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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苗族发展历史悠久，所蕴含的文化带有独特的、丰富的符号象征。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苗族在没有文字可记载的情况下无法避免地产生变化，但是蕴藏在服装、银饰、建筑等方面的文化符号却一直被沿袭下去，对苗族文化的记载与传承提供了丰富有利的材料。通过对苗族各方面文化的探索，发现苗族文化符号具有图案化的特点，把图案作为传达苗族文化的载体，并且利用语言学中符号的能指（图对应的象征内涵。
关键词：符号 图案化 能指 所指
文化符号是具有特殊内涵或特殊意义的标示，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说起万里长城，故宫，龙，《西游记》等，大家无一例外会想到中国，就像提到麦当劳，华尔街，NBA等会想到美国，甚至说起某一种美食会想到相对应的城市，新疆的大盘鸡、北京的炸酱面、陕西的羊肉泡馍等。当然看到大牛角的头饰，看到靛蓝染成的布料，看到衣袖色彩艳丽的刺绣，同样想起在服饰、刺绣、苗银方面独树一帜的苗族。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和地理原因形成众多支系并分散于各地，形成独特的文化色彩和文化符号。然而苗族没有文字，其文化记载主要通过服饰、银饰、建筑、音乐等方面来传达，尤其服饰被称为“中国服装史上的活标本”“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因此通过了解这些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析底蕴深厚的苗族历史进程与民族特色。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语言符号又是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结合体，同时二者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即具有任意性。在此基础上，邢福义在《语言学概论》中提出汉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的关系。语言学的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语言形式和内涵的关系，这与苗族文化符号的载体与其所蕴含的内容也是相映衬的。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有苗歌、历史文献、口口相传等方式进行记载和传播，而其所表达的正是苗族文化符号的所指部分，传达对祖先的敬畏之情和对民族历史发展的传承之责，以及同社会大潮流发展的审美创新与进步。
精神与意识的传达离不开载体。前人已对苗族各个文化符号所蕴藏的文化进行不同角度和深度的研究，基于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收集与分析，不难发现在文化符号研究分析中符号的形式已经被图案化，例如苗绣，更多的是探讨所绣图案的蕴含文化，因此图案化是对苗族文化符号解读的重要一环。无论是苗族的服饰、银饰、建筑、刺绣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民族符号，而其最直观的视觉内容就是分布在表面的图案，也正是苗族文化符号的能指部分，即不同地区的图腾、各式各样的几何图案、多彩体异的动植物图案。
一.记录民族变迁与图案
距今五千多年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很多原始人类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九黎在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战败以后，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尧、舜、禹时期形成另一部落“三苗”，后被许多史书认为和苗族有亲缘关系。由此苗族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时间长、距离远、幅度大的迁徙，主要是先由北向南，后由东向西，最终在西南地区的山区定居生活，而且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就歌唱了苗族祖先南渡和西进的历史过程[1]。
在贵州苗族聚居区，传说古代有一位苗族女首领名叫兰娟，她在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就用彩线记事的方法在衣服上绣符号，记载着她们部落的迁徙史，作为女儿的嫁妆，并把此衣叫做“兰娟衣”[2]。用横线或Z字线象征河流，用锯齿纹或凸字象征山川，田字格象征田地，菱形纹象征平原等等。不同的分支或不同地区的图案会有差异，无论是湘西“弥埋”的花边纹样，还是云南东北点套裙中的群基纹，还是黔西北披肩底边花纹，虽然寓意各不相同，但是都象征着民族迁徙中的山川河流和故土家园的痕迹。由于服饰的材料易裁剪缝制，这些图案多集中在苗族服饰之中，而且由于最早的技术原因，几何图形是最易记录的。苗族服饰的袖口、衣领、衣襟都是用简单的几何线条来装饰，用彩色直线，曲线，方块等缝制成大约两厘米的宽边。相对于几何图案，苗族同胞也会把生活中所见动植物简单地记录下来。整个民族的跋山涉水不仅是民众历尽千辛万苦南下的路程，更是彰显了苗民为了生命为了民族艰苦奋斗，努力进取的精神意志。记录民族的历史发展，永远牢记民族的根;传承祖先艰辛迁徙历程，永远谨记民族的魂。
二.崇拜祖先氏族与图案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图腾，象征着民族精神。自原始社会以来，每个民族会选取某一动物、植物、非生物来作为自己的祖先，并认为具有轩血缘关系。苗族由于分为不同支系、不同地区，地理原因和传播原因，都导致形成多种被人格化的图腾象征。对比中国的神话动物龙或麒麟图腾，苗族的图腾符号大多也与他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有关，而且图腾中的一些符号是相互联系的，也从侧面体现了各支系苗族是文化根基相同的同宗同源群体。“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3]
“图腾崇拜的主要特征是相信本氏族同某种动植物之间有超自然的联系，这种动植物就被视作图腾”，“氏族中的人相信自己同本氏族的图腾有血统关系”，从而对它产生一种爱戴、崇敬或畏惧的感情。根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的传说可知，枫木是与苗族首领蚩尤相联系的图腾之一。《苗族古歌》的《枫木歌》中唱到“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榜留（又叫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其中有蜈蚣、蛇、牛、鸟和苗族的始祖姜央。枫木衍生出“蝴蝶妈妈”，才有了苗族，受到苗族同胞无比的崇敬，在苗族文化符号中被认为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變化多样、色彩丰富的形象被绣在服饰上，被刻在或画在建筑上作以装饰。枫木图案颜色多以绿色和红色为主，红色代表生命成熟，绿色表示生命蓬勃，以此作为一种生命的延展，并诠释着希望苗族人民的生命如此一般繁盛、生生不息的象征理念。苗族各地区人民也把牛、蝴蝶、鸟以及由蛇演化来的龙作为图腾，而且根据有关调查显示贵州各苗族主要聚居区都会有超过两个的图腾崇拜符号，更为显著的是几乎都把蝴蝶作为图腾之一。蝴蝶化人的神话故事犹如女娲造人如此被民族同胞所尊崇，展现人们对生命开启的感恩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敬重。无论是枫木还是蝴蝶作为图腾符号都象征着苗族同胞对祖先尊崇感恩和对民族寄予希望的生命观。
关键词：符号 图案化 能指 所指
文化符号是具有特殊内涵或特殊意义的标示，是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说起万里长城，故宫，龙，《西游记》等，大家无一例外会想到中国，就像提到麦当劳，华尔街，NBA等会想到美国，甚至说起某一种美食会想到相对应的城市，新疆的大盘鸡、北京的炸酱面、陕西的羊肉泡馍等。当然看到大牛角的头饰，看到靛蓝染成的布料，看到衣袖色彩艳丽的刺绣，同样想起在服饰、刺绣、苗银方面独树一帜的苗族。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治和地理原因形成众多支系并分散于各地，形成独特的文化色彩和文化符号。然而苗族没有文字，其文化记载主要通过服饰、银饰、建筑、音乐等方面来传达，尤其服饰被称为“中国服装史上的活标本”“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因此通过了解这些文化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析底蕴深厚的苗族历史进程与民族特色。
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而语言符号又是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结合体，同时二者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即具有任意性。在此基础上，邢福义在《语言学概论》中提出汉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既有任意性又有理据性的关系。语言学的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语言形式和内涵的关系，这与苗族文化符号的载体与其所蕴含的内容也是相映衬的。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有苗歌、历史文献、口口相传等方式进行记载和传播，而其所表达的正是苗族文化符号的所指部分，传达对祖先的敬畏之情和对民族历史发展的传承之责，以及同社会大潮流发展的审美创新与进步。
精神与意识的传达离不开载体。前人已对苗族各个文化符号所蕴藏的文化进行不同角度和深度的研究，基于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收集与分析，不难发现在文化符号研究分析中符号的形式已经被图案化，例如苗绣，更多的是探讨所绣图案的蕴含文化，因此图案化是对苗族文化符号解读的重要一环。无论是苗族的服饰、银饰、建筑、刺绣等都是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民族符号，而其最直观的视觉内容就是分布在表面的图案，也正是苗族文化符号的能指部分，即不同地区的图腾、各式各样的几何图案、多彩体异的动植物图案。
一.记录民族变迁与图案
距今五千多年前，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很多原始人类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九黎在与以黄帝为首的部落战败以后，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尧、舜、禹时期形成另一部落“三苗”，后被许多史书认为和苗族有亲缘关系。由此苗族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中突出的问题是时间长、距离远、幅度大的迁徙，主要是先由北向南，后由东向西，最终在西南地区的山区定居生活，而且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篇就歌唱了苗族祖先南渡和西进的历史过程[1]。
在贵州苗族聚居区，传说古代有一位苗族女首领名叫兰娟，她在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就用彩线记事的方法在衣服上绣符号，记载着她们部落的迁徙史，作为女儿的嫁妆，并把此衣叫做“兰娟衣”[2]。用横线或Z字线象征河流，用锯齿纹或凸字象征山川，田字格象征田地，菱形纹象征平原等等。不同的分支或不同地区的图案会有差异，无论是湘西“弥埋”的花边纹样，还是云南东北点套裙中的群基纹，还是黔西北披肩底边花纹，虽然寓意各不相同，但是都象征着民族迁徙中的山川河流和故土家园的痕迹。由于服饰的材料易裁剪缝制，这些图案多集中在苗族服饰之中，而且由于最早的技术原因，几何图形是最易记录的。苗族服饰的袖口、衣领、衣襟都是用简单的几何线条来装饰，用彩色直线，曲线，方块等缝制成大约两厘米的宽边。相对于几何图案，苗族同胞也会把生活中所见动植物简单地记录下来。整个民族的跋山涉水不仅是民众历尽千辛万苦南下的路程，更是彰显了苗民为了生命为了民族艰苦奋斗，努力进取的精神意志。记录民族的历史发展，永远牢记民族的根;传承祖先艰辛迁徙历程，永远谨记民族的魂。
二.崇拜祖先氏族与图案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图腾，象征着民族精神。自原始社会以来，每个民族会选取某一动物、植物、非生物来作为自己的祖先，并认为具有轩血缘关系。苗族由于分为不同支系、不同地区，地理原因和传播原因，都导致形成多种被人格化的图腾象征。对比中国的神话动物龙或麒麟图腾，苗族的图腾符号大多也与他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有关，而且图腾中的一些符号是相互联系的，也从侧面体现了各支系苗族是文化根基相同的同宗同源群体。“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增删的远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活动的面目。”[3]
“图腾崇拜的主要特征是相信本氏族同某种动植物之间有超自然的联系，这种动植物就被视作图腾”，“氏族中的人相信自己同本氏族的图腾有血统关系”，从而对它产生一种爱戴、崇敬或畏惧的感情。根据《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的传说可知，枫木是与苗族首领蚩尤相联系的图腾之一。《苗族古歌》的《枫木歌》中唱到“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榜留（又叫蝴蝶妈妈）和水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其中有蜈蚣、蛇、牛、鸟和苗族的始祖姜央。枫木衍生出“蝴蝶妈妈”，才有了苗族，受到苗族同胞无比的崇敬，在苗族文化符号中被认为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變化多样、色彩丰富的形象被绣在服饰上，被刻在或画在建筑上作以装饰。枫木图案颜色多以绿色和红色为主，红色代表生命成熟，绿色表示生命蓬勃，以此作为一种生命的延展，并诠释着希望苗族人民的生命如此一般繁盛、生生不息的象征理念。苗族各地区人民也把牛、蝴蝶、鸟以及由蛇演化来的龙作为图腾，而且根据有关调查显示贵州各苗族主要聚居区都会有超过两个的图腾崇拜符号，更为显著的是几乎都把蝴蝶作为图腾之一。蝴蝶化人的神话故事犹如女娲造人如此被民族同胞所尊崇，展现人们对生命开启的感恩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敬重。无论是枫木还是蝴蝶作为图腾符号都象征着苗族同胞对祖先尊崇感恩和对民族寄予希望的生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