染料是盖宏睿坚决不允许的，那会对林芝的环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想到：“林芝有个毛纺厂，已经倒闭了20多年，但厂房还在，要不要去看看？”
八一镇的老人都记得毛纺厂，这里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内地最大的援藏项目。鼎盛时期，有接近2 000名职工，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业局统购统销，但却在90年代被废弃、转让。盖宏睿看到工厂的时候，房子都已经出租给小卖部、超市和普通百姓，整个厂区被人和杂物挤得杂乱不堪，厂里只剩5台纺纱机器以及一些染色设备，所幸还能运转。为了让毛纺厂恢复往日的生产，避免厂房永远不被挪作他用或者拆毁，盖宏睿从文物局那里为毛纺厂争取到了旧工业遗址类型的文物保护。
“工业生产有规范体系，很容易恢复。并且这里还有质量非常好的老机器和一批愿意回来工作的老员工。”五间厂房被改造一新，停了20多年的机器也重新轰隆作响。羊毛的问题最后也得到顺利解决，盖宏睿每年在山南地区进行收购，只要绵羊下颌至喉部的软毛。毛虽柔软但纤维却很短，容易断。于是盖宏睿又向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请教，在羊毛里加入少量的水溶纤维。“就像睫毛膏，给纤维拧成纱线时搭了座桥。整个西藏其他纱线最细密的是14支，我可以做到21支。”
盖宏睿打算沿用在丁村时使用过的瑞士植物活性染料，但林芝地区海拔高、沸点低、水质硬，使得之前的经验无法照搬。幸好有毛纺厂原厂长陈吉华的帮忙，“盖老师给了我20种颜色，说如果配不出来，项目就不能落户。我以前学的化学染色，第一次接触植物染，你想我压力有多大？”盖宏睿选择的颜色全部来源于她在藏区观察到的色彩。“这些颜色都是3种甚至5种不同染料拼配而成，比例需要反复试验，差别只在几毫克，单是鼠灰色就折腾了几百次。”现在，陈吉华的色卡上已经有78种颜色了。盖宏睿专门请来植物学家给这些颜色命名，于是有了“柳条杜鹃花”“江孜沙棘”“多刺绿绒蒿”……它们都是属于西藏的颜色。
毛纺厂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毛线，让才召村珞巴族的姑娘们可以心无旁骛地织布创作。她们织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图案让盖宏睿赞叹。“织机的综框只有一片，得靠手拨动织机上的小竹棍子把线挑出来得到纹样。她们每天靠感觉、心情或者周遭事物的灵感纺织图案，每次织的都不太一样。我要是觉得哪个好，想让她们重复织一个，立刻就变得僵硬，不鲜活。因为一规定图案，她们就没有了激情。”盖宏睿能做的就是当一个“隐藏起来的设计师”。而在工布藏族的真巴村，又是另一番景象。“她们靠机器控制织布料，所以布料质地紧实，尺幅也很大，长度能在18～20米之间。”盖宏睿说，这样的织物很适合做成小包和沙发套一类的用品。 最终，盖宏睿和她的团队在林芝建设的纺织传习项目包含三个层次，形成了有趣的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才召村珞巴族的纺织工坊，完全手工；中间是真巴村的纺织加工点，手工加机器；最底端是毛纺厂的生产基地，全都是机器生产。
少量生产，留存技艺
有些技艺传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带徒，凭借一己之力又无法大量制作，那应当如何实践文化部非遗司倡导的“生产性保护”？盖宏睿直言，金东藏纸是她做得最辛苦的一个项目。
1 000多年前，在金东乡康玛村后半山腰一个叫“卓”的地方，泉水质轻、纯净，是理想的造纸用水，于是在那里建造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纸币造纸坊。康玛纸坊遗址毁于1959年，由于无人管理，土石建筑和造纸工具均遗失殆尽。2006年，金东藏纸成为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当地政府想恢复这项技艺，选中了一位叫加理的本地女孩子做传承。
盖宏睿遇到加理的时候，她正在工坊里做着五颜六色的纸灯，就像云南丽江或者尼泊尔小店里卖的纪念品。盖宏睿教育她，“你是做纸的手艺人，就老老实实把藏纸研究好。”她带着加理一起四处寻访周围村庄在造纸坊工作过的老人，从工艺流程上进行技术规范。最后在东秀村找到83岁的巴吉，尽管老人已经双目失明，但对工艺的叙述却最清晰。盖宏睿将老人口述的录音整理后交给加理，让她根据老人的记忆改造原先造纸的方法，反复摸索。每次加理都会把完成的纸拿给老人，请她摸一摸、听一听，接着继续下一步的改进。
金东藏纸的工艺流程主要分为备料、制浆、浇造和晾晒4个阶段，其中仅备料就要经过砍伐、剥皮、去皮、煮料、捣料等十几个步骤，平均每天只能做一张45厘米×45厘米大小的纸。造纸原料的枝条共有两层树皮，要去掉外层的黑皮和次层的青皮，剩下洁白的净皮再进行切割。哪怕只有一丁点树皮的残留物，都会影响纸张最后的颜色。而捣料也是漫长的过程，为了让纸张具有最佳的韧性，需要手握木槌敲打纸浆四五个小时。盖宏睿让加理每次捶打都记录下时间和最后纸张的效果，反复做了一年多的试验，最终制作出了韧性和手感都很好的藏纸。
金东藏纸无法大规模生产，不仅是制造过程繁琐，也和造纸原料稀少有关。“吉薪树的植被并不丰富，限定每年只有150千克的砍伐量。”盖宏睿说。这样的产量就意味着不能将金东藏纸做成廉价商品。她联系了一些艺术家，问他们愿不愿意订购藏纸做画纸，有位上海的版画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严格控制质量、产量与环境三者的比例关系，不盲目生产制作，而是让设计师、艺术家参与其中，提升产品附加值。生产者有积极性，手艺也就能保存、传递下去。”
盖宏睿不懂藏语，但在西藏生活的3年时间里，她对经手的每一门技艺，都认真去了解、学习，还要在技术上进行解构。传统藏族织机只能平织和斜织，纺织有局限，盖宏睿就改良纺织机，根据要求定制设备。她从不要求村民离开土地，而是将工坊设在各个村落里，妇女们可以随意安排工作时间。她也不干涉织造的纹路和图案，而是让村民自由发挥。她坚持保存传统的习惯，用新的思维去开拓市场。她认为文化的跨度不应该也无法通过资料去了解，只能是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久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搜索、采集、感知文化的气息。
“我跟藏族、跟珞巴族姑娘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有非常大的局限，曾经在系统的教育体系里学习，已经缺乏她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一直以来，盖宏睿只做记录。“设计应该隐藏在文化背后，我只要训练自己认识美的能力就可以了。”
从“土泥”来，到西藏去
盖宏睿，最早学油画。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得到了为“探索”频道拍摄民间手工艺人的机会，有3年的时间都在做中国民艺的记录调研。手艺人的专注与踏实让她感到安宁，也让她目睹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之间，无论设计、实用性还是运作模式的断层。
一开始，盖宏睿选择在山西丁村进行尝试：在这个有大量明清四合院留存的晋南村庄，妇女们有着织、染、绣、缝的手工技艺。她成立了一间名叫“土泥”的工坊，将曾经闲时热衷于打麻将的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完成生产，自己则在北京的工作室负责设计和销售。回想起这段经历，盖宏睿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沟通，让她们能够按时、按标准交付订单。“我会发图案给她们，慢慢恢复手工制作的能力，接着把她们绣的‘废品’全买回来。大约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培养出16位姑娘，‘土泥’品牌手工部分制作就从这里开始。”
经过10年的运营，“土泥”成为成功的小众品牌。“我的客户是平时不太买东西的人，他们懂得地球资源有限，因此节制消费。但每次要买，一定选择质量上乘又耐用的产品。”“土泥”的产品主要是手工布包，在台北诚品书店和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商店出售。“那些和你情感、想法相似的人最后找到了你设计的东西，就像对上了暗号，感觉很奇妙。”
“土泥”的运作属于个人行为，来到林芝之后，盖宏睿所处的是另一番新天地。从2012—2015年的3年时间，她扎根在林芝，全身心投入到田野调查中，梳理当地手工艺的传承脉络，开发设计了一系列符合现代人需求和审美的产品。但她并不急于零散地售卖，而是想继续帮助政府为这些产品搭建一个网络销售的平台，客户可以看到每种手工制品的数量，随时下单。现在的产品有竹器、织物、藏纸和藏香4种，一旦开始市场化的运作，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远远不够。
盖宏睿还计划让更多有手工传统的村庄参与到制作中，“非遗”产品也逐步囊括更多的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因为‘非遗’恰恰是人与自然相对抗时产生的智慧。”盖宏睿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林芝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环境优美，并不是发展‘非遗’项目的理想场所。但没有关系，当地政府对外来人才的重视也同样重要。”
把林芝当成实验样本，盖宏睿从最初寻找手工艺项目，到摸索机器与手工生产相结合，再到为不同类别的产品设定产量。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随时总结经验，唯有如此将来才有推广的价值。
隐藏起来的设计师
在盖宏睿考察的所有手工艺中，林芝地区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工布藏族服饰技艺和米林县珞巴族服饰技艺是两个亮点。但刚开始，盖宏睿却觉得项目不可行。因为，村民做衣服的羊毛来自本村的绵羊，不仅数量有限，手感也比较硬。加上村民们都用土方法染色，发酵时间长，无法保证质量。但使用化学染料是盖宏睿坚决不允许的，那会对林芝的环境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突然想到：“林芝有个毛纺厂，已经倒闭了20多年，但厂房还在，要不要去看看？”
八一镇的老人都记得毛纺厂，这里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内地最大的援藏项目。鼎盛时期，有接近2 000名职工，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商业局统购统销，但却在90年代被废弃、转让。盖宏睿看到工厂的时候，房子都已经出租给小卖部、超市和普通百姓，整个厂区被人和杂物挤得杂乱不堪，厂里只剩5台纺纱机器以及一些染色设备，所幸还能运转。为了让毛纺厂恢复往日的生产，避免厂房永远不被挪作他用或者拆毁，盖宏睿从文物局那里为毛纺厂争取到了旧工业遗址类型的文物保护。
“工业生产有规范体系，很容易恢复。并且这里还有质量非常好的老机器和一批愿意回来工作的老员工。”五间厂房被改造一新，停了20多年的机器也重新轰隆作响。羊毛的问题最后也得到顺利解决，盖宏睿每年在山南地区进行收购，只要绵羊下颌至喉部的软毛。毛虽柔软但纤维却很短，容易断。于是盖宏睿又向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请教，在羊毛里加入少量的水溶纤维。“就像睫毛膏，给纤维拧成纱线时搭了座桥。整个西藏其他纱线最细密的是14支，我可以做到21支。”
盖宏睿打算沿用在丁村时使用过的瑞士植物活性染料，但林芝地区海拔高、沸点低、水质硬，使得之前的经验无法照搬。幸好有毛纺厂原厂长陈吉华的帮忙，“盖老师给了我20种颜色，说如果配不出来，项目就不能落户。我以前学的化学染色，第一次接触植物染，你想我压力有多大？”盖宏睿选择的颜色全部来源于她在藏区观察到的色彩。“这些颜色都是3种甚至5种不同染料拼配而成，比例需要反复试验，差别只在几毫克，单是鼠灰色就折腾了几百次。”现在，陈吉华的色卡上已经有78种颜色了。盖宏睿专门请来植物学家给这些颜色命名，于是有了“柳条杜鹃花”“江孜沙棘”“多刺绿绒蒿”……它们都是属于西藏的颜色。
毛纺厂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毛线，让才召村珞巴族的姑娘们可以心无旁骛地织布创作。她们织出来的千变万化的图案让盖宏睿赞叹。“织机的综框只有一片，得靠手拨动织机上的小竹棍子把线挑出来得到纹样。她们每天靠感觉、心情或者周遭事物的灵感纺织图案，每次织的都不太一样。我要是觉得哪个好，想让她们重复织一个，立刻就变得僵硬，不鲜活。因为一规定图案，她们就没有了激情。”盖宏睿能做的就是当一个“隐藏起来的设计师”。而在工布藏族的真巴村，又是另一番景象。“她们靠机器控制织布料，所以布料质地紧实，尺幅也很大，长度能在18～20米之间。”盖宏睿说，这样的织物很适合做成小包和沙发套一类的用品。 最终，盖宏睿和她的团队在林芝建设的纺织传习项目包含三个层次，形成了有趣的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才召村珞巴族的纺织工坊，完全手工；中间是真巴村的纺织加工点，手工加机器；最底端是毛纺厂的生产基地，全都是机器生产。
少量生产，留存技艺
有些技艺传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带徒，凭借一己之力又无法大量制作，那应当如何实践文化部非遗司倡导的“生产性保护”？盖宏睿直言，金东藏纸是她做得最辛苦的一个项目。
1 000多年前，在金东乡康玛村后半山腰一个叫“卓”的地方，泉水质轻、纯净，是理想的造纸用水，于是在那里建造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纸币造纸坊。康玛纸坊遗址毁于1959年，由于无人管理，土石建筑和造纸工具均遗失殆尽。2006年，金东藏纸成为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当地政府想恢复这项技艺，选中了一位叫加理的本地女孩子做传承。
盖宏睿遇到加理的时候，她正在工坊里做着五颜六色的纸灯，就像云南丽江或者尼泊尔小店里卖的纪念品。盖宏睿教育她，“你是做纸的手艺人，就老老实实把藏纸研究好。”她带着加理一起四处寻访周围村庄在造纸坊工作过的老人，从工艺流程上进行技术规范。最后在东秀村找到83岁的巴吉，尽管老人已经双目失明，但对工艺的叙述却最清晰。盖宏睿将老人口述的录音整理后交给加理，让她根据老人的记忆改造原先造纸的方法，反复摸索。每次加理都会把完成的纸拿给老人，请她摸一摸、听一听，接着继续下一步的改进。
金东藏纸的工艺流程主要分为备料、制浆、浇造和晾晒4个阶段，其中仅备料就要经过砍伐、剥皮、去皮、煮料、捣料等十几个步骤，平均每天只能做一张45厘米×45厘米大小的纸。造纸原料的枝条共有两层树皮，要去掉外层的黑皮和次层的青皮，剩下洁白的净皮再进行切割。哪怕只有一丁点树皮的残留物，都会影响纸张最后的颜色。而捣料也是漫长的过程，为了让纸张具有最佳的韧性，需要手握木槌敲打纸浆四五个小时。盖宏睿让加理每次捶打都记录下时间和最后纸张的效果，反复做了一年多的试验，最终制作出了韧性和手感都很好的藏纸。
金东藏纸无法大规模生产，不仅是制造过程繁琐，也和造纸原料稀少有关。“吉薪树的植被并不丰富，限定每年只有150千克的砍伐量。”盖宏睿说。这样的产量就意味着不能将金东藏纸做成廉价商品。她联系了一些艺术家，问他们愿不愿意订购藏纸做画纸，有位上海的版画家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严格控制质量、产量与环境三者的比例关系，不盲目生产制作，而是让设计师、艺术家参与其中，提升产品附加值。生产者有积极性，手艺也就能保存、传递下去。”
盖宏睿不懂藏语，但在西藏生活的3年时间里，她对经手的每一门技艺，都认真去了解、学习，还要在技术上进行解构。传统藏族织机只能平织和斜织，纺织有局限，盖宏睿就改良纺织机，根据要求定制设备。她从不要求村民离开土地，而是将工坊设在各个村落里，妇女们可以随意安排工作时间。她也不干涉织造的纹路和图案，而是让村民自由发挥。她坚持保存传统的习惯，用新的思维去开拓市场。她认为文化的跨度不应该也无法通过资料去了解，只能是在一个地方待很久，久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搜索、采集、感知文化的气息。
“我跟藏族、跟珞巴族姑娘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有非常大的局限，曾经在系统的教育体系里学习，已经缺乏她们与生俱来的天赋。”一直以来，盖宏睿只做记录。“设计应该隐藏在文化背后，我只要训练自己认识美的能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