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学界对鲁迅之“笑”的研究逐渐深入，但仍未对“笑”的价值及其背后的博爱精神进行完全辨析。本文以《野草》为例，从“笑”与“人生苦”的共生关系中探讨鲁迅的辩证思想，并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展示鲁迅内心的赤诚与“大爱”态度。同时，本文揭示了鲁迅的“笑”在形式上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意义与面对历史事实的主动姿态，对已有的鲁迅形象认知加以补充。
　　关键词：《野草》 笑 人生苦 爱 反叛与自觉
　　一、承认与理解鲁迅的“笑”
　　鲁迅的文学工作始终是以“抗争”为核心的，其目光凛冽，笔锋尖刻，总显出一副“战斗的愤怒相”。他留给公众的印象，往往如其笔下的“过客”般，“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又如“佛教上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看上去“严厉可畏”。这固然是魯迅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他战士精神的直接外化，也符合社会对其“民族脊梁”形象的期待视域，但鲁迅的另一种更隐秘、更冷静的生存方式——笑，却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是刻意绕避，这影射出大众对鲁迅的某种潜在的误解。即使是在最压抑时分创作而成的《野草》，也装下了他形形色色的“笑”，而只有正视、理解这一面的鲁迅，才能更完整、多元地领会其精神内涵。
　　许广平在回忆鲁迅生活时，提及他们常坐汽车去看电影，而当时人们对鲁迅仅有的这项娱乐也总感到“失望”，往往“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只“希望他最好像老僧入定般不眠不食，光是做工才觉满意”，许广平由此体悟到“社会对他的残酷冷遇”。这种“残酷”实际上来自于人们对“鲁迅精神”的虚构期待和维护心态，中华历来讲究大雅正声，要求英杰们把拯物济世的重担全写在脸上、行为上，好似抱负越大就越该不苟言笑、苦大仇深；若一旦承认了鲁迅的幽默和嬉笑，便仿佛减损了他的力量和威严。实际上，这恰恰落入了鲁迅所憎恶的“为尊者讳”传统思想，无形中将他神化、架空化，以至于当代青年一说起鲁迅，总有些不痛不痒的尴尬，仿佛在谈一个活在传说里的远古战神。近代学界已经开始更多地从平等的视角去认识鲁迅，关注他作为“人”的那一面，对他的生活和个性怀有更强的包容度。但这种转变也可能导致人们滑入另一极端：一是对其生活经历探究得过度细致，导致这类研究陷入无谓的琐碎，甚至同化成纯粹的史料学究，鲁迅的精神本质反而被置之一旁，以至于“浮滑，稀薄”；二是因长期习惯了仰视姿态，一朝变为平视，便不免生出些预期落空后的失望，对其所谓的“凡人面貌”感到不满甚至是不屑，形成逆反的嘲贬心理。我们应该看到，鲁迅身上的“自然人性”既是个人发展的主观产物，更是时代背景所造就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典型状态，它集中了中国转型期人们的情感波动与心理诉求，并通过“冷处理”加以升华，从而超越一般性情绪，凝练为独一无二的“鲁迅精神”。它的重要性绝不应停留在简单的批判臧否上，而应是对“性格形成”背后的过程性研究，将鲁迅这一个体与民族的、世界的人类个体对比观照，才能真正挖掘其社会意义，延续鲁迅精神中的现实主义与实践性。
　　另一方面，鲁迅的“笑”常被看作是刻薄的讽刺，予人以“尖刻”“无情”的印象。事实上，在鲁迅眼里，“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他在面对那些真正值得被“无情”对待的事物时，总是连嘲讽的笑都不屑于发出，连那“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也无意从中获得。鲁迅“笑”的对象，往往正是他热切关心、汲汲于拯救的对象，其中蕴含着的依然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悲悯精神和牺牲态度。但他作为一位前卫的先觉者，与落后的庸众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深刻的隔阂，以至于长久得不到理解和认可，反而屡屡遭受“杀戮”般的残害；这种不对等关系所带来的失望、孤独、愤怒，迫使鲁迅从“哀其不幸”走向“怒其不争”，从退让的容忍态度升至主动的鞭策行为，以狠狠的“笑”变相地抒发内心喷薄的热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面对无知民众时，往往只会表露出同情，到近代革命时期，则发展为训导式的所谓“启蒙”，始终停留在“我主你客”的牵引关系上，不免反映出其内心的自傲与空浮；鲁迅的“笑”，在这种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是扭曲的、冷酷的，但它实际上是以唤醒民众对自我主体性的认识为内在目标的，只是外裹了一层曲折的自我保护手段，这种“笑里藏针”的怒叹，体现出他对大众所抱有的平等态度，和对其潜力所赋予的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以及自身“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的深刻奉献意识。而且，他的“笑”并没有抵消或替代他对愚众的深沉挚爱，反而是在两种情感的相互作用中推向了各自的极致，形成了“爱憎并存”的复杂统一体，并由此反向深化了自身的牺牲精神。
　　二、“笑”与“人生苦”的共生关系
　　谈起旧社会的情绪，鲁迅最憎恶的便是“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充满中规中矩的端持和小心翼翼的防备，明明只剩下无情的麻木，却还要为迎合他人而作一番表面文章。这种“笑”不但空虚，还帮衬了自我欺骗的心理，为社会矛盾掩上了一张虚假的华布。至于革命时期再谈起“笑”，人们就容易回忆起曾经在“笑”面具之下的荒芜，于是便联想到空泛的理想主义，进而把所有“笑”都归入逃避现实的那一派里，不作区分地一律加以排斥。其实鲁迅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向排斥“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头文学家”，反对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思辨与实践相脱离的陈习，他最赞赏的始终是“埋头苦干的人”和“拼命硬干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积极探索的行动力；鲁迅本身的行事风格，与他所推崇的生存方式也是一致的，即“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从不停滞于苍白的理论。面对拥有强大实践品格的鲁迅的“笑”，我们是要对其可能存在的“超脱思想”进行慎重评判的。
　　鲁迅是敢于承认与直面“人生苦”的。他清晰地认识到“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这表明他是将人生苦难常态化看待的，并摒弃了现实中任何可能逃避苦难的退路。在《风筝》中，鲁迅想象中的哥弟二人“嚷着，跑着，笑着”放风筝的情景，便超离了现实苦痛，获得了纯粹的安宁与轻松，“笑”在此处是温情脉脉、毫不带杂质的；但他终究选择“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宁可让“我的心只得沉重着”，也不愿沉沦在“故乡的春天”里。这种对往事、故土的回望和诀别，体现了鲁迅在历经挣扎后抛却幻想，坚决正面审视和抗争“人生苦”的态度，而一边“惊异地笑着”，一边“说谎”的周作人，选择的终是另一条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之路。