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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联动机制
——全市31个市级牵头及配合部门、38个区县政府及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全力参与，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统筹联动机制
2013年8月，市委、市政府要办好22件民生实事——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赫然居首。
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市级牵头部门达五个，参与区县更是密布“一圈两翼”。
如此浩大工程，如何协同推进？
顶层设计“集团军”
2013年年初的一天，市国土房管局。
一上班，干部董秘的目光就被办公桌吸引住了。
桌面上，放着一份文件——《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的意见》。
“2013—2017年，全市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50万人……”董秘翻开文件，心潮有些澎湃。
“这可是场硬仗。”她说，“生态扶贫搬迁牵扯面广、涉及群体庞大，如果大家各自为政，不仅影响效率，甚至可能好心办坏事。”
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
“大型扶贫工程由相关职能部门分散牵头，可能会导致以下问题。”一位扶贫干部这样总结——
一是容易造成补助标准不一。
二是容易导致部门间“踢皮球”。
三是各部门进度不一，影响全盘。
新一轮搬迁，如何克服以上问题？
2013年6月，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一次会。
针对统筹协同问题，这次会议连下“猛药”——
市级战略层面，建立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片联系制度，直接负责所联系区县的督查、协调和指导。
区县战术层面，建立参与区县领导和部门“分点（片）包干”工作责任制度。
政令畅通层面，相关计划由市有关部门会同市发改委下达，由有关区县统一组织实施。
很快，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集团军”建制成形。
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三大环节，“集团军”很快就战力凸显。
资金打捆助“搬出”
2013年年初的一天，城口县岚天乡。
“农户搬家，政府还有补贴？”听人谈起搬迁政策，贫困户李成林心里一热。
他赶紧向村干部打听。
“自己也要出一些——我没钱。”李成林心又凉了。
在“搬得出”环节，“没钱”成为一大瓶颈。
据测算，农村搬迁成本主要有三项——新建或新购房屋以及获取宅基权费用，水、电、气等入户费，搬迁产生的运输、人工等费用。
三项成本相加，让不少贫困农户望而却步。
“如不突破这个困境，就可能导致‘搬富不搬贫’。”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让农民‘搬得出’，不能单纯靠政府投钱。”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说。
针对这个问题，五个市级牵头部门突破行政壁垒，整合各自掌握的政策资金，推出了差异化补助体系——
一是大幅提高专项扶贫搬迁补助标准，根据农户个体经济状况进行差异化补助。
二是将国土整治、危旧房改造、基础建设等资金打捆使用。
三是创新农村宅基地复垦地票制度，弥补贫困农户资金缺口。
很快，李成林就从中受益。
2013年9月下旬，李成林搬进了新家——在大洪坝生态移民安置点，他拥有了一套面积约200平方米的新房。
“通过地票交易、贫困补助、费用减免……房屋总价约15万元，我只出了5万元。”李成林笑出了声。
协同建设助“稳住”
“安置点有没有公路？”
“政府管不管‘三通’？”
“电话线哪个来装？”
听到乡里要搞生态扶贫搬迁，胡秀英脑中冒出一串问号。
胡秀英老家位于酉阳县木叶乡梨耳村六组，由于不通公路，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当生态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她立即决定参与。
可搬迁安置点的硬件条件，却成了胡秀英的“心结”。
“如果安置点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我还搬下去干啥子？”她说。
胡秀英的“心结”，凸显出“稳得住”环节的一个悬念——安置区硬件环境，能否达到搬迁户预期？
为此，各牵头部门会同教育、水利、交通、卫生等部门及相关区县，进行了一连串探索——
首先，结合区县具体安置点实际，将生态扶贫搬迁和其他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结合，整合资金，实现妥善配套。
其次，整合國土、城建、农业、水利等部门建设资源，集中用于安置区道路、供水、供电等公共设施建设。
再次，针对不同安置点情况，通过区县次级协调和整合，推出个性化建设方案。
这样的协同作战，让胡秀英看到了希望。
木叶乡生态扶贫搬迁启动之初，乡党委、政府宣布了配套政策——整合扶贫政策，给予每个搬迁户1.2万元的硬件补助；同时，水、电、闭路电视、绿化等设施，也全部由相关部门配套解决。
听到这个消息，胡秀英心里的“结”被解开了。
资源合力助“致富”
19岁那年，唐云顺走出位于秀山县梅江镇兴隆坳村的家，加入打工大军。
其间，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
迫于生计，唐云顺夫妇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继续外出谋生。
从此，“一家团圆”和“回乡创业”成了他的两个梦想。
“市里在搞生态扶贫搬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2013年，唐云顺夫妇回乡探亲，听说了这个消息。
唐云顺顿时忐忑起来。
“我想搬家。”他挠着头琢磨，“但下山后一家人如何生活——难不成继续出去打工？”
唐云顺的犹豫，凸显出生态扶贫搬迁的第三个难关——如何能致富？
针对这个问题，“集团作战”再一次显示威力——
一是提前规划，在安置区的选址上，以城郊、产业园和旅游景区周边等地区为重点，搬迁户可就近务工或发展乡村旅游等。
二是鼓励自愿进城的搬迁户，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区集中，同时提供稳定的就业配套服务和公共基础服务。
三是鼓励愿意继续务农的搬迁户，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和乡村服务业，同时引导其加入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获得财产性收入。
与此同时，各区县又结合区域实际，力争“让每户搬迁户都有一个就业机会或致富项目”。
瞧着帮扶政策一波波出台，唐云顺不再犹豫。
当年，他领着一家老小下了山。
“在镇党委政府和县农委等部门帮助下，我开起了建材店。开业第一个月，就收入4000元！”乔迁新居之际，他的两个梦想都成了现实。
联动机制
——全市31个市级牵头及配合部门、38个区县政府及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全力参与，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统筹联动机制
2013年8月，市委、市政府要办好22件民生实事——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赫然居首。
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市级牵头部门达五个，参与区县更是密布“一圈两翼”。
如此浩大工程，如何协同推进？
顶层设计“集团军”
2013年年初的一天，市国土房管局。
一上班，干部董秘的目光就被办公桌吸引住了。
桌面上，放着一份文件——《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的意见》。
“2013—2017年，全市完成高山生态扶贫搬迁50万人……”董秘翻开文件，心潮有些澎湃。
“这可是场硬仗。”她说，“生态扶贫搬迁牵扯面广、涉及群体庞大，如果大家各自为政，不仅影响效率，甚至可能好心办坏事。”
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
“大型扶贫工程由相关职能部门分散牵头，可能会导致以下问题。”一位扶贫干部这样总结——
一是容易造成补助标准不一。
二是容易导致部门间“踢皮球”。
三是各部门进度不一，影响全盘。
新一轮搬迁，如何克服以上问题？
2013年6月，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一次会。
针对统筹协同问题，这次会议连下“猛药”——
市级战略层面，建立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片联系制度，直接负责所联系区县的督查、协调和指导。
区县战术层面，建立参与区县领导和部门“分点（片）包干”工作责任制度。
政令畅通层面，相关计划由市有关部门会同市发改委下达，由有关区县统一组织实施。
很快，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集团军”建制成形。
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三大环节，“集团军”很快就战力凸显。
资金打捆助“搬出”
2013年年初的一天，城口县岚天乡。
“农户搬家，政府还有补贴？”听人谈起搬迁政策，贫困户李成林心里一热。
他赶紧向村干部打听。
“自己也要出一些——我没钱。”李成林心又凉了。
在“搬得出”环节，“没钱”成为一大瓶颈。
据测算，农村搬迁成本主要有三项——新建或新购房屋以及获取宅基权费用，水、电、气等入户费，搬迁产生的运输、人工等费用。
三项成本相加，让不少贫困农户望而却步。
“如不突破这个困境，就可能导致‘搬富不搬贫’。”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让农民‘搬得出’，不能单纯靠政府投钱。”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说。
针对这个问题，五个市级牵头部门突破行政壁垒，整合各自掌握的政策资金，推出了差异化补助体系——
一是大幅提高专项扶贫搬迁补助标准，根据农户个体经济状况进行差异化补助。
二是将国土整治、危旧房改造、基础建设等资金打捆使用。
三是创新农村宅基地复垦地票制度，弥补贫困农户资金缺口。
很快，李成林就从中受益。
2013年9月下旬，李成林搬进了新家——在大洪坝生态移民安置点，他拥有了一套面积约200平方米的新房。
“通过地票交易、贫困补助、费用减免……房屋总价约15万元，我只出了5万元。”李成林笑出了声。
协同建设助“稳住”
“安置点有没有公路？”
“政府管不管‘三通’？”
“电话线哪个来装？”
听到乡里要搞生态扶贫搬迁，胡秀英脑中冒出一串问号。
胡秀英老家位于酉阳县木叶乡梨耳村六组，由于不通公路，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当生态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她立即决定参与。
可搬迁安置点的硬件条件，却成了胡秀英的“心结”。
“如果安置点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我还搬下去干啥子？”她说。
胡秀英的“心结”，凸显出“稳得住”环节的一个悬念——安置区硬件环境，能否达到搬迁户预期？
为此，各牵头部门会同教育、水利、交通、卫生等部门及相关区县，进行了一连串探索——
首先，结合区县具体安置点实际，将生态扶贫搬迁和其他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结合，整合资金，实现妥善配套。
其次，整合國土、城建、农业、水利等部门建设资源，集中用于安置区道路、供水、供电等公共设施建设。
再次，针对不同安置点情况，通过区县次级协调和整合，推出个性化建设方案。
这样的协同作战，让胡秀英看到了希望。
木叶乡生态扶贫搬迁启动之初，乡党委、政府宣布了配套政策——整合扶贫政策，给予每个搬迁户1.2万元的硬件补助；同时，水、电、闭路电视、绿化等设施，也全部由相关部门配套解决。
听到这个消息，胡秀英心里的“结”被解开了。
资源合力助“致富”
19岁那年，唐云顺走出位于秀山县梅江镇兴隆坳村的家，加入打工大军。
其间，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
迫于生计，唐云顺夫妇把孩子交给老人照顾，继续外出谋生。
从此，“一家团圆”和“回乡创业”成了他的两个梦想。
“市里在搞生态扶贫搬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2013年，唐云顺夫妇回乡探亲，听说了这个消息。
唐云顺顿时忐忑起来。
“我想搬家。”他挠着头琢磨，“但下山后一家人如何生活——难不成继续出去打工？”
唐云顺的犹豫，凸显出生态扶贫搬迁的第三个难关——如何能致富？
针对这个问题，“集团作战”再一次显示威力——
一是提前规划，在安置区的选址上，以城郊、产业园和旅游景区周边等地区为重点，搬迁户可就近务工或发展乡村旅游等。
二是鼓励自愿进城的搬迁户，向旅游景区周边、工业园区附近、中心镇延伸地区集中，同时提供稳定的就业配套服务和公共基础服务。
三是鼓励愿意继续务农的搬迁户，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和乡村服务业，同时引导其加入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获得财产性收入。
与此同时，各区县又结合区域实际，力争“让每户搬迁户都有一个就业机会或致富项目”。
瞧着帮扶政策一波波出台，唐云顺不再犹豫。
当年，他领着一家老小下了山。
“在镇党委政府和县农委等部门帮助下，我开起了建材店。开业第一个月，就收入4000元！”乔迁新居之际，他的两个梦想都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