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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萨藤是有国际声誉的日记体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她的作品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她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社会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在她前半生的教学、写作生涯结出累累硕果，有几十本书出版并频频畅销的时候，她选择了独自隐居，选择了从喧嚣中抽身而退，从浮躁的都市返回朴素的田园。她面海而居，从事园艺、写作、沉思，倾听大自然的天籁，在四季的轮回中体悟孤独与人性的关联。
正如弗罗斯特在《未走的路》中所言：“林中有两条分岔的道路，我选了人迹罕至的一条，所有的区别由此开始。”这种生活方式的“逆向”选择是与梅·萨藤“逆着潮流”写作的勇气分不开的，也造就了她与他人不同的艺术特色。在这点上她与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相似，也与陶渊明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在经历过人世的繁华，像滚针毡一样历尽人生之后，他们都是决然地复归本源。这种复归也就是逆流而溯源，这样的人必定孤独，也必定在心灵的宁静中收获幸福与真知。梅·萨藤在八十二岁那一年，每天都能写出一首诗，让人惊异，我想，这一定和境界有关，也一定和那个源头有关。按照桑塔亚那的说法，大诗人就是离源头近的人，比如但丁、荷马，而我们则是越来越远离本源。其实向自然的回归和回归人的本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迷失了本性，世界必然只是一些“突兀”的孤零零的物在矗立着散布着——那就是异化的开始。
梅·萨藤的作品真诚坦率，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同性恋经历，她成长奋斗中种种的痛苦、失意与狂喜。她对自己内心的正视有时令读者畏惧，她的坦诚也迫使读者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梅·萨藤曾经说过，“痛苦是最伟大的教师……足够奇怪的是，痛苦总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我们引向他人，而快乐或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却使我们孤立。”正是能够面对无常的痛苦，我们才能像橡树一样经得起人生的狂风骤雨，才能真正成就一个人，达到宁静与超然。
这些日记记载了梅·萨藤失恋后在缅因州约克一年的独居生活，以坦率、质朴的语言对内与外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极为真实、感人的描述，表现出作者极具魅力的个性。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摆脱情感压抑的折磨。她探索了痛苦的起源，孤独的境界和自然之美，也披露了作为诗人和作家那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奥秘与风险。她认为，经历人际关系不适带来的痛苦，是自我成长的惟一契机。她对园艺生活的热爱，对动物的关切之情，对老年、社会时尚、友情、个人完美的认识，展示出一个丰富、真实的人格世界。当我们随作者走完创伤愈合的全过程，我们的精神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梅·萨藤作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自然的观察，对美的发现。她以诗人的眼睛记录着每一次微小的发现，她的世界是充满光和色彩的世界，她的细腻和敏感呼应着自然的呼吸與和谐，字里行间充满深沉的情感和发人深思的哲理，许多感悟完全是只有诗人才能捕捉到的。
相信这些随性、真实而富有诗意的日记，每一篇都是一条通往梅·萨藤那“光的世界”的小径，人迹罕至，但自有别一番景色。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我曾经想过，到七十岁时再开始写一部新的日记，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但时间也许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以这种熟悉的方式使我的生活恢复一种意义感和连续性。
我也需要以胜过眼泪的东西来纪念我和朱迪（Judy）[ 梅·萨藤（May Sarton）的同性恋爱人，患有老年痴呆症。]长期的友谊，三十五年前它在圣菲开始，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度过的上一个圣诞节完全失败了。圣诞前夜当我去瓦尔登养老院接她的时候，我发着低烧，感觉不太舒服。她在那家养老院已经住了七年了。有人警告我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正在迅速衰老，但我希望与我在这里待上二十四小时后，她会再次开始适应。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这样，九月份她在这里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的确有过一些交流。
过去这数月里，复仇女神一直很警觉，她们一定为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事而十分卖力。整夜狂风大作雨声不停，六点钟我在黑暗中醒来，塔玛斯[ 梅·萨藤的爱犬。]突然在床上呕吐起来（这种情形以前只有一次）。当我试图打开灯时发现停电了——没有暖气，没有灯，没有炉子。幸运的是我知道电池灯在哪里，而且它运转正常，于是我可以取下我的床单，把床重新铺好。然后我爬到床上，感到厌倦，为即将到来的白昼而担忧。七点半时我起来，走到朱迪的房间把她唤醒，她的床单也必须换了。我扶她起来穿上干净的睡衣，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然后下楼去看早餐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再发烧了，但行动起来仍感十分费力，仿佛在水下游泳一般。我找到了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开始生火烧水。几乎用了半个小时才烧开两杯茶，我们就用茶和冷麦片当早餐。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在床上打开长筒袜，但朱迪对打开礼物已不再感到愉快，所以我放弃了长筒袜，去值得信任的埃米莉·亨廷顿（Emily Huntington）那里为她买了一件礼物让她打开。她拒绝打开包装，对那条优雅的宽松长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情形“一路滑坡”，我开始怀疑我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我把楼下的两个火炉都生起来，给朱迪穿上温暖的毛衣和长裤，把她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在书房的火边，膝上盖上一块小毯子。但是她十分不安分，不久就站了起来，奇怪地拖着腿到处转，已完全不是过去散步的样子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今年绝顶美丽的圣诞树，那树上挂着我们共同收集的许多装饰品。
往往很小的小事就能使希望破碎。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当一只雄雉鸡出现在门廊窗户边时，在全然的沮丧中这景象如此令人目眩，以致我叫出声来，“快来朱迪，快过来！”当然，她没有来。我发现她正在书房里拖着腿乱转，当我把她拖到窗前，那只雉鸡已经无影无踪。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朱迪该离开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待在这所房子里已毫无意义。
慢慢地，十一点的时候灯亮了，暖气也热了起来，我烹好了鸭子，把午餐端给她（我感到有点恶心，无法下咽），我终于决定那个下午就把她送回去。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听着车上无线电里播放的颂歌，车窗外是一片生动的天空，阳光透过紫黑色的云层，照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上。那次驱车行驶便是今年的圣诞了。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只要朱迪在这里度假，甚至只是“部分地”在这里，只要我能重新创造出过去的一点魔幻气氛，那种牛津街一百三十九号和剑桥赖特街十四号圣诞节的欢乐，哪怕几天几小时，我就还有家，甚至还强于此。因为家人们的交流往往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朱迪和我三十多年来始终可以达到无言的理解。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我和朱迪的方式让我感到完全“自在”。她了解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很久以前就已接受了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就像我拥有她一样，因为这是真正的爱。
现在这已成过去，一个仁慈的过去。我面前放着我和朱迪的一张照片，我们俩都在愉快地微笑，那是在格林斯岛（Greenings Island）的码头，是我们和安妮·索普（Anne Thorp）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我们正要乘船离开。随着朱迪年岁渐长，我们永远放弃了这种旅行。她的头发像一顶光滑的白帽子，和男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她在史密斯学院的朋友们习惯于叫她毛格利[ Mowgli，约瑟夫·鲁迪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所著《丛林之书》（Jungle Books）的主角。]。
一个奇怪的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 A Reckoning，梅·萨藤的一部小说。]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Poetry）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William Heyen）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田野
每個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地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栗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 – 1954），法国女作家，1948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Pauline Prince）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以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Karen Saum）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的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地生动。
12月30日，星期六
昨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害怕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去领塔玛斯散步，所以当卡伦·索姆在回家的路上从基特瑞打电话时，这成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她说希望在这里做一卷关于我的生活的录像带，并且告诉我她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采访为这事筹钱。她顺便造访，领塔玛斯散步，为我取邮件，与此同时我给她做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生活的全部色彩又像一阵红润回到苍白的脸颊上。她给我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故事，她在官僚机关中如何迷了路，偶然地走错了楼层，进错了房间，遇到一个风趣而有用的人。这使我们笑了起来，想到生活是多么的不确定，每时每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正如她出乎意料的来访改变了我的一天。
我必须承认这是极其孤独的圣诞周，并且在我想到这点时要认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过圣诞节更是一种折磨；我们没有的东西比我们拥有的东西显得还要突出。家庭生活（在圣诞节我们都梦想的一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充满了自律和痛苦。但即使感到十分病弱，甚至不得不和朱迪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说再见，甚至还未从最近两个月相当严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也必须承认我爱自己的生活。当我在这里孤身独处，我内心非常激动，并且常常硕果累累，动物们贡献出的甜蜜友谊我亦视为珍宝。从根本上讲这种生活并非浪费，这是一种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缺乏意义和信任的生活。
我很高兴自己又决定记日记了。它是清理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自我的疏离已经太久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十一月有几周我外出去做诗歌朗读和签名售书了，各地飞来飞去，在几小时内集中会见老朋友们，回答许多层次的提问。从九月起我唯一完成的写作是回复信件；在数月的回信中我敏感的神经已经疲惫了。 所以我又在这里了，重新认识自我。
“一个没有温柔的圣诞节，”两天前我写道。自那时起我已经被那句话送回到让·多米尼克[ Jean Dominique，本名玛丽·克洛塞（Marie Closset，1873—1952），比利时诗人，让·多米尼克是她的笔名。]那里，回到她的诗，回到细腻的温柔、幽默，她设法以之为生直到终结的可爱的优雅。母亲们非常擅长温柔，无疑，这是我们的母性部分能够给予的，而我们的儿童部分渴望在周围感受到它。对我而言，这种温柔与欧洲有关，首先与它和多愁善感之间的显著区别有关。多愁善感意味着通过减少感情的价值使其贬值；它也是陈腐的，是一种用滥了的简单方式，目的是将感情缩小成模糊的伤感，感情的外衣常常是廉价的，是廉价的语言。然而真正的温柔使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珍爱——很简单，例如一个可笑的宠物名字。温柔常常通过幽默表现出来。
我渴望温柔，那就是我的问题，几个月来始终是我的问题。
12月31日，星期日
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正如风格是思想的优雅，昨夜我不能入睡时得出了这个结论。两者都与质量有关，感情的质量，理性的质量。
对我而言这是艰难而痛苦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期盼明天的黎明，当白昼变长，我开始摸索我进入新生的路。我们的“新年”在季节轮回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这虽然神秘但并不陌生。在个人的黑暗存在的时候，在有痛苦要克服的时候，在被迫更新我们自身来对抗所有反常事物的时候，单纯求生的心理拥有巨大的力量，大得就像一个球根顶起春天冰冻的土地一样，于是在克服困难之后，就会有额外的能量，会有可以投入创造的一股能量的洪水。今天早晨我开始写作一个中篇小说，事实上，从上个夏天起，有几个月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1979年1月1日，星期一
我聽说英格兰大雪纷飞寒冷异常，芝加哥也有一英尺半深的积雪，而这里的海岸则温暖如四月，飘着轻柔的细雨。今年，这个新年，总而言之对我很合适，它不是以铙钹的撞击声开始，而是用无声的细雨撩开序幕。当我回顾1978年的灾难时，我认识到我的错误在于希望太多了，在于任随自己被一条内心的轨道过快地带走，并过于相信它。保利娜·普林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我对绝对的渴求，她使用的伊卡洛斯的意象对我裨益匪浅——不知怎么，我认定《报应》足以让我休息一年。而且，它应是一次真正的、关键性的成功。但是没有。我希望在激情的人际关系中也能感受到脚下坚实的大地。结果证明那也是一个幻觉，于是我在完全的孤独中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既是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作为一个女人。过去这一周我一直在做的是——促使我重新开始记日记的东西正在帮助我——再次与孤独和平共处，再次不怀奢望地回到工作上来，回到工作的快乐中。企图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正在坠回大地。
我正沉醉在阅读的巨大欢乐中……菲莉丝·罗斯（Phyllis Rose）所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尽管关于伍尔夫的材料有些过剩，包括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我还是发现它具有启发性。E.M.福斯特的传记放在我的床边，还有几罐同样的“蜂蜜”等待我去饕餮一番，斯彭德（Spender）关于30年代的思考就是一例。我又在读诗，听音乐，尤其是这些天听得最多的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是一个僧人以前送我的。
这是回到根的时刻，回到伟大的影响的时刻，从深深的源泉汲取力量。我把鲁思·皮特[ 鲁思·皮特（Emma Thomas Ruth Pitter，1897—1992），英国女诗人，1955年获得女王诗歌金质奖章。]也算在内，现在我恰好翻到《手臂的战利品》（A Trophy Of Arms，克雷塞特出版社，1937年版）中的这首诗：
沉思
冬天降临，风在呻吟；
上帝将留下我离去。
我爱我的生活，我渴望快乐；
这是个过错，这是个游戏。
年轻时我拥有永恒；
然后是快乐；
夏天我不悔恨
严霜必然造成的一切。
哦苦涩的美，你是妄想，
尽管我知道，一个清晰的幻象，
足够真实地向我展示
恐惧和可怕的混乱。
够了；给我我饱经考验的铠甲，
我不会落空的忠诚的手臂：
我穿过混沌取得胜利。
现在，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以一种宁静的方式悄悄绽放。这一年，不再有狂野的希望。那么最近两个月来纠缠不已的复仇女神也许就会离开。
1月3日，星期三
回忆所有那一切不是个好主意。但至少今天我们拥有季节性的天气。昨天是黑色的，大雨，气温在五十度[ 本书中出现的气温均为华氏度。]左右。现在气温二十度，太阳照耀着泥泞的灰色田野。麻烦的是我的流感现在到了咳嗽阶段。受此影响我感到精力衰退。这是新的一年，但我还没有跟上它的步伐，还在难过地徘徊在抑郁的地狱中。我发现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做出决定……我必须决定四月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讲座。三月末我将在中西部的瓦巴什（Wabash）和奥利韦（Olivet），所以那时外出很合理，但是我因为要付出的巨大努力而踌躇。最后我打电话给自告奋勇要陪我同行的可爱女孩，问问时间怎么安排。我拒绝了两个讲座之一，这是我自己立即做出的决定。另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将和读者进行一次有趣的会面，他们以前曾请我去过。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出门，虽然酬金甚至都不够付机票的。
圣诞节后有几天我开始对独处感到自在起来，并再次认识到有时间思考的巨大乐趣，宁静，依照安详的习惯而生活，那习惯释放了我的想象力，一个宁静的地球，但却是处于狂野喧嚣的天空下的一个宁静的地球……现在压力又开始出现。战斗在我的桌边再次开始，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我可以“放开手”，暂时抛开不回信的内疚，打开通往潜意识的门。中篇进展缓慢，因为我没有精神能量去实现那首要的飞跃，一切仍须去想象和创造。流感太坏了，它在阻挡我。 1月4日，星期四
天气冷得令人振奋，冷而明亮。一些纯粹快乐的瞬间。昨天我从小睡和一次长长的思考中醒来，下楼，发现食槽边有三只紫雀！迄今为止，这个冬天一直鸟迹稀疏。五六只山雀，一只五十雀，一对毛茸茸的啄木鸟，大约就是这样。奇怪，没有？鸟。安·伍德森（Ann Woodson）告诉我，奥杜邦学会（Audubon）[ 美国的一个非赢利性民间环保组织。]的人说今秋各地的鸟都很少。鹿，自我来到这里还是头一次看到，它们径直走到露台边，几乎啃光了所有卫矛属的灌木，雷蒙德一直把灌木修剪成圆形。它们也吃光了几处地方的紫杉。安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年没有橡子——鹿在挨饿。这样的事有点吓人。为什么会没有橡子？为什么会没有鸟？
所以昨天我看见紫雀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生动的瞬间。这些天的另一项乐趣是去取圣诞节芭芭拉（Barbara）为我做的一尊冬眠金花鼠的小雕像。它躺在一块粗糙的圆形岩石上，石头里面凿得光溜溜的，在这雕出的巢中，金花鼠由鼻子到尾盘成完美的一圈，正在安睡。沉甸甸地捧在手中，又圆又光滑，真是安宁的快乐。
但是清晨是最纯粹的快乐时分。太阳升起，在植物窗中的杜鹃和仙客来中间闪耀，像一声和散那（Hosannah）[ 赞美上帝的用语。]，以振奋开始了一天。
然后我再次把早餐端到床上，躺在我宽敞的卧室中，想着即将到来的日子，沐浴在光线中，阳光抚摸着平坦的木制梳妆台和它上方可爱的宽框镜子，那是朱迪给我的；抚摸着布兰波的兄弟贝尔加佐的照片，那是我曾有过的最可爱的猫，我感谢自己能置身此地，感谢寂静。如此的寂静！有时我甚至听不到海洋的声音。
抑郁的潜流仍然存在。“坏念头”悄悄溜进我意识每一处不设防的裂缝。然后是起床的时间了，上楼来到我的书房，在这里开始工作。那是唯一对抗流感、老年、抑郁的有效药物——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1月8日，星期一
昨天一整夜的倾盆大雨，今天也是如此。我怀疑，计划今晚来的胡尔达（Huldah）是否能出门，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可能是大雪纷飞，说不准有一英尺厚。我在盼望天气转好。
昨夜，我不愿读完罗伯特·菲尔普斯（Robert Phelps）关于科莱特《美丽的季节》（Belles Saisons）的概要。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吃完了一罐蜂蜜的熊，为了最后的滋味把罐子边舔了又舔。
我只见过科莱特一次。吕涅-波[ 吕涅-波（Lugné-Po，1869—1940），法国演员、戏剧导演、舞台设计师。]带我去看科莱特一部戏剧的首演（剧情我已全然忘记了）。科莱特就在门厅里，最初看上去像个侏儒，她这么矮壮，浓密的火焰似的头发，斜着眼睛锐利地从面具里看出来，因为她妆化得很厚。吕涅-波带我过去见她，我感到她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理解了我”，仿佛她在一秒钟内就读完了整本书，然而并不感兴趣。
昨晚我划出了两个句子，如果愿意那将是两堂课。在开始一部新小说时她写信给弗朗西斯·卡尔科[ 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1886—1958），法国作家，作品多描绘巴黎底层人士的生活。]：“每次当我开始写一本书时，认为我不再拥有、永远不再拥有任何才华，这有多么可怕。”后一句是在比利时接受法国皇家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头衔时的答谢辞：“我唯一引以自傲的美德是我的自我怀疑。如果每一天我都发现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愈发慎重，我愈发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下去，我仅有的自信来自我的恐惧本身。因为当一个作家丧失了他的自我怀疑，时间终会把他的笔搁置起来。”
在美国她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受到关注，尽管作为一种个性她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她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译的。语言和风格本身。里尔克是在翻译中损失同样多的仅有的另一个作家。
例如，你怎么翻译她丈夫古德凯（Goudeket）关于她的美妙作品《 Près de Colette》的书名？《在科萊特身旁》根本没用。《靠近科莱特》同样不合适。因为在那个“près de”中有着敬意、爱和无私的观察，因此“靠近”这一短语会显得像吹捧。
她的天才在于发现精确的词语，尤其适合一种感觉的精确的词语，花的纹理，手中一只桃子的感觉，在《蓝提灯》（Le Fanal Bleu）中有一段神奇的文字（我相信是在那本书中，那是她最后的自传作品之一），她对来自海法、塞维利亚、希腊、法国南部的橘子的滋味进行了区分，区分技艺十分敏锐。一切都不会在陈词滥调中模糊或淹没。一切都是全然的清新。所以她有时在一个形容词前坐上半个小时是不足为奇的。我多么赞赏那份耐心，一只猫等在鼠洞旁的耐心！
当然，对于感官享受的短暂性，也许她比任何人都懂。她从不粗俗，从没有明显的性色彩，因为她对爱抚中的辛酸始终有着含蓄的理解。
1月11日，星期四
今晨零度。很久以前我们就在盼望这个周末能够下雪。我还从未经历过到了一月中旬雪还这么少的冬天。我盼望雪的寂静、雪的闪光和蔚蓝的大海，盼望满眼白鼬似的白色取代沉闷的灰棕色田野。
没有了胡尔达和那两条大柯利牧羊犬，屋子里显得冷清。自去年秋天被卡车撞伤后，斯科特[ 胡尔达的狗。]已经在垫子上躺了三个月了，胡尔达每天把它从车上搬上搬下。它还能走路吗？看见胡尔达表现出的如许信任和爱，真让人感动，无止无休的折腾、清理，永不落空的温柔。感人的是一个病弱的动物竟然如此隐忍，没有一丝的自怜，当然这全赖人的照顾。
美国人的气质允许人向动物表露感情，却常常阻止向同类的表露。是害怕失落吗？还是以为表露感情，尤其是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今天我提出这些问题，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我想起有一天在《时报》上看到过本杰明·布莱克（Benjamin Blech）的一段话，他是纽约州的一个拉比[ 犹太教教士。]（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他说：
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桩罪行而哭以及感情的表露是最羞耻的失败？
正如弗罗斯特在《未走的路》中所言：“林中有两条分岔的道路，我选了人迹罕至的一条，所有的区别由此开始。”这种生活方式的“逆向”选择是与梅·萨藤“逆着潮流”写作的勇气分不开的，也造就了她与他人不同的艺术特色。在这点上她与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相似，也与陶渊明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在经历过人世的繁华，像滚针毡一样历尽人生之后，他们都是决然地复归本源。这种复归也就是逆流而溯源，这样的人必定孤独，也必定在心灵的宁静中收获幸福与真知。梅·萨藤在八十二岁那一年，每天都能写出一首诗，让人惊异，我想，这一定和境界有关，也一定和那个源头有关。按照桑塔亚那的说法，大诗人就是离源头近的人，比如但丁、荷马，而我们则是越来越远离本源。其实向自然的回归和回归人的本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迷失了本性，世界必然只是一些“突兀”的孤零零的物在矗立着散布着——那就是异化的开始。
梅·萨藤的作品真诚坦率，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同性恋经历，她成长奋斗中种种的痛苦、失意与狂喜。她对自己内心的正视有时令读者畏惧，她的坦诚也迫使读者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梅·萨藤曾经说过，“痛苦是最伟大的教师……足够奇怪的是，痛苦总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我们引向他人，而快乐或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却使我们孤立。”正是能够面对无常的痛苦，我们才能像橡树一样经得起人生的狂风骤雨，才能真正成就一个人，达到宁静与超然。
这些日记记载了梅·萨藤失恋后在缅因州约克一年的独居生活，以坦率、质朴的语言对内与外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极为真实、感人的描述，表现出作者极具魅力的个性。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摆脱情感压抑的折磨。她探索了痛苦的起源，孤独的境界和自然之美，也披露了作为诗人和作家那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奥秘与风险。她认为，经历人际关系不适带来的痛苦，是自我成长的惟一契机。她对园艺生活的热爱，对动物的关切之情，对老年、社会时尚、友情、个人完美的认识，展示出一个丰富、真实的人格世界。当我们随作者走完创伤愈合的全过程，我们的精神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梅·萨藤作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自然的观察，对美的发现。她以诗人的眼睛记录着每一次微小的发现，她的世界是充满光和色彩的世界，她的细腻和敏感呼应着自然的呼吸與和谐，字里行间充满深沉的情感和发人深思的哲理，许多感悟完全是只有诗人才能捕捉到的。
相信这些随性、真实而富有诗意的日记，每一篇都是一条通往梅·萨藤那“光的世界”的小径，人迹罕至，但自有别一番景色。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我曾经想过，到七十岁时再开始写一部新的日记，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但时间也许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以这种熟悉的方式使我的生活恢复一种意义感和连续性。
我也需要以胜过眼泪的东西来纪念我和朱迪（Judy）[ 梅·萨藤（May Sarton）的同性恋爱人，患有老年痴呆症。]长期的友谊，三十五年前它在圣菲开始，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度过的上一个圣诞节完全失败了。圣诞前夜当我去瓦尔登养老院接她的时候，我发着低烧，感觉不太舒服。她在那家养老院已经住了七年了。有人警告我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正在迅速衰老，但我希望与我在这里待上二十四小时后，她会再次开始适应。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这样，九月份她在这里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的确有过一些交流。
过去这数月里，复仇女神一直很警觉，她们一定为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事而十分卖力。整夜狂风大作雨声不停，六点钟我在黑暗中醒来，塔玛斯[ 梅·萨藤的爱犬。]突然在床上呕吐起来（这种情形以前只有一次）。当我试图打开灯时发现停电了——没有暖气，没有灯，没有炉子。幸运的是我知道电池灯在哪里，而且它运转正常，于是我可以取下我的床单，把床重新铺好。然后我爬到床上，感到厌倦，为即将到来的白昼而担忧。七点半时我起来，走到朱迪的房间把她唤醒，她的床单也必须换了。我扶她起来穿上干净的睡衣，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然后下楼去看早餐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再发烧了，但行动起来仍感十分费力，仿佛在水下游泳一般。我找到了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开始生火烧水。几乎用了半个小时才烧开两杯茶，我们就用茶和冷麦片当早餐。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在床上打开长筒袜，但朱迪对打开礼物已不再感到愉快，所以我放弃了长筒袜，去值得信任的埃米莉·亨廷顿（Emily Huntington）那里为她买了一件礼物让她打开。她拒绝打开包装，对那条优雅的宽松长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情形“一路滑坡”，我开始怀疑我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我把楼下的两个火炉都生起来，给朱迪穿上温暖的毛衣和长裤，把她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在书房的火边，膝上盖上一块小毯子。但是她十分不安分，不久就站了起来，奇怪地拖着腿到处转，已完全不是过去散步的样子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今年绝顶美丽的圣诞树，那树上挂着我们共同收集的许多装饰品。
往往很小的小事就能使希望破碎。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当一只雄雉鸡出现在门廊窗户边时，在全然的沮丧中这景象如此令人目眩，以致我叫出声来，“快来朱迪，快过来！”当然，她没有来。我发现她正在书房里拖着腿乱转，当我把她拖到窗前，那只雉鸡已经无影无踪。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朱迪该离开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待在这所房子里已毫无意义。
慢慢地，十一点的时候灯亮了，暖气也热了起来，我烹好了鸭子，把午餐端给她（我感到有点恶心，无法下咽），我终于决定那个下午就把她送回去。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听着车上无线电里播放的颂歌，车窗外是一片生动的天空，阳光透过紫黑色的云层，照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上。那次驱车行驶便是今年的圣诞了。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只要朱迪在这里度假，甚至只是“部分地”在这里，只要我能重新创造出过去的一点魔幻气氛，那种牛津街一百三十九号和剑桥赖特街十四号圣诞节的欢乐，哪怕几天几小时，我就还有家，甚至还强于此。因为家人们的交流往往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朱迪和我三十多年来始终可以达到无言的理解。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我和朱迪的方式让我感到完全“自在”。她了解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很久以前就已接受了我，我的缺点及一切，就像我拥有她一样，因为这是真正的爱。
现在这已成过去，一个仁慈的过去。我面前放着我和朱迪的一张照片，我们俩都在愉快地微笑，那是在格林斯岛（Greenings Island）的码头，是我们和安妮·索普（Anne Thorp）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我们正要乘船离开。随着朱迪年岁渐长，我们永远放弃了这种旅行。她的头发像一顶光滑的白帽子，和男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她在史密斯学院的朋友们习惯于叫她毛格利[ Mowgli，约瑟夫·鲁迪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所著《丛林之书》（Jungle Books）的主角。]。
一个奇怪的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 A Reckoning，梅·萨藤的一部小说。]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Poetry）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William Heyen）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田野
每個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地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栗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 – 1954），法国女作家，1948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Pauline Prince）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以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Karen Saum）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的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地生动。
12月30日，星期六
昨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害怕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去领塔玛斯散步，所以当卡伦·索姆在回家的路上从基特瑞打电话时，这成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她说希望在这里做一卷关于我的生活的录像带，并且告诉我她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采访为这事筹钱。她顺便造访，领塔玛斯散步，为我取邮件，与此同时我给她做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生活的全部色彩又像一阵红润回到苍白的脸颊上。她给我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故事，她在官僚机关中如何迷了路，偶然地走错了楼层，进错了房间，遇到一个风趣而有用的人。这使我们笑了起来，想到生活是多么的不确定，每时每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正如她出乎意料的来访改变了我的一天。
我必须承认这是极其孤独的圣诞周，并且在我想到这点时要认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过圣诞节更是一种折磨；我们没有的东西比我们拥有的东西显得还要突出。家庭生活（在圣诞节我们都梦想的一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充满了自律和痛苦。但即使感到十分病弱，甚至不得不和朱迪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说再见，甚至还未从最近两个月相当严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也必须承认我爱自己的生活。当我在这里孤身独处，我内心非常激动，并且常常硕果累累，动物们贡献出的甜蜜友谊我亦视为珍宝。从根本上讲这种生活并非浪费，这是一种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缺乏意义和信任的生活。
我很高兴自己又决定记日记了。它是清理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自我的疏离已经太久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十一月有几周我外出去做诗歌朗读和签名售书了，各地飞来飞去，在几小时内集中会见老朋友们，回答许多层次的提问。从九月起我唯一完成的写作是回复信件；在数月的回信中我敏感的神经已经疲惫了。 所以我又在这里了，重新认识自我。
“一个没有温柔的圣诞节，”两天前我写道。自那时起我已经被那句话送回到让·多米尼克[ Jean Dominique，本名玛丽·克洛塞（Marie Closset，1873—1952），比利时诗人，让·多米尼克是她的笔名。]那里，回到她的诗，回到细腻的温柔、幽默，她设法以之为生直到终结的可爱的优雅。母亲们非常擅长温柔，无疑，这是我们的母性部分能够给予的，而我们的儿童部分渴望在周围感受到它。对我而言，这种温柔与欧洲有关，首先与它和多愁善感之间的显著区别有关。多愁善感意味着通过减少感情的价值使其贬值；它也是陈腐的，是一种用滥了的简单方式，目的是将感情缩小成模糊的伤感，感情的外衣常常是廉价的，是廉价的语言。然而真正的温柔使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珍爱——很简单，例如一个可笑的宠物名字。温柔常常通过幽默表现出来。
我渴望温柔，那就是我的问题，几个月来始终是我的问题。
12月31日，星期日
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正如风格是思想的优雅，昨夜我不能入睡时得出了这个结论。两者都与质量有关，感情的质量，理性的质量。
对我而言这是艰难而痛苦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期盼明天的黎明，当白昼变长，我开始摸索我进入新生的路。我们的“新年”在季节轮回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这虽然神秘但并不陌生。在个人的黑暗存在的时候，在有痛苦要克服的时候，在被迫更新我们自身来对抗所有反常事物的时候，单纯求生的心理拥有巨大的力量，大得就像一个球根顶起春天冰冻的土地一样，于是在克服困难之后，就会有额外的能量，会有可以投入创造的一股能量的洪水。今天早晨我开始写作一个中篇小说，事实上，从上个夏天起，有几个月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1979年1月1日，星期一
我聽说英格兰大雪纷飞寒冷异常，芝加哥也有一英尺半深的积雪，而这里的海岸则温暖如四月，飘着轻柔的细雨。今年，这个新年，总而言之对我很合适，它不是以铙钹的撞击声开始，而是用无声的细雨撩开序幕。当我回顾1978年的灾难时，我认识到我的错误在于希望太多了，在于任随自己被一条内心的轨道过快地带走，并过于相信它。保利娜·普林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我对绝对的渴求，她使用的伊卡洛斯的意象对我裨益匪浅——不知怎么，我认定《报应》足以让我休息一年。而且，它应是一次真正的、关键性的成功。但是没有。我希望在激情的人际关系中也能感受到脚下坚实的大地。结果证明那也是一个幻觉，于是我在完全的孤独中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既是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作为一个女人。过去这一周我一直在做的是——促使我重新开始记日记的东西正在帮助我——再次与孤独和平共处，再次不怀奢望地回到工作上来，回到工作的快乐中。企图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正在坠回大地。
我正沉醉在阅读的巨大欢乐中……菲莉丝·罗斯（Phyllis Rose）所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尽管关于伍尔夫的材料有些过剩，包括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我还是发现它具有启发性。E.M.福斯特的传记放在我的床边，还有几罐同样的“蜂蜜”等待我去饕餮一番，斯彭德（Spender）关于30年代的思考就是一例。我又在读诗，听音乐，尤其是这些天听得最多的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是一个僧人以前送我的。
这是回到根的时刻，回到伟大的影响的时刻，从深深的源泉汲取力量。我把鲁思·皮特[ 鲁思·皮特（Emma Thomas Ruth Pitter，1897—1992），英国女诗人，1955年获得女王诗歌金质奖章。]也算在内，现在我恰好翻到《手臂的战利品》（A Trophy Of Arms，克雷塞特出版社，1937年版）中的这首诗：
沉思
冬天降临，风在呻吟；
上帝将留下我离去。
我爱我的生活，我渴望快乐；
这是个过错，这是个游戏。
年轻时我拥有永恒；
然后是快乐；
夏天我不悔恨
严霜必然造成的一切。
哦苦涩的美，你是妄想，
尽管我知道，一个清晰的幻象，
足够真实地向我展示
恐惧和可怕的混乱。
够了；给我我饱经考验的铠甲，
我不会落空的忠诚的手臂：
我穿过混沌取得胜利。
现在，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以一种宁静的方式悄悄绽放。这一年，不再有狂野的希望。那么最近两个月来纠缠不已的复仇女神也许就会离开。
1月3日，星期三
回忆所有那一切不是个好主意。但至少今天我们拥有季节性的天气。昨天是黑色的，大雨，气温在五十度[ 本书中出现的气温均为华氏度。]左右。现在气温二十度，太阳照耀着泥泞的灰色田野。麻烦的是我的流感现在到了咳嗽阶段。受此影响我感到精力衰退。这是新的一年，但我还没有跟上它的步伐，还在难过地徘徊在抑郁的地狱中。我发现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做出决定……我必须决定四月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讲座。三月末我将在中西部的瓦巴什（Wabash）和奥利韦（Olivet），所以那时外出很合理，但是我因为要付出的巨大努力而踌躇。最后我打电话给自告奋勇要陪我同行的可爱女孩，问问时间怎么安排。我拒绝了两个讲座之一，这是我自己立即做出的决定。另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将和读者进行一次有趣的会面，他们以前曾请我去过。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出门，虽然酬金甚至都不够付机票的。
圣诞节后有几天我开始对独处感到自在起来，并再次认识到有时间思考的巨大乐趣，宁静，依照安详的习惯而生活，那习惯释放了我的想象力，一个宁静的地球，但却是处于狂野喧嚣的天空下的一个宁静的地球……现在压力又开始出现。战斗在我的桌边再次开始，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我可以“放开手”，暂时抛开不回信的内疚，打开通往潜意识的门。中篇进展缓慢，因为我没有精神能量去实现那首要的飞跃，一切仍须去想象和创造。流感太坏了，它在阻挡我。 1月4日，星期四
天气冷得令人振奋，冷而明亮。一些纯粹快乐的瞬间。昨天我从小睡和一次长长的思考中醒来，下楼，发现食槽边有三只紫雀！迄今为止，这个冬天一直鸟迹稀疏。五六只山雀，一只五十雀，一对毛茸茸的啄木鸟，大约就是这样。奇怪，没有？鸟。安·伍德森（Ann Woodson）告诉我，奥杜邦学会（Audubon）[ 美国的一个非赢利性民间环保组织。]的人说今秋各地的鸟都很少。鹿，自我来到这里还是头一次看到，它们径直走到露台边，几乎啃光了所有卫矛属的灌木，雷蒙德一直把灌木修剪成圆形。它们也吃光了几处地方的紫杉。安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年没有橡子——鹿在挨饿。这样的事有点吓人。为什么会没有橡子？为什么会没有鸟？
所以昨天我看见紫雀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生动的瞬间。这些天的另一项乐趣是去取圣诞节芭芭拉（Barbara）为我做的一尊冬眠金花鼠的小雕像。它躺在一块粗糙的圆形岩石上，石头里面凿得光溜溜的，在这雕出的巢中，金花鼠由鼻子到尾盘成完美的一圈，正在安睡。沉甸甸地捧在手中，又圆又光滑，真是安宁的快乐。
但是清晨是最纯粹的快乐时分。太阳升起，在植物窗中的杜鹃和仙客来中间闪耀，像一声和散那（Hosannah）[ 赞美上帝的用语。]，以振奋开始了一天。
然后我再次把早餐端到床上，躺在我宽敞的卧室中，想着即将到来的日子，沐浴在光线中，阳光抚摸着平坦的木制梳妆台和它上方可爱的宽框镜子，那是朱迪给我的；抚摸着布兰波的兄弟贝尔加佐的照片，那是我曾有过的最可爱的猫，我感谢自己能置身此地，感谢寂静。如此的寂静！有时我甚至听不到海洋的声音。
抑郁的潜流仍然存在。“坏念头”悄悄溜进我意识每一处不设防的裂缝。然后是起床的时间了，上楼来到我的书房，在这里开始工作。那是唯一对抗流感、老年、抑郁的有效药物——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1月8日，星期一
昨天一整夜的倾盆大雨，今天也是如此。我怀疑，计划今晚来的胡尔达（Huldah）是否能出门，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可能是大雪纷飞，说不准有一英尺厚。我在盼望天气转好。
昨夜，我不愿读完罗伯特·菲尔普斯（Robert Phelps）关于科莱特《美丽的季节》（Belles Saisons）的概要。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吃完了一罐蜂蜜的熊，为了最后的滋味把罐子边舔了又舔。
我只见过科莱特一次。吕涅-波[ 吕涅-波（Lugné-Po，1869—1940），法国演员、戏剧导演、舞台设计师。]带我去看科莱特一部戏剧的首演（剧情我已全然忘记了）。科莱特就在门厅里，最初看上去像个侏儒，她这么矮壮，浓密的火焰似的头发，斜着眼睛锐利地从面具里看出来，因为她妆化得很厚。吕涅-波带我过去见她，我感到她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理解了我”，仿佛她在一秒钟内就读完了整本书，然而并不感兴趣。
昨晚我划出了两个句子，如果愿意那将是两堂课。在开始一部新小说时她写信给弗朗西斯·卡尔科[ 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1886—1958），法国作家，作品多描绘巴黎底层人士的生活。]：“每次当我开始写一本书时，认为我不再拥有、永远不再拥有任何才华，这有多么可怕。”后一句是在比利时接受法国皇家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头衔时的答谢辞：“我唯一引以自傲的美德是我的自我怀疑。如果每一天我都发现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愈发慎重，我愈发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下去，我仅有的自信来自我的恐惧本身。因为当一个作家丧失了他的自我怀疑，时间终会把他的笔搁置起来。”
在美国她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受到关注，尽管作为一种个性她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她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译的。语言和风格本身。里尔克是在翻译中损失同样多的仅有的另一个作家。
例如，你怎么翻译她丈夫古德凯（Goudeket）关于她的美妙作品《 Près de Colette》的书名？《在科萊特身旁》根本没用。《靠近科莱特》同样不合适。因为在那个“près de”中有着敬意、爱和无私的观察，因此“靠近”这一短语会显得像吹捧。
她的天才在于发现精确的词语，尤其适合一种感觉的精确的词语，花的纹理，手中一只桃子的感觉，在《蓝提灯》（Le Fanal Bleu）中有一段神奇的文字（我相信是在那本书中，那是她最后的自传作品之一），她对来自海法、塞维利亚、希腊、法国南部的橘子的滋味进行了区分，区分技艺十分敏锐。一切都不会在陈词滥调中模糊或淹没。一切都是全然的清新。所以她有时在一个形容词前坐上半个小时是不足为奇的。我多么赞赏那份耐心，一只猫等在鼠洞旁的耐心！
当然，对于感官享受的短暂性，也许她比任何人都懂。她从不粗俗，从没有明显的性色彩，因为她对爱抚中的辛酸始终有着含蓄的理解。
1月11日，星期四
今晨零度。很久以前我们就在盼望这个周末能够下雪。我还从未经历过到了一月中旬雪还这么少的冬天。我盼望雪的寂静、雪的闪光和蔚蓝的大海，盼望满眼白鼬似的白色取代沉闷的灰棕色田野。
没有了胡尔达和那两条大柯利牧羊犬，屋子里显得冷清。自去年秋天被卡车撞伤后，斯科特[ 胡尔达的狗。]已经在垫子上躺了三个月了，胡尔达每天把它从车上搬上搬下。它还能走路吗？看见胡尔达表现出的如许信任和爱，真让人感动，无止无休的折腾、清理，永不落空的温柔。感人的是一个病弱的动物竟然如此隐忍，没有一丝的自怜，当然这全赖人的照顾。
美国人的气质允许人向动物表露感情，却常常阻止向同类的表露。是害怕失落吗？还是以为表露感情，尤其是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今天我提出这些问题，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我想起有一天在《时报》上看到过本杰明·布莱克（Benjamin Blech）的一段话，他是纽约州的一个拉比[ 犹太教教士。]（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他说：
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桩罪行而哭以及感情的表露是最羞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