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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于丹专程来到中国共产党网接受访谈，一如既往的干练形象特别显眼。在访谈室，于丹聊起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妙语连珠的对话，让在场的编辑记者们不知不觉聚精会神起来……
于丹认为，说到文化，我们平时总说不同的地方对文化的理解不一样。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俗，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其实也就是文化。走过几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文化走出去离不了文化人走出去。作为传统文化研究学者的代表，于丹在与国外友人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有两个感觉：“首先，他们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其次，他们也有很深的成见和误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中外文化特质的差异
记者：我们发现，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越办越多，汉语教育越来越好，但是老外们对于方块字还是有困惑。汉字文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于丹：我们的字，查字典的时候都是会用部首的。偏旁部首里面包含着某种导向，比如 “心”字部首，与竖心旁相关的字很多，都和人的精神世界、心灵活动是相关的。
“懒惰”是竖心旁，人肢体懒了，不是身上的事，是心里懒。中国人认为人是心里懒了，就不爱动了，所以懒惰也要归于心上。这背后蕴含着中国人的一种观念，是总体的直觉把握式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说五脏六腑，肺是呼吸的，肠子是消化的，肝是造血的，都会很清楚。但中国人不一样，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中国人会跟你说，我对你说的是“肺腑之言”，肺这个呼吸器官在这里表达诚意；会说我伤心得“肝肠寸断”。这一点可能西方人就会说，你们的肠子，一个消化器官，会有这样的伤痛吗？
你看老百姓的话会讲，说我肠子都悔青了，这是多么生动的词啊；恭维你叫“一肚子学问”，说一个事还会说“打腹稿”，它充满了这种东方式的智慧与诚意。这种模糊判断，实际上和中国画里面的远山近水，泼墨写意，山水之神，呼之欲出，如出一辙。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国外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和外国人谈中国文化，这些活动是否和国内有所不同？
于丹：国内举办讲坛，主办单位习惯给主讲人一个主题，再请大家提问。但是在国外，主讲人可以先让记者提问。走过一些国家，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第二，他们也有很深的成见和误解。这两点摆在眼前，肯定要先放开一个姿态，你们到底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什么呢？
在欧洲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哥特式的教堂，垂直线条的建筑，是很典型的西欧式的建筑风格。一个个体向天膜拜的姿态，很优美，很崇高，但它永远是孤零零的。中国的建筑恰恰都是水平的建筑，包括紫禁城，一定是群体的，是俯向大地的，在群体之中呈现秩序感。在我看来，建筑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反映着一种民族文化和态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大繁荣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第一次清晰地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你怎么看待这个概念的提出？
于丹：这次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概念。这三者之间，文化自觉是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自强的前提。一切是从自觉开始，有了这样一种觉悟，有了一种内在的凝聚和文化认同感，才有信心。
记者：有人说中国出不了乔布斯，那么诞生乔布斯的土壤是什么？在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锻造和培育这种人才？
于丹：其实无论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他们在大学时都不是我们标准意义上的“三好生”，都是半途退学的学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所谓这些创造性的天才，很早就表现出一种颠覆性的才能。
首先是对于旧秩序有一种质疑，甚至有一种颠覆。然后他会有一种新秩序的建构，他提出一种构想。哪怕看起来是青涩的是荒唐的是鲁莽的，但是他坚持做下去，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是有可能展开的。
记者：怎么能改变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那种精神上的激情，变为一种强有力的行动？
于丹：现在有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绝大多数年轻人对当下都不满意，他们都会觉得当下制约太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真的让他去完成一种建立，他又会束手无策。我们在精神上是不满的，在行动上是乏力的。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要出现更多元的标准，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进行选择，让更多的学生自立。其实在英国、美国一些名校中，连考试都是自主的。所以如果方方面面能够打开，我们就能够期待一个更有创造空间的未来。
中华文化要在比较中走出去
记者：当我们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应该怎样让传统文化走出去？
于丹：我们要让自己的文化真正充满活力，充满当代性，能够去传播、能够去交流，前提是得承认不同文化在生成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在差异之中大家建立一种信任，建立一种理解，完成一种积极的、有效的、有诚意的沟通，然后才谈得到各种好的文化的特质，再去影响其他的文化。
文化真正的落点在于文化人，人的状态会给我们一种安顿，甚至给我们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心。英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慌乱、礼让，对一个事情的包容，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养成，这就是一种不折不扣、不能做假的文化。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何作用？
于丹：我们现在提出文化自觉，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到社会文化意识，营造一个空间。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其实就是向着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人的自觉的最大可能性上去发展。这才是一个文化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于丹认为，说到文化，我们平时总说不同的地方对文化的理解不一样。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习俗，积累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其实也就是文化。走过几个不同的地方，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文化走出去离不了文化人走出去。作为传统文化研究学者的代表，于丹在与国外友人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有两个感觉：“首先，他们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其次，他们也有很深的成见和误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中外文化特质的差异
记者：我们发现，世界各地孔子学院越办越多，汉语教育越来越好，但是老外们对于方块字还是有困惑。汉字文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于丹：我们的字，查字典的时候都是会用部首的。偏旁部首里面包含着某种导向，比如 “心”字部首，与竖心旁相关的字很多，都和人的精神世界、心灵活动是相关的。
“懒惰”是竖心旁，人肢体懒了，不是身上的事，是心里懒。中国人认为人是心里懒了，就不爱动了，所以懒惰也要归于心上。这背后蕴含着中国人的一种观念，是总体的直觉把握式的思维方式。
西方人说五脏六腑，肺是呼吸的，肠子是消化的，肝是造血的，都会很清楚。但中国人不一样，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中国人会跟你说，我对你说的是“肺腑之言”，肺这个呼吸器官在这里表达诚意；会说我伤心得“肝肠寸断”。这一点可能西方人就会说，你们的肠子，一个消化器官，会有这样的伤痛吗？
你看老百姓的话会讲，说我肠子都悔青了，这是多么生动的词啊；恭维你叫“一肚子学问”，说一个事还会说“打腹稿”，它充满了这种东方式的智慧与诚意。这种模糊判断，实际上和中国画里面的远山近水，泼墨写意，山水之神，呼之欲出，如出一辙。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国外举办了多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和外国人谈中国文化，这些活动是否和国内有所不同？
于丹：国内举办讲坛，主办单位习惯给主讲人一个主题，再请大家提问。但是在国外，主讲人可以先让记者提问。走过一些国家，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第二，他们也有很深的成见和误解。这两点摆在眼前，肯定要先放开一个姿态，你们到底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什么呢？
在欧洲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哥特式的教堂，垂直线条的建筑，是很典型的西欧式的建筑风格。一个个体向天膜拜的姿态，很优美，很崇高，但它永远是孤零零的。中国的建筑恰恰都是水平的建筑，包括紫禁城，一定是群体的，是俯向大地的，在群体之中呈现秩序感。在我看来，建筑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反映着一种民族文化和态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大繁荣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第一次清晰地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你怎么看待这个概念的提出？
于丹：这次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概念。这三者之间，文化自觉是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自强的前提。一切是从自觉开始，有了这样一种觉悟，有了一种内在的凝聚和文化认同感，才有信心。
记者：有人说中国出不了乔布斯，那么诞生乔布斯的土壤是什么？在我们国家，应该怎样锻造和培育这种人才？
于丹：其实无论乔布斯还是比尔盖茨，他们在大学时都不是我们标准意义上的“三好生”，都是半途退学的学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所谓这些创造性的天才，很早就表现出一种颠覆性的才能。
首先是对于旧秩序有一种质疑，甚至有一种颠覆。然后他会有一种新秩序的建构，他提出一种构想。哪怕看起来是青涩的是荒唐的是鲁莽的，但是他坚持做下去，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是有可能展开的。
记者：怎么能改变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那种精神上的激情，变为一种强有力的行动？
于丹：现在有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绝大多数年轻人对当下都不满意，他们都会觉得当下制约太多；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真的让他去完成一种建立，他又会束手无策。我们在精神上是不满的，在行动上是乏力的。
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要出现更多元的标准，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进行选择，让更多的学生自立。其实在英国、美国一些名校中，连考试都是自主的。所以如果方方面面能够打开，我们就能够期待一个更有创造空间的未来。
中华文化要在比较中走出去
记者：当我们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应该怎样让传统文化走出去？
于丹：我们要让自己的文化真正充满活力，充满当代性，能够去传播、能够去交流，前提是得承认不同文化在生成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在差异之中大家建立一种信任，建立一种理解，完成一种积极的、有效的、有诚意的沟通，然后才谈得到各种好的文化的特质，再去影响其他的文化。
文化真正的落点在于文化人，人的状态会给我们一种安顿，甚至给我们一种对于未来的信心。英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慌乱、礼让，对一个事情的包容，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养成，这就是一种不折不扣、不能做假的文化。
记者：文化体制改革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有何作用？
于丹：我们现在提出文化自觉，是从人的自我意识到社会文化意识，营造一个空间。提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体制的改革，其实就是向着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人的自觉的最大可能性上去发展。这才是一个文化真正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