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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28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简讯，题为“四库全书珍本赠苏联”。同一天，北平《世界日报》也刊载“我国赠苏四库全书珍本，已于前日交苏联图书馆”简讯一则。这上海、北京报载的两则简讯，均系转发“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电”。
报道中所谓“珍本”，实际上是指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将四库全书原本影印，且只挑选其中“最少见的书籍二千册”，故曰“珍本”。此外，这则报道还向都市民众“科普”了四库全书现状，曾经的七部原在何处，如今又保存得如何等等。在“科普” 了之后，民众们可以得知，四库全书传世七部，当时还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只有两部半了。而这两部半中，能在上海看到的，也即商务印书馆能在上海影印的，只有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显然，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兵焚劫掠之后，从晚清的英法联军入侵到眼前的日军入侵，四库全书历诸次劫难而仅存两部半，更显珍贵。此次送赠苏联的“珍本”虽是影印本，但作为“国礼”，中国政府的郑重其事，也是可想而知的。
两天后，追踪报道接踵而至。1936年4月1日，上海《立报》采访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刊出访谈内容，其中约略提到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前因后果。这篇访谈，给出了关于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基本数据。如1933年6月开印，1935年7月印成，历时整整两年。又如总印数1500部，送150部给教育部，刚好占到总印数的十分之一;1500部扣除送教育部的150部，实际用于销售的只有1350部。又如预约价500-600元，现购则需800元。还谈到该书销量不佳的问题，如今看起来，用于销售印量的1350部已售出1000部，业绩还是不错的。毕竟，其售价800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已是颇为昂贵的价格了。
售价800元，昂贵到什么程度？须知，这800元即是以800银圆（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 1等值兑换）记价，而不是以抗战结束后疯狂扩发的，已巨幅贬值的法币来计价的。于普通民众而言，800银圆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概念，可观到什么程度？几乎可以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姑且以鲁迅（1881-1936）购房为例，试析之。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此看来，当年四库全书珍本的售价，几乎等同于一座北平四合院的价格。可谓昂贵，也正合“珍本”之档次。
事实上，“四库全书珍本”之珍贵，还不完全归功于其影印底本之珍罕，也不完全体现于其售价之昂贵，更在于它印制历程的非同寻常、得来不易。众所周知，文渊阁四库全书，原在北平故宫，归故宫博物院管辖，只因抗战军兴，古物南迁，才暂时搬运至上海的。总部本就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工作可谓近水楼台、就近方便。但殊不知，这部“珍本”的诞生，还曾一波三折，险些中途夭折。那么，这究竟又从何说起呢？
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就已呈请政府，请求借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直到1933年才获准开印，历时近10年。在这10年时间里，深藏故宫文渊阁里的四库全书原本，到底能不能运至上海实施影印，从政府内部到社会各界，都争议极大，商务印书馆一次次地被推到社会舆论的峰口浪尖。
据1935年商务印书馆向预约订户发布的《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所载，在1924年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呈请已获政府批准，且馆方已派人至北平点收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但点装至三分之一时，“忽奉公府秘书处公函，阻止装运，事因中止”。次年，1925年，“政府明令改将文津阁全书点交敝馆影印，教育部与敝馆签订合同。全书装点完毕，正拟请拨专车起运，适战事发生，交通阻滞。延至十五年秋，敝馆呈请照约起运，事又中变，签约无效。”看来，政府当局的出尔反尔，让影印四库全书之事，横生枝节，始终难以实施。这段历程，就发生在冯玉祥“逼宫”事件与故宫博物院成立期间，时局动荡不定，权力机构屡经更迭，公函批文遂成一纸空文。
《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在概述上述种种波折之后，直接“跳”到了1933年4月再次呈请国民政府获准之事迹，就算是做了一个看似“圆满”的收场。那么，其间8年时光，就真的空白无事，无话可说了吗？这8年时光，商务印书馆又为什么没有开展影印工作呢，这其中是否又另有隐情？还好，在北平《世界日报》（以下“报载”均指为该报刊载）的版面上，这8年间，事关影印四库全书的种种议论与事件却颇多，足可补注这“缘起”中失载的“空白期”。
1926年7月8日，报载“教育部开部务会议”新闻一则，提到“次某部员提议谓四库全书因影印关系，俱用箱装好，存在国立图书馆。现届霉天，若不赶速运印，不但与阅者不利，诚恐有虫蚀之虞。讨论结果，佥以原订影印四库全书，部中须先拿出钜款，现值中央财政困蹶之秋，恐难办到。应与商务印书馆另订办法，俾便将箱启封。”——原来，按照原订合同，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非但不会付教育部“版税”;相反，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属共同承印，还需塾付相当数额之“钜款”。又因当时财政困难，此事当然就无法成行了。
7月10日，报载“教部改订影印四库全书办法”简讯一则，称“兹闻该部当局将与商务印书馆重订合同，改为轮流影印，庶较便利云云。”——这里提到的“轮流影印”究系何义，没有明确解释，但揣测起来，应当是一部分一部分分批影印之义，后来印制完成的所谓“初集”，可能就正是“轮流影印”的第一批之意罢。
8月13日，报载“教部批驳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简讯一则，称“教部查此次订印四库本旨，不但使该印书馆承印发售，宣传文化，并拟分赠友邦，藉以发扬国光。故特种三十部之订印，尤为需要。自应与原订承印甲乙两种四库全书合同同时履行。以符原议。现已由国务会议议决将此项订印特种四库全书之款，归财政部筹拨，应俟筹款就绪，再行商订开印办法。原呈所称如政府财府为难，可将特种三十部，取消不印，先行赶印甲乙二种等语。与原议宗旨未合，应无庸议。此批。”——教部当局的批复出来了，但只是盯着特种三十部到底印还是不印的枝节问题，来批评商务印书馆不识大體。关键是印费仍然是无法到位的，四库全书原本何时运至上海影印，更无一字提及。批复“官腔”十足，却毫无推进此事的任何实质性答复;这恐怕是任何年代，任何政府机构的作风皆如此罢。看来，从北洋政府到冯玉祥、段祺瑞、杜锡珪的军政府，影印四库全书之事，始终未能再进一步。 1927年2月28日，报载“教部进行提用法款，校缮四库全书”，称先要校缮四库全书，“补足京师图书馆及奉天、杭州所储缺本”。这样一来，影印之事，更遥遥无期了。直到6年之后，北京已改称北平，业已归国民政府统一管辖之后，影印之事才突然出现了转机。
1933年4月22日，报载“文渊阁之四库全书已绝版珍本，教部拟先行印行”简讯一则，称“教部以四库全书，关系我国文化至钜。该书原有七部，历经变乱……惟有文渊阁所藏，独为完善。若全部印行，经费难措。为便于实现起见，拟将其中未印行或已绝版之珍本，先行付印。”——此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一年多，东北已经沦亡于敌手，北平也岌岌可危了;故宫博物院正在筹划古物南迁，本就要南迁而去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才让当局长官们忽然想到了影印之事罢。
4月27日，报载“教部……呈行政院印行四库全书珍本”简讯一则，称“……文渊阁所藏独为完善，更有惠于印行，以资流通，而免失传之必要。惟值兹国难严重，全部印费筹措自属困难……拟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迭经本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前往北平调查研究，并赴沪接洽印刷情形，大致尚属可行。”——终于，教部认为影印时机成熟，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提出了请示。
6月11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教部已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消息一则。6月15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先印三百余种……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专题报道一则，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透露了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内幕种种，颇具史料价值。报道中蒋复璁称“此先印之三百余种，业经余及各专家會同选定，至选择之标准，以外间绝无留存之古本，只有抄本绝从未刻过，宋元间虽有刻本，而至今已散失无从寻觅者”;又称“至此次翻印底本，则决用文渊部，因文渊部抄写最早，错字较少，且因此次故宫博物院之古物，全部南迁，文渊部亦随各物运抵上海，更可减少一笔运费也”。最为关键的合同细节部分，亦有透露，称“其全部印工材料各费，均由商务印书馆担任，印就后送本处若干部，余听商务印书馆发售，本处抽取版税，版权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将来续印，须先得本处同意，续由本处抽纳版税等项。”——显然，这与先前章士钊代表教育部签订的那份“旧约”完全不同了，“旧约”中由政府承担的三十万印费已了无踪迹，且教部所辖、新成立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要从中抽取版税。看来，这国民政府的“新约”，的确与北洋政府的“旧约”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商务印书馆也无法再讨价还价，只能认账买单了。
最后，蒋复璁还强调了订立“新约”，启动影印四库全书工程之重大意义。他说，“四库全书之翻印，前曾于民十八年一度倡议，但因迭次政变，均未实现，今始于万难之中，完成夙愿，不可不谓中国文化史上之一大成功，实可庆幸。此不特表示政府当此国难严重、百端待举之际，犹不忘文化事业之创建，即对于国际文化之沟通，亦可了却一段心愿。盖我国当民十八时，曾允许法国将此书翻印后，送其一部，即在国际联盟大会中，亦曾公开宣布，俟翻印后，与各国交换，奈一再失约，未能履行，今后印就送去，亦可以实践前言。向各国交换其他各书，当可省却大项经费，而得多量珍贵之书，此实最有意义者也。”
6月19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合同即正式签订”消息一则，商务印书馆按“新约”开始影印四库全书，算是正式落定。7月16日，报载故宫博物院成立“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监委会”，这就意味着，商务印书馆不但要受政府当局的权力制约，还要接受来自故宫博物院方面严苛的专业监督。不久，确也因之再生枝节，复起波澜。
8月4日，报载“蔡元培等对影印四库全书呈教部表示各项意见”报道一篇，篇幅颇大，显示了来自文教界专家学者的巨大影响力。这篇2000余字的报道，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即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访谈内容、袁同礼与蔡元培联名呈请教部函件之内容、教部回复二人公函之内容。从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来看，学术界对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方式方法，基本持全面否定意见。否定理由有多种，但归结起来，无非有三种，一为影印底本不是最佳的，需要大量校勘工作;二为四库全书的内容本身也不完整，应当寻求更原始、更完整的古本加以影印;三为选择影印的“珍本”中，大多既非善本，也非孤本，学术价值不高。这些否定理由，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专业针对性;其中任何一项成立，影印四库全书工程都理应暂停。这就意味着，影印四库全书工程本身，不但要从长计议、暂缓实施;甚至于从学术价值层面而言，根本就没有必要影印原书。
教育部的回复也很有意思，明确地对上述否定理由一一予以驳回;而驳回的理由，几乎全部是从影印四库全书的可操作性层面提出的。的确，在政府当局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印、该怎么印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快尽可能保质保量印成的问题。这与学术界的观点，完全是无法对接的，根本无从讨化，只能以否定之否定，来达成肯定的执行指令。换句话说，学术界是把影印工程看作了学术研究本身，而政府想要的只是立此存照与分赠友邦，尽快印成了事罢了。
1933年11月10日，报载“影印四库全书已始摄片”简讯一则，标志着影印工作正式开启。至此，可谓尘埃落定，喧嚣一时的种种争论，官、商、学、教各界都暂时沉寂下来，只剩下商务印书馆开始操办各项实务了。最终，1935年7月，影印四库全书的工作告一段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终于印毕。
报道中所谓“珍本”，实际上是指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将四库全书原本影印，且只挑选其中“最少见的书籍二千册”，故曰“珍本”。此外，这则报道还向都市民众“科普”了四库全书现状，曾经的七部原在何处，如今又保存得如何等等。在“科普” 了之后，民众们可以得知，四库全书传世七部，当时还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只有两部半了。而这两部半中，能在上海看到的，也即商务印书馆能在上海影印的，只有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显然，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兵焚劫掠之后，从晚清的英法联军入侵到眼前的日军入侵，四库全书历诸次劫难而仅存两部半，更显珍贵。此次送赠苏联的“珍本”虽是影印本，但作为“国礼”，中国政府的郑重其事，也是可想而知的。
两天后，追踪报道接踵而至。1936年4月1日，上海《立报》采访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刊出访谈内容，其中约略提到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前因后果。这篇访谈，给出了关于四库全书珍本的一些基本数据。如1933年6月开印，1935年7月印成，历时整整两年。又如总印数1500部，送150部给教育部，刚好占到总印数的十分之一;1500部扣除送教育部的150部，实际用于销售的只有1350部。又如预约价500-600元，现购则需800元。还谈到该书销量不佳的问题，如今看起来，用于销售印量的1350部已售出1000部，业绩还是不错的。毕竟，其售价800元，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已是颇为昂贵的价格了。
售价800元，昂贵到什么程度？须知，这800元即是以800银圆（法币未贬值前，法币与银圆1： 1等值兑换）记价，而不是以抗战结束后疯狂扩发的，已巨幅贬值的法币来计价的。于普通民众而言，800银圆已是一个相当可观的经济概念，可观到什么程度？几乎可以在北平买下一座四合院！姑且以鲁迅（1881-1936）购房为例，试析之。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800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3间南房，3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此看来，当年四库全书珍本的售价，几乎等同于一座北平四合院的价格。可谓昂贵，也正合“珍本”之档次。
事实上，“四库全书珍本”之珍贵，还不完全归功于其影印底本之珍罕，也不完全体现于其售价之昂贵，更在于它印制历程的非同寻常、得来不易。众所周知，文渊阁四库全书，原在北平故宫，归故宫博物院管辖，只因抗战军兴，古物南迁，才暂时搬运至上海的。总部本就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工作可谓近水楼台、就近方便。但殊不知，这部“珍本”的诞生，还曾一波三折，险些中途夭折。那么，这究竟又从何说起呢？
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就已呈请政府，请求借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直到1933年才获准开印，历时近10年。在这10年时间里，深藏故宫文渊阁里的四库全书原本，到底能不能运至上海实施影印，从政府内部到社会各界，都争议极大，商务印书馆一次次地被推到社会舆论的峰口浪尖。
据1935年商务印书馆向预约订户发布的《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所载，在1924年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呈请已获政府批准，且馆方已派人至北平点收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但点装至三分之一时，“忽奉公府秘书处公函，阻止装运，事因中止”。次年，1925年，“政府明令改将文津阁全书点交敝馆影印，教育部与敝馆签订合同。全书装点完毕，正拟请拨专车起运，适战事发生，交通阻滞。延至十五年秋，敝馆呈请照约起运，事又中变，签约无效。”看来，政府当局的出尔反尔，让影印四库全书之事，横生枝节，始终难以实施。这段历程，就发生在冯玉祥“逼宫”事件与故宫博物院成立期间，时局动荡不定，权力机构屡经更迭，公函批文遂成一纸空文。
《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在概述上述种种波折之后，直接“跳”到了1933年4月再次呈请国民政府获准之事迹，就算是做了一个看似“圆满”的收场。那么，其间8年时光，就真的空白无事，无话可说了吗？这8年时光，商务印书馆又为什么没有开展影印工作呢，这其中是否又另有隐情？还好，在北平《世界日报》（以下“报载”均指为该报刊载）的版面上，这8年间，事关影印四库全书的种种议论与事件却颇多，足可补注这“缘起”中失载的“空白期”。
1926年7月8日，报载“教育部开部务会议”新闻一则，提到“次某部员提议谓四库全书因影印关系，俱用箱装好，存在国立图书馆。现届霉天，若不赶速运印，不但与阅者不利，诚恐有虫蚀之虞。讨论结果，佥以原订影印四库全书，部中须先拿出钜款，现值中央财政困蹶之秋，恐难办到。应与商务印书馆另订办法，俾便将箱启封。”——原来，按照原订合同，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非但不会付教育部“版税”;相反，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属共同承印，还需塾付相当数额之“钜款”。又因当时财政困难，此事当然就无法成行了。
7月10日，报载“教部改订影印四库全书办法”简讯一则，称“兹闻该部当局将与商务印书馆重订合同，改为轮流影印，庶较便利云云。”——这里提到的“轮流影印”究系何义，没有明确解释，但揣测起来，应当是一部分一部分分批影印之义，后来印制完成的所谓“初集”，可能就正是“轮流影印”的第一批之意罢。
8月13日，报载“教部批驳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简讯一则，称“教部查此次订印四库本旨，不但使该印书馆承印发售，宣传文化，并拟分赠友邦，藉以发扬国光。故特种三十部之订印，尤为需要。自应与原订承印甲乙两种四库全书合同同时履行。以符原议。现已由国务会议议决将此项订印特种四库全书之款，归财政部筹拨，应俟筹款就绪，再行商订开印办法。原呈所称如政府财府为难，可将特种三十部，取消不印，先行赶印甲乙二种等语。与原议宗旨未合，应无庸议。此批。”——教部当局的批复出来了，但只是盯着特种三十部到底印还是不印的枝节问题，来批评商务印书馆不识大體。关键是印费仍然是无法到位的，四库全书原本何时运至上海影印，更无一字提及。批复“官腔”十足，却毫无推进此事的任何实质性答复;这恐怕是任何年代，任何政府机构的作风皆如此罢。看来，从北洋政府到冯玉祥、段祺瑞、杜锡珪的军政府，影印四库全书之事，始终未能再进一步。 1927年2月28日，报载“教部进行提用法款，校缮四库全书”，称先要校缮四库全书，“补足京师图书馆及奉天、杭州所储缺本”。这样一来，影印之事，更遥遥无期了。直到6年之后，北京已改称北平，业已归国民政府统一管辖之后，影印之事才突然出现了转机。
1933年4月22日，报载“文渊阁之四库全书已绝版珍本，教部拟先行印行”简讯一则，称“教部以四库全书，关系我国文化至钜。该书原有七部，历经变乱……惟有文渊阁所藏，独为完善。若全部印行，经费难措。为便于实现起见，拟将其中未印行或已绝版之珍本，先行付印。”——此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一年多，东北已经沦亡于敌手，北平也岌岌可危了;故宫博物院正在筹划古物南迁，本就要南迁而去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本，才让当局长官们忽然想到了影印之事罢。
4月27日，报载“教部……呈行政院印行四库全书珍本”简讯一则，称“……文渊阁所藏独为完善，更有惠于印行，以资流通，而免失传之必要。惟值兹国难严重，全部印费筹措自属困难……拟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迭经本部派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前往北平调查研究，并赴沪接洽印刷情形，大致尚属可行。”——终于，教部认为影印时机成熟，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提出了请示。
6月11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教部已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消息一则。6月15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先印三百余种……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专题报道一则，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透露了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内幕种种，颇具史料价值。报道中蒋复璁称“此先印之三百余种，业经余及各专家會同选定，至选择之标准，以外间绝无留存之古本，只有抄本绝从未刻过，宋元间虽有刻本，而至今已散失无从寻觅者”;又称“至此次翻印底本，则决用文渊部，因文渊部抄写最早，错字较少，且因此次故宫博物院之古物，全部南迁，文渊部亦随各物运抵上海，更可减少一笔运费也”。最为关键的合同细节部分，亦有透露，称“其全部印工材料各费，均由商务印书馆担任，印就后送本处若干部，余听商务印书馆发售，本处抽取版税，版权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将来续印，须先得本处同意，续由本处抽纳版税等项。”——显然，这与先前章士钊代表教育部签订的那份“旧约”完全不同了，“旧约”中由政府承担的三十万印费已了无踪迹，且教部所辖、新成立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要从中抽取版税。看来，这国民政府的“新约”，的确与北洋政府的“旧约”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商务印书馆也无法再讨价还价，只能认账买单了。
最后，蒋复璁还强调了订立“新约”，启动影印四库全书工程之重大意义。他说，“四库全书之翻印，前曾于民十八年一度倡议，但因迭次政变，均未实现，今始于万难之中，完成夙愿，不可不谓中国文化史上之一大成功，实可庆幸。此不特表示政府当此国难严重、百端待举之际，犹不忘文化事业之创建，即对于国际文化之沟通，亦可了却一段心愿。盖我国当民十八时，曾允许法国将此书翻印后，送其一部，即在国际联盟大会中，亦曾公开宣布，俟翻印后，与各国交换，奈一再失约，未能履行，今后印就送去，亦可以实践前言。向各国交换其他各书，当可省却大项经费，而得多量珍贵之书，此实最有意义者也。”
6月19日，报载“翻印四库全书合同即正式签订”消息一则，商务印书馆按“新约”开始影印四库全书，算是正式落定。7月16日，报载故宫博物院成立“影印四库全书珍本监委会”，这就意味着，商务印书馆不但要受政府当局的权力制约，还要接受来自故宫博物院方面严苛的专业监督。不久，确也因之再生枝节，复起波澜。
8月4日，报载“蔡元培等对影印四库全书呈教部表示各项意见”报道一篇，篇幅颇大，显示了来自文教界专家学者的巨大影响力。这篇2000余字的报道，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即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访谈内容、袁同礼与蔡元培联名呈请教部函件之内容、教部回复二人公函之内容。从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来看，学术界对此次影印四库全书的方式方法，基本持全面否定意见。否定理由有多种，但归结起来，无非有三种，一为影印底本不是最佳的，需要大量校勘工作;二为四库全书的内容本身也不完整，应当寻求更原始、更完整的古本加以影印;三为选择影印的“珍本”中，大多既非善本，也非孤本，学术价值不高。这些否定理由，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专业针对性;其中任何一项成立，影印四库全书工程都理应暂停。这就意味着，影印四库全书工程本身，不但要从长计议、暂缓实施;甚至于从学术价值层面而言，根本就没有必要影印原书。
教育部的回复也很有意思，明确地对上述否定理由一一予以驳回;而驳回的理由，几乎全部是从影印四库全书的可操作性层面提出的。的确，在政府当局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印、该怎么印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快尽可能保质保量印成的问题。这与学术界的观点，完全是无法对接的，根本无从讨化，只能以否定之否定，来达成肯定的执行指令。换句话说，学术界是把影印工程看作了学术研究本身，而政府想要的只是立此存照与分赠友邦，尽快印成了事罢了。
1933年11月10日，报载“影印四库全书已始摄片”简讯一则，标志着影印工作正式开启。至此，可谓尘埃落定，喧嚣一时的种种争论，官、商、学、教各界都暂时沉寂下来，只剩下商务印书馆开始操办各项实务了。最终，1935年7月，影印四库全书的工作告一段落，“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终于印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