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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晚年谈话录》 是金韵琴 （茅盾的内弟媳）1975年在茅盾先生家做客半年期间，与姐夫茅盾闲聊的私人记录，由作者据所记日记整理成文。作者“文字流利生动，笔锋常带感情，使叙述人神形俱现”（李何林语），是茅盾在此特定赋闲时期的生活起居和思想风貌的真实写照。
到茅盾家作客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我终于听从雁姐夫 （茅盾名沈雁冰。从40年代第一次见面起，我一直称呼他“雁姐夫”。这是因为我的丈夫孔另境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胞弟）的劝告，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上海，转道安徽，到北京雁姐夫家去作客。
从1974年6月15日开始，雁姐夫12次来信，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到了1975年5月9日，他甚至在信里说，不知道哪一天会“一睡下去就此再也不醒来”，所以一定要我申请退休，快去北京，不要在经济上多作计较。
由于雁姐夫一再诚恳地邀请，我终于写了报告，申请退休。6月4日，我领了最后一次工资。同事们举行了欢送会，大家为我能到茅盾家作长客而高兴。
谈郭沫若
七月十三日
雁姐夫看到我在阅读郭沫若的 《李白与杜甫》，就谈起郭沫若来了。
他转述别人对郭老的意见说，郭沫若的褒李贬杜，不少人有意见。有位专家说郭老先生有一个框框，是李好杜不好。比如说：李杜都饮酒，郭老却说杜饮酒不好，不说李饮酒不好；在信道方面，不说李信道，却说杜信道。李、杜都曾赞扬哥舒翰，但对李只当不看见，对杜却严肃批评。因此不少人私下说郭老不是实事求是的。——即使现在人不便直说，将来却难免有人要说的。
然后他谈到中苏边界的划界问题，说郭沫若在这方面是立了一功的。他说唐朝的李白，据说出生在“碎葉”这个地方。可是在古书上，刚巧这两个字破损得难以辨认，尤其是“葉”字底下的“木”字，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经郭沫若判断，这是“碎葉”。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划在苏联国境内，但可以看出，那一大片土地原来是我国的。因此郭沫若对中苏边界的划分，立了一个大功。
谈康生和邓拓
八月十二日
晚上，因谈到刘少奇的下落——不知他是否尚在人间，而引出了雁姐夫的回忆。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天，刘少奇突然召集一批人到中南海的紫光阁去开会。这些人中有康生、王冶秋、邓拓、齐燕铭等。雁姐夫作为文化部部长，也去了。
会后，刘少奇说：“你们几位等一等，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清楚。我接到报告，说邓拓利用职权，在荣宝斋以自己的画，自己定价，换取公家的名画。有这件事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邓拓当即辩解说：“事情是有的，但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我拿自己收藏的画，标价出售，看到别人的画，和我的标价相同，而且又觉得比我的好，就跟荣宝斋的同志商量，用自己的画换来了。”刘少奇说：“荣宝斋还不是因为你是北京市委管他们的上司，才肯让你按照你的意志换给你的吗！”邓拓说：“这不是我先想出来要这样干的，康生同志早已是这样做的。王冶秋同志可以作证。他是文物局局长，也知道这样的事。”当时康生也在场，听了邓拓的话，低头不语，显得十分尴尬。在座的人都很惊讶：邓拓竟敢当着康生的面这样说，使他下不了台。这时候，刘少奇就用婉转的语调，和悦地说：“邓拓同志，你就把那些换到的画拿去换回来，或者请荣宝斋的同志重新核实划价，把不足之数补出来。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发生的事。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拓很早就被揪出来了，被安上什么三家村之一的罪名，逼得他自杀了。这件事，很难说和康生没有关系。联系到标价换画的事，更使雁姐夫有这样的想法。对于康生，雁姐夫很早就有看法：文化大革命前，康生对京剧古装戏特别感兴趣，文化部有什么古装戏演出，他总是每演必到，尤其对 《李慧娘》、《敫桂英》等鬼戏，兴致更浓，拍手叫好，盛赞不已。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立即180度转变，跟着江青，批判起鬼戏来了。因此，雁姐夫最后说：“难道他不应该首先批判他自己吗？”
谈柯庆施
八月二十四日
“柯庆施又名柯怪君”，雁姐夫说，我很早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小，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国际开会，我国派了一个代表去苏联出席，这个代表就是他。他是见到列宁，跟列宁握过手的人。1921年冬，陈独秀住在上海渔阳里二号，有一天法租界捕房去陈家捕人，柯怪君也在，一同被捕，拘押五天后才保释。后来，我从新疆回来到达延安时，又遇见了他。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瘦小，长得又高又大了。站在旁边的人开玩笑说：“他是有名的酒家之一。所谓‘酒家’，是说他会喝酒。全国解放后，他先在南京当市长，后来当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抓起文艺来了。当然，他的身体比我好，年纪比我轻，但想不到他会死得比我早。”
为周钢鸣写字
七月十一日
周钢鸣曾经从广东来信，请雁姐夫写字。
今天上午，天气晴朗，雁姐夫精神很好，在起居室里走了两圈，对我说：
“韵嫂，请你帮个忙，我给广东的周钢鸣写字，还掉这笔债。”
我应了一声，立刻拿出笔墨纸砚，磨好了墨。
雁姐夫给周钢鸣写的，是一首他过去创作的诗，题目是 《在海口观海南歌舞团演出》。他在1962年初有海南之行，这是到达海南岛后在海口市观看海南歌舞团的演出以后所写的诗篇，诗里歌咏南国风情，写给广东省的周钢鸣，正合适。全诗共八句：
黎家歌舞汉家女，幼苗新培茁如许。
旧谱清词翻慢调，声声如闻蕉滴雨。
一奏三弄思若抽，曲终镗庆丰收。
庆丰收，于何有？归功于人民公社。
写完了给周钢鸣的条幅，还剩下很多墨汁，雁姐夫说：
“给你也写一幅吧。” 我很高兴。
雁姐夫选了一首 《观朝鲜艺术团表演扇舞》，是1958年12月在北京创作的。全诗是： 素袖轻扬半折腰，连环细步脚微挑。
低徊画扇百花绽，炫转长裾万柳飘。
鸾哕龙吟焕星斗，风驰云卷出虹桥。
曲终更见深心处，嫩绿重台捧赤幖。
因为我磨着墨时，只觉得迎鼻扑来的是一股清香味儿，再看看他写下的墨迹，又黑又亮，就好奇地问：
“这块墨，看起来跟平常的墨差不多，怎么有一股香味，而且写出来的字，好像闪着乌光似的。”
“这是清朝宫内的贡品哪，是一种特制的墨。”雁姐夫解释说。
“这些墨，是政府送给我写字的。现在还留着几块，估计我是写不完的了。”
雁姐夫写完字，总要退后一步站得远些，从上到下瞧瞧字写得匀不匀，直不直。有时微笑点头，有时皱眉摇头。
谈章士钊
七月十二日
今天，谈起国共和谈的事，就很自然地谈到了章士钊。雁姐夫对章士钊很熟悉，他说：
“章士钊是个出名的爱说大话的人。他有三个老婆，分住在香港、上海、北京，是位瘾君子。去年九十多岁的时候死了。死前他曾夸口说，凭他的关系，可以使台湾和平解放。中央特派专机，把他从北京送到香港，以便转往台湾。不料在香港一病不起。死后，再派专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开了追悼会。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骂他是‘吃十方’的，连青红帮也要吃，因他做过杜月笙的参谋。只是蒋介石因为国民党政学系里有不少人是章士钊的同学或老友，曾与章有纠葛，在蒋介石面前说他的坏话，因此得不到蒋介石的任用。章士钊著有 《柳文指要》 一书，定稿于1964年，那时他八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章士钊见形势不好，连忙主动向中华书局提出，要将该书抽回，不再出版。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外交路线有变化，中华书局才决定出版 《柳文指要》 大字本，共三套，定价三十余元。书是徐调孚校对的。然而徐调孚在1971年已经退休，为了出版这部书，特地把他从南方请到北京来。中华书局给这部书写了个‘前言’。章士钊的女儿看了不满意，要求修改。中华书局作了改动，但对章士钊的治学观点和方法仍作了必要的批评，说他‘未能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解释柳文，对社会发展的论述持有循环论的错误看法，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严格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章士钊的女儿坚持要把这些话删去。其实这样的批评，对章士钊还是客气的。中华书局估计他女儿又会提出意见，因此事先把‘前言’送给周总理看过，周总理表示同意。当他女儿提出意见时，书局回答说周总理已经同意，再要删改，请向国务院提出。这样，他女儿才算作罢。其实，任何书文，作为读者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公证人，会作出历史的判断；客观存在的事物，谁也不能歪曲，任何主观的毁誉是不会起作用的。”
化名和笔名
七月十六日
济南三中的包子衍，把 《鲁迅日记》 中有关雁姐夫的事，一一摘录整理，寄来请他审阅。雁姐夫改了两处。其他小地方，因为是一些小事，也就算了。另外，问“方保宗”和“明甫”是不是他在当时的笔名。雁姐夫说：
“这些都不是笔名，而是我的化名。 ‘方保宗’，是我在日本时用的化名。‘明甫’，是我在国内用的化名。因为我每次搬家，都要改换一个名字。”
我想到了雁姐夫与另境通信时，经常用一个“玄”字署名，便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
“这是我笔名‘玄珠’的简写。玄珠是有典故的，出在 《庄子》 里，说的是一个国王丢失了一颗玄珠，一再命人去找，找不到。最后终于找到了。”
说着，雁姐夫从书架上很快找出一本 《庄子集解》。他翻查了一阵，在 《天地篇》 里指给我看以下一段文字：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雁姐夫一面念，一面解释：
“玄珠，意思就是真理。用智慧得不到，用眼睛也得不到，用聪明也得不到，而无心却独得真理也。庄子的道学是玄虚的，须在遐思中得之。”
《庄子》 这部书，是雁姐夫在湖州中学念书时念过的。“玄珠”这个笔名，在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写文章时就已经使用了。我很惊奇地发现这本书上盖有“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的印章。可见雁姐夫对 《庄子》 很有兴趣，非但“玄珠”的笔名典出《庄子》，而且到了老年还在经常翻阅呢。
（选自《茅盾晚年谈话录》/金韵琴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到茅盾家作客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
我终于听从雁姐夫 （茅盾名沈雁冰。从40年代第一次见面起，我一直称呼他“雁姐夫”。这是因为我的丈夫孔另境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胞弟）的劝告，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上海，转道安徽，到北京雁姐夫家去作客。
从1974年6月15日开始，雁姐夫12次来信，邀请我去他家作客。到了1975年5月9日，他甚至在信里说，不知道哪一天会“一睡下去就此再也不醒来”，所以一定要我申请退休，快去北京，不要在经济上多作计较。
由于雁姐夫一再诚恳地邀请，我终于写了报告，申请退休。6月4日，我领了最后一次工资。同事们举行了欢送会，大家为我能到茅盾家作长客而高兴。
谈郭沫若
七月十三日
雁姐夫看到我在阅读郭沫若的 《李白与杜甫》，就谈起郭沫若来了。
他转述别人对郭老的意见说，郭沫若的褒李贬杜，不少人有意见。有位专家说郭老先生有一个框框，是李好杜不好。比如说：李杜都饮酒，郭老却说杜饮酒不好，不说李饮酒不好；在信道方面，不说李信道，却说杜信道。李、杜都曾赞扬哥舒翰，但对李只当不看见，对杜却严肃批评。因此不少人私下说郭老不是实事求是的。——即使现在人不便直说，将来却难免有人要说的。
然后他谈到中苏边界的划界问题，说郭沫若在这方面是立了一功的。他说唐朝的李白，据说出生在“碎葉”这个地方。可是在古书上，刚巧这两个字破损得难以辨认，尤其是“葉”字底下的“木”字，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经郭沫若判断，这是“碎葉”。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划在苏联国境内，但可以看出，那一大片土地原来是我国的。因此郭沫若对中苏边界的划分，立了一个大功。
谈康生和邓拓
八月十二日
晚上，因谈到刘少奇的下落——不知他是否尚在人间，而引出了雁姐夫的回忆。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天，刘少奇突然召集一批人到中南海的紫光阁去开会。这些人中有康生、王冶秋、邓拓、齐燕铭等。雁姐夫作为文化部部长，也去了。
会后，刘少奇说：“你们几位等一等，我还有一件事要问问清楚。我接到报告，说邓拓利用职权，在荣宝斋以自己的画，自己定价，换取公家的名画。有这件事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邓拓当即辩解说：“事情是有的，但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我拿自己收藏的画，标价出售，看到别人的画，和我的标价相同，而且又觉得比我的好，就跟荣宝斋的同志商量，用自己的画换来了。”刘少奇说：“荣宝斋还不是因为你是北京市委管他们的上司，才肯让你按照你的意志换给你的吗！”邓拓说：“这不是我先想出来要这样干的，康生同志早已是这样做的。王冶秋同志可以作证。他是文物局局长，也知道这样的事。”当时康生也在场，听了邓拓的话，低头不语，显得十分尴尬。在座的人都很惊讶：邓拓竟敢当着康生的面这样说，使他下不了台。这时候，刘少奇就用婉转的语调，和悦地说：“邓拓同志，你就把那些换到的画拿去换回来，或者请荣宝斋的同志重新核实划价，把不足之数补出来。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发生的事。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拓很早就被揪出来了，被安上什么三家村之一的罪名，逼得他自杀了。这件事，很难说和康生没有关系。联系到标价换画的事，更使雁姐夫有这样的想法。对于康生，雁姐夫很早就有看法：文化大革命前，康生对京剧古装戏特别感兴趣，文化部有什么古装戏演出，他总是每演必到，尤其对 《李慧娘》、《敫桂英》等鬼戏，兴致更浓，拍手叫好，盛赞不已。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立即180度转变，跟着江青，批判起鬼戏来了。因此，雁姐夫最后说：“难道他不应该首先批判他自己吗？”
谈柯庆施
八月二十四日
“柯庆施又名柯怪君”，雁姐夫说，我很早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小，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国际开会，我国派了一个代表去苏联出席，这个代表就是他。他是见到列宁，跟列宁握过手的人。1921年冬，陈独秀住在上海渔阳里二号，有一天法租界捕房去陈家捕人，柯怪君也在，一同被捕，拘押五天后才保释。后来，我从新疆回来到达延安时，又遇见了他。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瘦小，长得又高又大了。站在旁边的人开玩笑说：“他是有名的酒家之一。所谓‘酒家’，是说他会喝酒。全国解放后，他先在南京当市长，后来当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抓起文艺来了。当然，他的身体比我好，年纪比我轻，但想不到他会死得比我早。”
为周钢鸣写字
七月十一日
周钢鸣曾经从广东来信，请雁姐夫写字。
今天上午，天气晴朗，雁姐夫精神很好，在起居室里走了两圈，对我说：
“韵嫂，请你帮个忙，我给广东的周钢鸣写字，还掉这笔债。”
我应了一声，立刻拿出笔墨纸砚，磨好了墨。
雁姐夫给周钢鸣写的，是一首他过去创作的诗，题目是 《在海口观海南歌舞团演出》。他在1962年初有海南之行，这是到达海南岛后在海口市观看海南歌舞团的演出以后所写的诗篇，诗里歌咏南国风情，写给广东省的周钢鸣，正合适。全诗共八句：
黎家歌舞汉家女，幼苗新培茁如许。
旧谱清词翻慢调，声声如闻蕉滴雨。
一奏三弄思若抽，曲终镗庆丰收。
庆丰收，于何有？归功于人民公社。
写完了给周钢鸣的条幅，还剩下很多墨汁，雁姐夫说：
“给你也写一幅吧。” 我很高兴。
雁姐夫选了一首 《观朝鲜艺术团表演扇舞》，是1958年12月在北京创作的。全诗是： 素袖轻扬半折腰，连环细步脚微挑。
低徊画扇百花绽，炫转长裾万柳飘。
鸾哕龙吟焕星斗，风驰云卷出虹桥。
曲终更见深心处，嫩绿重台捧赤幖。
因为我磨着墨时，只觉得迎鼻扑来的是一股清香味儿，再看看他写下的墨迹，又黑又亮，就好奇地问：
“这块墨，看起来跟平常的墨差不多，怎么有一股香味，而且写出来的字，好像闪着乌光似的。”
“这是清朝宫内的贡品哪，是一种特制的墨。”雁姐夫解释说。
“这些墨，是政府送给我写字的。现在还留着几块，估计我是写不完的了。”
雁姐夫写完字，总要退后一步站得远些，从上到下瞧瞧字写得匀不匀，直不直。有时微笑点头，有时皱眉摇头。
谈章士钊
七月十二日
今天，谈起国共和谈的事，就很自然地谈到了章士钊。雁姐夫对章士钊很熟悉，他说：
“章士钊是个出名的爱说大话的人。他有三个老婆，分住在香港、上海、北京，是位瘾君子。去年九十多岁的时候死了。死前他曾夸口说，凭他的关系，可以使台湾和平解放。中央特派专机，把他从北京送到香港，以便转往台湾。不料在香港一病不起。死后，再派专机把他的遗体运回来，开了追悼会。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骂他是‘吃十方’的，连青红帮也要吃，因他做过杜月笙的参谋。只是蒋介石因为国民党政学系里有不少人是章士钊的同学或老友，曾与章有纠葛，在蒋介石面前说他的坏话，因此得不到蒋介石的任用。章士钊著有 《柳文指要》 一书，定稿于1964年，那时他八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章士钊见形势不好，连忙主动向中华书局提出，要将该书抽回，不再出版。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外交路线有变化，中华书局才决定出版 《柳文指要》 大字本，共三套，定价三十余元。书是徐调孚校对的。然而徐调孚在1971年已经退休，为了出版这部书，特地把他从南方请到北京来。中华书局给这部书写了个‘前言’。章士钊的女儿看了不满意，要求修改。中华书局作了改动，但对章士钊的治学观点和方法仍作了必要的批评，说他‘未能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解释柳文，对社会发展的论述持有循环论的错误看法，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严格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章士钊的女儿坚持要把这些话删去。其实这样的批评，对章士钊还是客气的。中华书局估计他女儿又会提出意见，因此事先把‘前言’送给周总理看过，周总理表示同意。当他女儿提出意见时，书局回答说周总理已经同意，再要删改，请向国务院提出。这样，他女儿才算作罢。其实，任何书文，作为读者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公证人，会作出历史的判断；客观存在的事物，谁也不能歪曲，任何主观的毁誉是不会起作用的。”
化名和笔名
七月十六日
济南三中的包子衍，把 《鲁迅日记》 中有关雁姐夫的事，一一摘录整理，寄来请他审阅。雁姐夫改了两处。其他小地方，因为是一些小事，也就算了。另外，问“方保宗”和“明甫”是不是他在当时的笔名。雁姐夫说：
“这些都不是笔名，而是我的化名。 ‘方保宗’，是我在日本时用的化名。‘明甫’，是我在国内用的化名。因为我每次搬家，都要改换一个名字。”
我想到了雁姐夫与另境通信时，经常用一个“玄”字署名，便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
“这是我笔名‘玄珠’的简写。玄珠是有典故的，出在 《庄子》 里，说的是一个国王丢失了一颗玄珠，一再命人去找，找不到。最后终于找到了。”
说着，雁姐夫从书架上很快找出一本 《庄子集解》。他翻查了一阵，在 《天地篇》 里指给我看以下一段文字：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雁姐夫一面念，一面解释：
“玄珠，意思就是真理。用智慧得不到，用眼睛也得不到，用聪明也得不到，而无心却独得真理也。庄子的道学是玄虚的，须在遐思中得之。”
《庄子》 这部书，是雁姐夫在湖州中学念书时念过的。“玄珠”这个笔名，在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写文章时就已经使用了。我很惊奇地发现这本书上盖有“玄珠六十八岁后所读书”的印章。可见雁姐夫对 《庄子》 很有兴趣，非但“玄珠”的笔名典出《庄子》，而且到了老年还在经常翻阅呢。
（选自《茅盾晚年谈话录》/金韵琴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