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化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文本会受到历史文化环境和译者自身主观因素的操纵，同时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构建文化，而文化翻译的任务是关注文化意义的传递。不同译者的翻译不同，正是受文化操纵的结果。通过比较分析韦利和辜鸿铭两位译者对《论语》中 “君子”和“小人”的翻译，可以找出各译本的优缺点以及与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文化翻译论;操纵论;君子;小人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了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输出政策。随着儒家思想在全球日益传播，儒学经典的翻译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孔子重要思想载体的《论语》，其翻译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根据巴斯内特在1990年提出的文化翻译理论，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因此，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功能对等的形式，成为了译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翻译，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想人格和道德，反省自己的言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文化翻译理论
“文化翻译”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翻译中的文化”，另一种是“翻译文化”。前者是对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侧重于本体研究，而后者则是将翻译结果进行文化层面的探讨[1]。巴斯内特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阐释翻译。她认为翻译从不在真空中，而是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发生，而翻译发生的语境必然影响翻译的方式[2]。
众所周知，文化是在人类行为中产生的，反之，文化也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文化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操纵人类的行为或取向。语言源于文化，并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对文化产生影响。语言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种语言所属的不同文化，尤其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对翻译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内容的改变和翻译措辞的使用等多方面。
无论译者的动机为何，翻译都是一定的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反映。文化翻译论认为，翻译一方面受到文化中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操纵，为权力服务;另一方面在目的语所属文化的演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被称为“操纵论”，后者被称为“文化构建论”，这两种理论构成了文化翻译理论的核心[3]。
“操纵论”认为，翻译会受到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制约，因此译者在对原文进行操作时，必须考虑目的语文化及两种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4]。实际上，翻译过程是一个协调的过程，译者必须权衡两种文化，使翻译适应不同文化和社会的需要。翻译作为一种根植于源语和目的语的社会活动，会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制约。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方式时，必须权衡众多文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权利一方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译者个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
翻译是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工具。翻译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文化构建。在意识形态方面，翻译可在目的语文化中传播新思想，建立新秩序。在文学方面，翻译可以给目的语文学带来新的启示。
3.《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文化翻译
孔子思想对于中国人的风度和思维方式的塑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语》作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经典，其中众多的文化负载词更是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通过对比研究理韦利和辜鸿铭两位译者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可以更深层次地解读译者行为，了解文化操纵翻译和翻译构建文化的内涵。
3.1 “君子”和“小人”的内涵
这两个词最初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地位。春秋中后期，人们认为“君子”知识渊博，因而开明、自信，而“小人”则目光短浅，缺乏才干，态度消极。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同时，“君子”很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而“小人”则可能表现得不得体，不文雅。孔子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中指出，“君子”淡然坦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西汉以来，“君子”的概念一直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君子”应该是无私的、乐于助人的，但“小人”则是自私自利的。此外，孔子认为一个非道德的人，即使是知识丰富、才华横溢，也不能被视为“君子”，真正的“君子”应该集才干与道德于一身[5]。
3.2 “君子”和“小人”的翻譯对比分析
对韦利和辜鸿铭英译本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文学的角度剖析译者的文化意识和翻译特点。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宗教、文化和社会等原因，欧洲人民对犹太居民曾一度怀有敌意和妒忌之心。面对来自欧洲人民的顽固偏见，犹太人阿瑟·韦利（1889-1966）以开放、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哲学，将东方文明引入了欧洲。韦利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在他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中可窥见一斑，如：
（1）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
A gentleman can see a question from all sides without bias.The small man is biased and can see a question only from one side.
（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Where gentle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moral force，the commoners set theirs upon the soil.Where gentlemen think only of punishments，the commoners think only of exemptions.[6]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韦利使用归化法，选择用gentleman来翻译“君子”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他对于“绅士”的道德品性十分熟悉，认为这个充满勇气和仁爱等美德的理想社会群体正与“君子”不谋而合。因此，他的翻译既能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又能使其表达简洁易懂，没有太多文化阻碍。但是，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关于绅士的背景资料，我们会发现和“君子”还不是完全对等的，因为欧洲绅士的头衔是以社会地位和财富为基础的，而在《论语》的背景下，人们被鼓励追求非物质享受和美德修养。
在这两个版本中，“小人”分别被翻译成small man和commoner。small man通常被解释为“矮瘦的人”，而不是“道德有问题的人”。因此，在第一句中，用mean man翻译能够体现“小人”的刻薄和自私。在第二句中，他使用的commoner只是指没有贵族血统和风范的人。如果要表达原文的含义，即“庸俗、爱小便宜的人”，可使用the Babbitts。
与韦利相比，辜鸿铭（1857-1928）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理解自有不同。辜鸿铭在欧洲名牌大学学习西方文化多年后，满怀热情地继续探索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感到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够透彻，因此，他致力于将中华经典翻译成英语，对抗盲目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向西方人宣传中国文化。来看一下他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
（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A wise man is dignified，but not proud.A fool is proud，but not dignified.
在他的译本中，大多数情况下“君子”都被翻译成good and wise man。在此句中，“君子”指的是“知识渊博、聪明但不会骄傲的人”，因此，他恰当地使用了wise man这个为西方人所熟悉的词组，来帮助西方读者和学者更容易地理解这一概念。“小人”被翻译成fool，既能与wise man相对应，又能使译文简洁，符合文学原则。
（4）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
A gentleman never competes in anything he does，except perhaps in archery.[7]
和韦利一样，辜先生也用gentleman作为“君子”的英文对等词，用归化的方法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概念。尽管这种方法是否恰当仍存在争议，但在此处是可取的，毕竟此句中“君子”的做法与西方绅士在武斗时的礼节有相似之处，可以方便西方人了解《论语》经典。
翻译有助于传播和保持经典作品的活力，它容易被读者信任，会颠覆过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构建新的文化秩序。但是任何一个译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意识形态传输到译本中，对读者造成影响。与其他汉学家相比，韦利更倾向于忠于原著，从更客观的角度观察东方文化。他主要采用归化的方法，用gentleman来翻译“君子”。辜鸿铭希望在不带偏见的情况下，把中国文化正确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根据原文中“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内涵，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尊重和认可。
4.结语
从文化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会受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译者的主觀情感也会影响翻译。另外，翻译也有助于文化的建设，促进文化的传播和振兴。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君子”和“小人”的翻译，可以发现20世纪初的翻译家在立场、思想观念、个人经历和文学鉴赏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他们为了满足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使用不同策略重新诠释作品，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胡德香.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6（3）：81-85.
[2][3][4]Bassnett，S.& Andre L.（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90.
[5]左建.“君子”、“小人”含义的历史演变[J].新乡学院学报，2014（1）：51-53.
[6]韦利，杨伯峻.论语（汉英对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辜鸿铭，王京涛.辜鸿铭英译经典：论语（中英双语评述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
关键词：文化翻译论;操纵论;君子;小人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了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输出政策。随着儒家思想在全球日益传播，儒学经典的翻译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作为孔子重要思想载体的《论语》，其翻译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根据巴斯内特在1990年提出的文化翻译理论，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因此，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功能对等的形式，成为了译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翻译，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理想人格和道德，反省自己的言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文化翻译理论
“文化翻译”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翻译中的文化”，另一种是“翻译文化”。前者是对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侧重于本体研究，而后者则是将翻译结果进行文化层面的探讨[1]。巴斯内特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阐释翻译。她认为翻译从不在真空中，而是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发生，而翻译发生的语境必然影响翻译的方式[2]。
众所周知，文化是在人类行为中产生的，反之，文化也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文化有能力以某种方式操纵人类的行为或取向。语言源于文化，并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对文化产生影响。语言包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种语言所属的不同文化，尤其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对翻译产生极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内容的改变和翻译措辞的使用等多方面。
无论译者的动机为何，翻译都是一定的文化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反映。文化翻译论认为，翻译一方面受到文化中盛行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操纵，为权力服务;另一方面在目的语所属文化的演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被称为“操纵论”，后者被称为“文化构建论”，这两种理论构成了文化翻译理论的核心[3]。
“操纵论”认为，翻译会受到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制约，因此译者在对原文进行操作时，必须考虑目的语文化及两种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4]。实际上，翻译过程是一个协调的过程，译者必须权衡两种文化，使翻译适应不同文化和社会的需要。翻译作为一种根植于源语和目的语的社会活动，会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制约。译者在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方式时，必须权衡众多文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权利一方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译者个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
翻译是社会文化构建的重要工具。翻译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文学两个方面进行文化构建。在意识形态方面，翻译可在目的语文化中传播新思想，建立新秩序。在文学方面，翻译可以给目的语文学带来新的启示。
3.《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文化翻译
孔子思想对于中国人的风度和思维方式的塑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语》作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经典，其中众多的文化负载词更是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通过对比研究理韦利和辜鸿铭两位译者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可以更深层次地解读译者行为，了解文化操纵翻译和翻译构建文化的内涵。
3.1 “君子”和“小人”的内涵
这两个词最初代表了不同的等级地位。春秋中后期，人们认为“君子”知识渊博，因而开明、自信，而“小人”则目光短浅，缺乏才干，态度消极。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同时，“君子”很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而“小人”则可能表现得不得体，不文雅。孔子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中指出，“君子”淡然坦荡，“小人”则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西汉以来，“君子”的概念一直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君子”应该是无私的、乐于助人的，但“小人”则是自私自利的。此外，孔子认为一个非道德的人，即使是知识丰富、才华横溢，也不能被视为“君子”，真正的“君子”应该集才干与道德于一身[5]。
3.2 “君子”和“小人”的翻譯对比分析
对韦利和辜鸿铭英译本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进行比较，可以从意识形态和文学的角度剖析译者的文化意识和翻译特点。
20世纪上半叶，由于宗教、文化和社会等原因，欧洲人民对犹太居民曾一度怀有敌意和妒忌之心。面对来自欧洲人民的顽固偏见，犹太人阿瑟·韦利（1889-1966）以开放、客观的态度研究中国哲学，将东方文明引入了欧洲。韦利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在他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中可窥见一斑，如：
（1）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第二》）
A gentleman can see a question from all sides without bias.The small man is biased and can see a question only from one side.
（2）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Where gentle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moral force，the commoners set theirs upon the soil.Where gentlemen think only of punishments，the commoners think only of exemptions.[6]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韦利使用归化法，选择用gentleman来翻译“君子”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他对于“绅士”的道德品性十分熟悉，认为这个充满勇气和仁爱等美德的理想社会群体正与“君子”不谋而合。因此，他的翻译既能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又能使其表达简洁易懂，没有太多文化阻碍。但是，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关于绅士的背景资料，我们会发现和“君子”还不是完全对等的，因为欧洲绅士的头衔是以社会地位和财富为基础的，而在《论语》的背景下，人们被鼓励追求非物质享受和美德修养。
在这两个版本中，“小人”分别被翻译成small man和commoner。small man通常被解释为“矮瘦的人”，而不是“道德有问题的人”。因此，在第一句中，用mean man翻译能够体现“小人”的刻薄和自私。在第二句中，他使用的commoner只是指没有贵族血统和风范的人。如果要表达原文的含义，即“庸俗、爱小便宜的人”，可使用the Babbitts。
与韦利相比，辜鸿铭（1857-1928）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理解自有不同。辜鸿铭在欧洲名牌大学学习西方文化多年后，满怀热情地继续探索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感到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够透彻，因此，他致力于将中华经典翻译成英语，对抗盲目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向西方人宣传中国文化。来看一下他对“君子”和“小人”的翻译：
（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A wise man is dignified，but not proud.A fool is proud，but not dignified.
在他的译本中，大多数情况下“君子”都被翻译成good and wise man。在此句中，“君子”指的是“知识渊博、聪明但不会骄傲的人”，因此，他恰当地使用了wise man这个为西方人所熟悉的词组，来帮助西方读者和学者更容易地理解这一概念。“小人”被翻译成fool，既能与wise man相对应，又能使译文简洁，符合文学原则。
（4）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论语·八佾》
A gentleman never competes in anything he does，except perhaps in archery.[7]
和韦利一样，辜先生也用gentleman作为“君子”的英文对等词，用归化的方法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概念。尽管这种方法是否恰当仍存在争议，但在此处是可取的，毕竟此句中“君子”的做法与西方绅士在武斗时的礼节有相似之处，可以方便西方人了解《论语》经典。
翻译有助于传播和保持经典作品的活力，它容易被读者信任，会颠覆过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构建新的文化秩序。但是任何一个译者都会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意识形态传输到译本中，对读者造成影响。与其他汉学家相比，韦利更倾向于忠于原著，从更客观的角度观察东方文化。他主要采用归化的方法，用gentleman来翻译“君子”。辜鸿铭希望在不带偏见的情况下，把中国文化正确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根据原文中“君子”和“小人”的不同内涵，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尊重和认可。
4.结语
从文化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会受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译者的主觀情感也会影响翻译。另外，翻译也有助于文化的建设，促进文化的传播和振兴。通过对比分析两个译本中“君子”和“小人”的翻译，可以发现20世纪初的翻译家在立场、思想观念、个人经历和文学鉴赏力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他们为了满足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使用不同策略重新诠释作品，并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和影响。
参考文献
[1]胡德香.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J].山东外语教学，2006（3）：81-85.
[2][3][4]Bassnett，S.& Andre L.（eds）.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90.
[5]左建.“君子”、“小人”含义的历史演变[J].新乡学院学报，2014（1）：51-53.
[6]韦利，杨伯峻.论语（汉英对照）[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7]辜鸿铭，王京涛.辜鸿铭英译经典：论语（中英双语评述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