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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等国受到的国际压力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有几个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而且“历史纠纷”又与国际安全关系紧张形成联动。
日本安倍政府美化侵略、回避历史罪责的言行，不仅受到中国、韩国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国的强烈批评和不满，也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批评。2015年3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期间，多次强调直面历史、正视过去是与邻国和解的前提，就历史认识问题敲打并敦促日本。美国官方也一再就历史认识问题公开向日本施压。在4月安倍访美前后，美国各界就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施压。4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敦促日本以有助于推动“弥合及和解”的方式处理二战历史问题。23日，25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日本驻美大使，希望安倍访美能重申和确认“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做出的历史结论，“正视历史”。在安倍结束访美后，包括傅高义等重量级学者的美国一大批知名历史学家就日本战时性奴隶问题发表声明，称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影响了他们对日本形象的认知，指出否认和淡化在性奴隶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接受的，敦促日本为探究公正的历史创造自由，承认昔日的错误。来自西方的压力，反过来促使日本国内要求直面历史、谢罪道歉的呼声上升。
俄罗斯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承认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借此为其大国地位和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寻找合法性，但其举行的纪念活动却受到了西方的集体抵制。俄罗斯的东欧邻国则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纳粹德国以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战前期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解读为侵略，以此否定当下俄罗斯在东欧的地缘政治诉求。
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上的立场也再次受到西方严厉批评。今年正好是这一惨案发生100周年。欧洲议会以及西方多国政府上半年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承认其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为“种族灭绝”。长期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国要求土耳其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并将之作为是否吸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条件。美国国会也曾数次就此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正视历史，承担罪责。
新“历史正义”规范的形成
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征服往往是国家或民族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清算其中的“大规模暴行”和“罪责”则是胜利者群体对失败者群体的权利。对于暴行的受害者群体而言，冤冤相报的复仇是矫正“历史非正义”、重建“历史正义”的主要方式，否则只能留下难以和解的冤仇，或走向自然的遗忘。
但在当代，关于包括国家在内的群体之间如何面对历史罪责，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和平方式矫正“历史非正义”的新路径和新规范。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惩戒大规模暴行个体责任人的法律框架。针对卢旺达、南联盟等问题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并审判相关责任人，通过《罗马规约》（1998年）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这些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新进展都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形成的个人担责原则。对严重暴行负有责任的国家或组织的领导人，不再能轻易因国家主权的庇护而免于责罚。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施害者群体则被要求通过认罪—道歉—修补来求得受害者群体的宽恕，双方由此消解冤仇、走向和解，实现“历史正义”并建构某种共有或共享的历史记忆。
“德国范式”的出现，正反映出这种新型“历史正义”规范的初步形成。国际社会或有关国家向前述三个国家施加压力的过程，都在不同侧面借用了德国这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正面典范。日本、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有关言行与德国的认罪、修补和清算极权主义的做法，在当今围绕历史认识产生的纷争中形成了比附和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着国际政治中关于权利/义务、合法/非法、正义/邪恶的认知。从施害者层面来看，反对类似于纳粹德国的邪恶和暴行，像当今德国那样去认罪—悔改—修补，已经成了当今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和推崇的行为准则。从受害者层面来看，向犹太人那样去发掘、建构和传播遭受暴行的历史事实，以此为据坚持追讨“历史正义”，并在施害者认罪—悔改—修补的情况下报以宽恕与和解，则是广受期待的“合宜”行为。德国成了国际社会衡量“历史正义”问题的一把新标尺。德国和犹太人对待纳粹德国历史罪责的做法成了广受推崇和援引的榜样。
战后，德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直致力于修补与当年受害者的关系，深化与邻国的历史性和解进程。德国不仅接受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而且一直在对旧纳粹党徒实现自我清算，一直在为纳粹的侵略和暴行反省和道歉，仍然在为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大量支付赔偿。德国仍然坚持“直面历史”，其历史教科书中也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历史置于关键位置。德国是前南联盟特别刑事法庭、卢旺达特别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关键支持者。德国领导人也都热心地在国际舞台推广关于认罪—悔改—和解的“德国经验”。
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等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进行历史性修补的意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否定大屠杀、种族排外、反犹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等思想和行为很容易让人担忧纳粹主义回潮，因此在德国被纳入“政治不正确”范畴，甚至成为“社会禁忌”和刑法惩戒的对象。德国这种做法也不是西方世界的特例。西方许多国家为它们当年在纳粹实施大屠杀期间的旁观、协从甚至参与行为进行道歉和修补，并于2000年通过联合国推动设立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西方国家政府还为其他的一些“非正义”行为进行道歉和修补，形成了一种“道歉文化”：如美国政府为历史上对非裔的歧视进行道歉并对非裔实施特惠性的“肯定性行动”，为二战期间日裔受到不当拘押而道歉和赔偿，为历史上的“排华法案”而道歉;澳大利亚政府为历史上对土著人的迫害和屠杀进行道歉;加拿大政府对历史上的排华行为进行道歉;英国政府为殖民主义罪行道歉和修补，等等。
新规范的自由主义趋向
“德国范式”所体现的新“历史正义”规范，以现世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去重新审视和阐释过去时代（尤其二战时期）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来支持和强化现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整体上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一规范要求直面并摒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过去，反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侵略、迫害和屠杀。“永不再演”（Never Again）这个流行语，对那些遭受侵害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避免遭受侵害的历史重演。但对德国而言，意味着洗心革面，全面否定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暴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则是一种避免纳粹式专制和暴行历史重演的自我警示。另一方面，这一规范支持建立一种基于西方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纳粹德国这个西方历史上黑暗的“噩梦”，被用做如今的“美国梦”和“德国梦”的反衬。在西方国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对内被用作公民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则常被用作鼓噪人道主义干预的有力话语。面对类似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大屠杀那样的大规模暴行，西方往往将之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开展大屠杀历史记忆和教育的组织，往往也是“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积极支持者。
不愿直面过去的暴行和罪责、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难免被其他西方国家视为西方阵营的“异类”。德国、美国等要求日本直面历史罪责，除了希望降低东亚国家之间的紧张，也是要求日本与他们在价值观方面保持一致。中国借助德国这个榜样在对日历史观斗争中获得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德国范式”所包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此外，还需考虑欧洲和解的曲折性、长期性及其不同于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应将“德国范式”理想化，也不可忽视西方（尤其美国）在介入东亚历史纷争过程中的战略考量及其带来的限制。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之际，有几个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而且“历史纠纷”又与国际安全关系紧张形成联动。
日本安倍政府美化侵略、回避历史罪责的言行，不仅受到中国、韩国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国的强烈批评和不满，也经常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批评。2015年3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期间，多次强调直面历史、正视过去是与邻国和解的前提，就历史认识问题敲打并敦促日本。美国官方也一再就历史认识问题公开向日本施压。在4月安倍访美前后，美国各界就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施压。4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敦促日本以有助于推动“弥合及和解”的方式处理二战历史问题。23日，25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日本驻美大使，希望安倍访美能重申和确认“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做出的历史结论，“正视历史”。在安倍结束访美后，包括傅高义等重量级学者的美国一大批知名历史学家就日本战时性奴隶问题发表声明，称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影响了他们对日本形象的认知，指出否认和淡化在性奴隶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可接受的，敦促日本为探究公正的历史创造自由，承认昔日的错误。来自西方的压力，反过来促使日本国内要求直面历史、谢罪道歉的呼声上升。
俄罗斯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承认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借此为其大国地位和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寻找合法性，但其举行的纪念活动却受到了西方的集体抵制。俄罗斯的东欧邻国则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纳粹德国以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并将二战前期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解读为侵略，以此否定当下俄罗斯在东欧的地缘政治诉求。
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上的立场也再次受到西方严厉批评。今年正好是这一惨案发生100周年。欧洲议会以及西方多国政府上半年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承认其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为“种族灭绝”。长期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国要求土耳其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并将之作为是否吸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条件。美国国会也曾数次就此通过决议，要求土耳其正视历史，承担罪责。
新“历史正义”规范的形成
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征服往往是国家或民族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清算其中的“大规模暴行”和“罪责”则是胜利者群体对失败者群体的权利。对于暴行的受害者群体而言，冤冤相报的复仇是矫正“历史非正义”、重建“历史正义”的主要方式，否则只能留下难以和解的冤仇，或走向自然的遗忘。
但在当代，关于包括国家在内的群体之间如何面对历史罪责，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和平方式矫正“历史非正义”的新路径和新规范。一方面，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惩戒大规模暴行个体责任人的法律框架。针对卢旺达、南联盟等问题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并审判相关责任人，通过《罗马规约》（1998年）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这些国际刑事司法领域的新进展都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形成的个人担责原则。对严重暴行负有责任的国家或组织的领导人，不再能轻易因国家主权的庇护而免于责罚。另一方面，历史上的施害者群体则被要求通过认罪—道歉—修补来求得受害者群体的宽恕，双方由此消解冤仇、走向和解，实现“历史正义”并建构某种共有或共享的历史记忆。
“德国范式”的出现，正反映出这种新型“历史正义”规范的初步形成。国际社会或有关国家向前述三个国家施加压力的过程，都在不同侧面借用了德国这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正面典范。日本、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有关言行与德国的认罪、修补和清算极权主义的做法，在当今围绕历史认识产生的纷争中形成了比附和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着国际政治中关于权利/义务、合法/非法、正义/邪恶的认知。从施害者层面来看，反对类似于纳粹德国的邪恶和暴行，像当今德国那样去认罪—悔改—修补，已经成了当今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和推崇的行为准则。从受害者层面来看，向犹太人那样去发掘、建构和传播遭受暴行的历史事实，以此为据坚持追讨“历史正义”，并在施害者认罪—悔改—修补的情况下报以宽恕与和解，则是广受期待的“合宜”行为。德国成了国际社会衡量“历史正义”问题的一把新标尺。德国和犹太人对待纳粹德国历史罪责的做法成了广受推崇和援引的榜样。
战后，德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直致力于修补与当年受害者的关系，深化与邻国的历史性和解进程。德国不仅接受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而且一直在对旧纳粹党徒实现自我清算，一直在为纳粹的侵略和暴行反省和道歉，仍然在为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大量支付赔偿。德国仍然坚持“直面历史”，其历史教科书中也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历史置于关键位置。德国是前南联盟特别刑事法庭、卢旺达特别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关键支持者。德国领导人也都热心地在国际舞台推广关于认罪—悔改—和解的“德国经验”。
德国政府对犹太人等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进行历史性修补的意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否定大屠杀、种族排外、反犹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等思想和行为很容易让人担忧纳粹主义回潮，因此在德国被纳入“政治不正确”范畴，甚至成为“社会禁忌”和刑法惩戒的对象。德国这种做法也不是西方世界的特例。西方许多国家为它们当年在纳粹实施大屠杀期间的旁观、协从甚至参与行为进行道歉和修补，并于2000年通过联合国推动设立了“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西方国家政府还为其他的一些“非正义”行为进行道歉和修补，形成了一种“道歉文化”：如美国政府为历史上对非裔的歧视进行道歉并对非裔实施特惠性的“肯定性行动”，为二战期间日裔受到不当拘押而道歉和赔偿，为历史上的“排华法案”而道歉;澳大利亚政府为历史上对土著人的迫害和屠杀进行道歉;加拿大政府对历史上的排华行为进行道歉;英国政府为殖民主义罪行道歉和修补，等等。
新规范的自由主义趋向
“德国范式”所体现的新“历史正义”规范，以现世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去重新审视和阐释过去时代（尤其二战时期）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来支持和强化现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整体上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这一规范要求直面并摒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过去，反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侵略、迫害和屠杀。“永不再演”（Never Again）这个流行语，对那些遭受侵害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实现国家富强，避免遭受侵害的历史重演。但对德国而言，意味着洗心革面，全面否定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暴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则是一种避免纳粹式专制和暴行历史重演的自我警示。另一方面，这一规范支持建立一种基于西方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治理和国际秩序。纳粹德国这个西方历史上黑暗的“噩梦”，被用做如今的“美国梦”和“德国梦”的反衬。在西方国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对内被用作公民价值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则常被用作鼓噪人道主义干预的有力话语。面对类似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大屠杀那样的大规模暴行，西方往往将之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开展大屠杀历史记忆和教育的组织，往往也是“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积极支持者。
不愿直面过去的暴行和罪责、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难免被其他西方国家视为西方阵营的“异类”。德国、美国等要求日本直面历史罪责，除了希望降低东亚国家之间的紧张，也是要求日本与他们在价值观方面保持一致。中国借助德国这个榜样在对日历史观斗争中获得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德国范式”所包含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此外，还需考虑欧洲和解的曲折性、长期性及其不同于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应将“德国范式”理想化，也不可忽视西方（尤其美国）在介入东亚历史纷争过程中的战略考量及其带来的限制。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